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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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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张謇（1853～1926）
中国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脑人物。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1926年8月24日卒于同地。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败，张謇鉴于当时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兴办实业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许多重要企业，并创设淮海实业银行，形成以张謇为首的大生资本集团，其鼎时期的总资本约为三四千万元。张謇在经营实业的同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在本地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因创办实业、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东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会会长，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由于连年混战、外商对华倾销，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负债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著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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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人物生平
张謇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沧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力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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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人物评价
张謇
张謇（1853－1926年）。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他把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提高，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合并为南通大学。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了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直至50年代，**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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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纪念馆
张謇纪念馆
山张謇纪念馆
山略成南北走向，至北段，又延伸东去，折颈之处，便是大山门崖。大山门崖在山北，为普陀岩，其岩叠出如屋檐，其下可避风雨，上军山一般从此入，故称山门。其上刻“大山门崖”四字为民国年间所刻，其东石壁有测量海平面的刻记，门西有张謇气象台新路记一文刻于石上。普陀岩上方旧有一枝庵，为军山咽喉，山路即从庵前而过。普陀岩东为大小山茶湾，大湾在东，小湾在西。
此处岩壁之上，昔时长有众多山茶，花型大，故称大山茶湾。小山茶湾处，花型略小。当山麓皆水时，山花倒映水波，非常美丽。王业有游山茶湾诗：峭壁锁苍藤，危岩泻白练。
雨后看山茶，红飞霞片片。
普陀岩左（向西）为狮子窟。此处岩穴陡峭而中凹，左右嵬磊凸出如蹲狮，故称狮子窟。该处旧有水观庵，凌录宿水观庵诗云：“结宇傍岩曲，云热石灶冷。樵人止此宿，钟前发深省。风涛泼户狂，月露临窗靓。减寐出幽眺，身杂栢竹影。”水观庵往西再上，旧有浮杯庵。狮子窟南数十步的军山东南麓，有穿风洞，清虚高旷，形若二门，可南入而西出，又称石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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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从事实业的原因
1895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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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的名言
张謇
“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的名言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引张謇挚友刘厚生语)。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1)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2)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资、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3)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 ；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
(5)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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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思想转变
张謇
从张謇与孙云锦、吴长庆、李鸿章这三个淮系重要人物的关系入手，通过剖析张謇在淮系幕僚期间的人际交往，来考察他在这一时期亦即他爱国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初始阶段思想活动的轨迹。
一、张謇与孙云锦
孙云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咸同年间名满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后参加湘军（约咸丰十至十一年）、淮军（约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及李鸿章李鹤章兄弟信赖。他曾一度辅佐身为淮军亲军统领的李鹤章，且两人关系尤为相得（注：孙孟平辑：桐城孙先生遗书附年谱稿本，藏安庆图书馆，按：孟平为孙云锦长子，与张謇交甚笃。张謇并为之作校次孙开封集后序（见张謇全集第212页）惜未编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余在安庆图书馆所见，仅杂文录存及所编年谱（过简）耳。另：孙云锦与李鹤章关系，参见金松岑编淮军诸将领传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在淮军的组建和淮系的崛起过程中，孙云锦曾出过很大力气，是淮系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苏通州知州任上，孙云锦识拔了一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有建树的人物张謇。张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张彭年因兼祧外家吴氏，故迁居海门。张謇幼时颖异，被乡里目为神童。其父望子成龙心切，辗转托人，认如皋一张姓为同族，张謇遂“冒籍”参加县学考试，一举得中秀才，时年方16岁。风声传出，张謇为如皋人大肆攻击，并一度被县学羁押三月余。从此惹上了与如皋张氏纠缠不清的金钱讹诈和债务纠纷，前后历时近三年。张謇眼看家产荡尽，父亲心力交瘁，气愤之极，便于1871年11月向前来视学的江苏学政彭久余自行递禀，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顶回原籍”（注：啬翁自订年谱见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记，第833页。），彭立刻批请通州知州查复。孙云锦是一个爱才若渴的人，当即传询张謇晋见。不巧的是，张謇到时，孙恰有事外出，于是张“候客厅一时许，屡有觇余”（注：归籍记，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136页。）而张则“未尝徙倚，足未尝移易尺寸。”（注：张謇存稿，南通县图志杂纪。）从而给孙留下较好的印象。经过孙云锦的努力，最终将张謇拨归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许多年后，他在为孙先生作的七十寿序中深情地回忆：“謇贯通州而居海门，弱岁为人所苦，所谓冤与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孙先生七十寿序，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334页。）诚如张謇所言，孙云锦对他不光是“拯之”而且还“植之”1871年当年，张謇新从海门训导无锡文士赵菊泉授学，奉师命“尽弃向所读之古文”而重点改学桐城派古文（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3页。）。以桐城家学渊源著称的孙云锦，对此很是赞赏。
1873年底，孙云锦得知张謇乡试未中，而又家道艰难无力向学时，便主动邀请张謇到他新任职的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实际是幕僚性质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张謇正式进入孙府“执弟子礼”为了给张謇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先生馆余别院，兼与其二子东甫孟平，亚甫仲平共学，给余月十余金。”而当时“先生发审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5页。）从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孙府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张謇不仅学问大进，而且增加了历练，拓展了交流，开阔了眼界。通过孙先生的关系，张謇先后结识了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绣、惜荫书院山长薛时雨、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以及洪汝奎、杨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张謇的才气和个性，来宁之初，他即投考钟山书院，考官为丹徒韩弼元，将张文“摈不录”张即“负气投书，求示疵垢”但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借他名再试”结果钟山、惜荫两书院的山长李联绣、薛时雨皆取为第一，并先后传见，同时也批评了韩弼元。此事为孙云锦得知，索观书稿后说：“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须善养。”并代张謇向韩道歉，使张謇又惭愧又感动，获益匪浅。除了砥砺文学，张謇还伴随孙云锦赴淮安查勘渔滨河积讼案，赴江阴鹅鼻嘴炮台查勘工程进展。负责该项工程的，是号称儒将的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他对孙云锦执子侄礼，对张謇则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当孙云锦1875年冬因河运差委暂时离宁，吴长庆千方百计将张謇罗致自己幕中。此后，张謇虽然离开孙府，但仍书信通问，往返不绝。孙云锦回任江宁知府时，他虽在庆军军幕，仍一如既往，协助老师整理文案，起草书信；当孙云锦在1882年初因猫儿山命案牵涉暂时系狱，他即前往探视，并表示“公如被冤，愿生死从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对于这位集恩公、幕主、老师三位于一体的孙先生，张謇始终充满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孙云锦对他的教诲“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注：张謇日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记：“海师来谈，谓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此见道语也，敢不服膺。”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页。），他奉为终生服膺的圭臬，并身体力行。
1887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入幕相助。这时正值黄河郑州决口，张謇奉孙之命与其子孟平乘舟由开封至中牟查看水势，归后作郑州决口记，指出官吏贪墨中饱，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决口的主要原因。随后又以“论河工”五次向当时的河南巡抚倪文蔚致函（注：参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经济郑州决口记及论河工五致倪中丞诸函，第1－9页。），情痛词切，议论得法，很受倪氏重视。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进士出身，同治六年为李鸿章调入淮军襄办营务，是淮系重要官僚，和孙云锦有同乡袍泽之谊。他属意孙希望能将张謇延至自己幕中，并请张代拟疏塞大纲章程。在章程中，张謇力主参用西法，乘全河夺流，复禹故道。但当时督办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鸿藻和李鹤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门。张謇见意见不被采纳，而孙云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于是师生二人于年底年初先后返乡（注：据张謇日记，张约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孙约在该年正月各自返乡。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279、282页。）。
1892年2月，孙云锦与世长辞，讣告传来，张謇“为位而哭”泪如泉涌。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顾了孙夫子的一路扶持。“悯其未学召置门下，念其有亲而资分俸余。”认为自己“不见吐弃于贤豪长者，而人间犹知有謇也其人于泥尘之底，谁之赐欤？呜呼公乎！”（注：祭桐城孙夫子文，张謇全集，第468页。）在挽联中，他又写道：“师无疚乎亲民官，所见去思，旧政寻常皆治谱；我何为者报恩子，悲来横集，行年四十尚公车。”（注：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下），第553页。）既客观表述了孙云锦一生为官清正，为百姓思念的业绩；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师谢世前，尚未走完科举的最后一程。在他的倡导下，通州士绅合词上禀督抚，请将孙事迹奏付国史循吏传，并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孙麻山先生传第八十八，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12页。）。算是完成了学生对老师的最后一桩心愿。
张謇
二、张謇与吴长庆
张謇初识吴长庆，是在到江宁孙府后不久。据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日记：“饭时遇吴小轩（长庆）军门，吐属尚风雅。”（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19页。）此后，两人来往日益密切。吴长庆十分器重张謇的文才，知道他有志于功名，便劝他去应顺天乡试，并答应资助行囊，张謇起先认为这只是虚语口惠，不料三日后吴长庆即遣部下送来“朱提百两”（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51－52页。），不由得使张对其刮目相看。
早在1875年7－8月间，因经商而致富的李鹤章就通过孙云锦以重金相聘张謇，并许诺次年陪他一同入都，助其应试，但张謇坚辞不受“盖不欲以能贵能贱之权授赵孟也。”（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64页。）是年底孙云锦离任前，也曾询问张謇是否愿意跟赴河差新任，张謇因父母有命不远行，同时也因心目中始终以科举正途为重，故也婉辞了。吴长庆得知后，便一再相邀“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月俸二十金。”第二年闰五月，张謇在再一次科考落榜后如约而至，吴长庆大喜过望。“乃为特筑茅屋五间于其后堂，为读书治文书之所。”（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8页。）从此，张謇开始了在庆军幕府长达八年（1876年夏至1884年夏）的幕僚生活。
甫入军幕，张謇似乎并不能立即适应。他曾经向一位姓贾的朋友追述：“某于光绪初年，初入吴武壮幕，时已下午，室中仅置铺板一付，粗木桌椅各一。适值大雨如注，未几水流入房中，深至数寸。盘膝坐于板上，一灯如豆，万念皆灰。遥闻中军帐中，拇战仍正豪，武壮宴客席未终。回思此境，实觉难堪。”（注：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三笔卷八，第628页。）所幸次日吴长庆即将其“移榻中军帐”（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133页。丁丑（1877年）年五月二十三日记：“大雨。水深两寸，渐长至五六寸。坐卧一榻，困不可状，有苦涝行。”二十四日记：“雨少住，延陵移榻中军帐。”按：词是入幕次年，与苌楚斋随笔所记稍有出入，然实有其事。），以国士相待。双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吴幕中，身为幕宾的张謇获得了较好的历练和机遇。一方面，通过为吴长庆帮办文案，使他和各层人士尤其是淮系的中上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从这一时期的张謇日记看，他为吴长庆通信联系的有：李鸿章、李鹤章、唐定奎、周盛传、刘铭传、卫荣光、吴元炳、沈葆桢、刘瑞芬、赵子芳（即赵继元、李鸿章内兄）、吴汝纶、李凤苞、潘鼎立、方宗诚、程文炳、吴赞诚、靳方琦、丁汝昌、龚照瑗等一大批官场要人，同时和庆军各部将领曹德庆、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刘长蔚、吴兆有、班广盛、杨歧珍等均过往很熟，和朱铭盘、吴长庆之子吴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结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于1881年投奔登州吴长庆军营时，吴以故交之子“命在营读书”并嘱托张謇“为是正制艺。”（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这样的交游和联系，使张謇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状况，尤其是淮系网络内部的运作情况，有了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吴长庆对张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张謇能直接参与高层的军机决策。1880年5月吴长庆入觐，即带同张謇一同赴京（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2页。）；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发生，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急招吴长庆入津商讨对策，在座的仅有张謇和张树声的幕僚何嗣琨（注：参阅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页。）。可见，兵贵神速赴朝鲜，相机诱执大院君的“奇计”应该出自何张二僚，而主要出自随吴长庆亲临朝鲜前线料理军事的张謇。否则，吴长庆也不会和张树声联衔，专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张謇了；同时，他还自践诺言：“有建策速定其乱者，酬赏三千金”而于次年“属苏松太道刘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张家（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页。）。对于保案，张謇“坚谢而寝”；对于奖金，张謇声明“作为无息之贷款”在其内心，既是为报吴长庆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运对自认建此奇功的吴长庆却十分不公。中断丁忧回任的李鸿章，对果断处置的吴长庆，虽口头表示“佩慰”（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29－30页“复吴筱轩军门”），但并未有任何实际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令吴长庆回天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恨不已，尤其张謇更“力劝公引退，并请奏解本职砖。”吴长庆“初韪之”这就势必造成与李鸿章的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没有告退。张謇看透了这种官场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鲜善后六策不为当政的李鸿章所用，所以在吴长庆逝后，毅然南归。
三、张謇与李鸿章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张謇并未与李鸿章直接见过面，而且他本人也从未与李鸿章有只字通问。但两人之间似乎有着多层夹缠不清的关系：张謇与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内兄赵继元的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他因孙云锦和张裕钊的关系，与李鸿章最为倚信的幕僚兼师友吴汝纶有较密切的书信往返，并于1882年春将同乡、至交好友范当世推荐给时任冀州知府的吴汝纶（注：张謇自订年谱壬午（1882年）三月记：“荐肯堂于冀州知府吴挚甫。”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按：张謇与范当世订交在1869年，时张17岁，同前引第832页。），后又因吴汝纶的介绍，范当世得以成为李鸿章家的塾师（注：吴汝纶荐范当世入李家当塾师约在辛卯（1891年）年春，见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5页。辛卯四月十日“答范肯堂”：“前接傅相书，深以得名师为辛。旋接来信，敬悉宾主款洽。”）。这样，张謇对于李氏家族，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截至甲午战争，张李关系中最起波澜的有两件事。一是壬午兵变后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而不为李鸿章采纳，张对李结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张单独上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此举导致张与以李为首的淮系集团的最后决裂。这两件事亦可以说是张謇思想演化轨迹的两个关节点，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第一件事，据张謇1911年复东三省交涉使韩国均的信中回忆：“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04－205页。）对此，张謇扼腕痛惜之情，溢于词表。
当时情形而言，李鸿章对张謇个人并无多少成见，当壬午年八月，张树声、吴长庆保荐张謇等立功者，李鸿章亦愿领衔合荐（注：张謇日记壬午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6页。）。他之所以嗤张为多事的原因，是得知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从张謇处抄录朝鲜善后六策而在京官中径自散发，翁同和、潘祖荫、宝廷等要员均先后看到，宝廷并“采以入告”以致慈禧也向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垂询。李鸿章认为这种越轨行为使自己太丢面子，同时也为了压抑张树声和吴长庆，才指斥善后六策为“荒诞不经”、搁置不议的（注：参阅谢俊美：翁同和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9页。）。其实他对张謇的文采还是颇欣赏的。1884年秋，张謇在料理完吴长庆丧事后归里。两广总督张之洞有延纳之意，便托李鸿章代为寻觅，于是李鸿章命与张謇相熟的袁保龄“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津，馋北洋延揽之意。”（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54页脚注。另，张謇年谱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九馋北洋意，亦辞。”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6页。）也就是说，对张謇这样的人才，即使有点小过节，李鸿章也力求延为己用。如果不是张謇一再申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而坚辞的话，这件故事本身就可以演绎成一出近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了（注：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云：“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6页。）。
但是第二件事的发生表明，十年后张謇还是同李鸿章公开决裂了，也标志着张謇最终从淮系营垒中彻底分化出来。关于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的背景，近代史钞中各有说法，内容大同小异，然一致认为张謇是主战派的重要首领之一。如异辞录记：“中日战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曰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文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现，实为主战派之首领。”（注：异辞录卷三，第128页。）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张謇甲午大魁，以翁同和之知契，颇锐意谈政治。”而翁在光绪十一年后，对张“处处以国士相待，言听计从。”（注：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三），第791－7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也说：“甲午之事，始于袁世凯，成于张季直，而主之者翁同和也。李鸿章力言不可开衅，为举朝所呵。”他并引用王kǎi2运（壬秋）日记，称主战大臣礼亲王、翁同和、李鸿藻等为前八仙，而“跟随八仙，背葫芦药之仙童，则张季直也。药治何病，皆由仙童从胡芦中取出，即主战药也，最能左右八仙。”（注：世载堂杂忆，第105页。）
而既为李鸿章幕僚又是翁同和门生的王伯恭，作为当事人之一，亦有记载：“而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掖）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吃。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ku3，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到津晤吾友秋樵，举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与两状元相争，其凿枘也固宜’。”（注：王伯恭：蜷庐随笔，第21页。）
上述诸说，固然都十分强调张謇在甲午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鸿章）之间的和战之争说成翁是挟嫌报复李的意气之争，把张謇的献计献策说成是急欲以“奇计自现”出风头，实在失之偏颇。而稍后的刘厚生先生，在所著张謇传记中，又把张謇的上奏说成是听了袁世凯的诉说而合谋倒李的结果。本来早在甲申四月，张謇因吴长庆离开朝鲜不久袁世凯便“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页。），而写过一封义正词严的绝交信，此后十年不通音讯。甲午年张謇中状元后，正值朝鲜局势紧张，袁世凯认为有可乘之机，张亦是可以利用之人，于是秘密进京，主动拜访张謇“长谈三小时之久，历数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引起张謇的同情和谅解，于是张謇在弹章中多处引用袁提供的情况并两次提及袁世凯之名（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68页。）。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张袁重修旧好的描述，笔者以为宁可相信张謇自己的说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记道：“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页。）可见张袁十年修好，合谋倒李之说是靠不住的。
再一方面，从翁同和与张謇的关系讲，翁张初识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作为副主考，与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而1894年恩科会试中，又由于翁同和的极力保荐，张才独占鳌头成为状元，师生二人实属谊分非浅。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对当时内政外交、军国大政的思想认识相当一致和接近，才使翁同和对张謇十分倚信。从戚其章先生辑录的甲午战争期间张謇致翁同和密信（注：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445－461页。）来看，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及士气状况如何，各部将领才能高下如何，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如何，张謇确实是十分熟悉的，这得益于他在淮军幕府的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但他没有想到，短短十年过去，淮军的**竟是如此迅速和不堪。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他所熟识的以“敢战”自命的淮军将领竟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之辈。不仅是他，连淮军最高统帅李鸿章本人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于是，在痛心疾首之余，张謇推根究原，将养痈为患的责任直接找到了李鸿章头上。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也许正是从淮系营垒中杀出来的原故，张謇在弹章中指斥李鸿章消极畏战主和误国时，多处切中要害。如他向李鸿章发问：“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时便“流沫传诵”里巷皆知。据说，恭亲王奕xin4看了以后都说：“奏参李鸿章之折，有十余通之多，惟张謇之奏，最为切当。我们今日遭到日本祸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也。”（注：参见宋希尚：张謇的生平，第28页。）甚至连李鸿章本人读后，也认为“笔意尚健。”（注：转引自彭晔：张謇与朝鲜壬午兵变，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56页。）
当然，张謇的奏折中，也不免有些意气用事的成分，如他历数李鸿章十年前对吴长庆的排斥压抑，说吴“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进而要求撤去李鸿章北洋大臣一职“另简重臣，以战求和。”（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5－28页。）国闻备乘的作者胡思敬认为：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而张謇、黄绍箕、文徒皆出其门下。当时海陆兵权尽在李鸿章手中“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也。”于是有文徒通珍妃，献夺嫡之谋，从而酿成愈演愈烈的帝后党争。甲午战败后“謇及徒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名流误国”）把张謇完全说成是一个玩弄宫闱密计的小人，实在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章开沅先生在新著张謇传中对这一时期张謇的心理活动有很透彻精辟的分析，指出：“清廷对日宣战不过一个多月，张謇已经察觉‘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他知道翁同和处境困难，而且性格弱点是‘刚断不足’，并非可以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全局的适宜人物。他曾主张对李鸿章‘鞭策而用之’。倒李就是一种鞭策，目的是削弱李的声势，降低李的地位，而终究还要有控制的使用他。这就是帝党分子难以言说的内心衷曲。”（注：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淮系虽已很**，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作为淮系的总首领，依然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而张謇独疏劾李，一方面，必然引起淮系诸多旧友知交的不满，包括前述王伯恭以及吴汝纶、范当世等人，尤其是青年至交范当世，自此以后长期不通音问，直至晚年回乡后才恢复交往。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必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张謇劾李，绝不仅是从私人恩怨出发，而应该说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切的忧虑和关心。眼看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的路走不通，因此，当他在甲午年得中状元，已经爬到科举正途的顶端，却能从对甲午战败的痛定思痛中，毅然放弃功名前程，返乡创办实业。这样一种气质和抱负，非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难以做到的。
和张謇先生对联。－任苯生。
1922年夏，我从骑岸镇高等小学考入南通师范，求学期间，常聆听张謇先生演讲，先生谆谆教诲，终身受益。
在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朝东风琴室后壁外的一棵树上装矿石收音机天线，一个同学忽然看到张四先生正缓步跨上木桥，朝学校方向走来，立刻兴奋地告诉我们。四先生住在濠南别业，与博物苑有边门相通，与学校隔河相望;两岸坝肚子上架有木桥，桥栏上有“路不拾遗”四个大字；河里插有蟹簖;闲暇时，先生常独自从河西头踱过桥来。
我们顾不得装天线，立即跑回学，一路奔走相告，欢腾雀跃;师范主持于敬之急忙领着大家，打开常年落锁的学校后门，出来恭请四先生进校，迎至寿松堂。
先生结合自身坎坷历程，鼓励在场同学勤学苦读，争当栋梁之材，将来为国效力，为民服务，造福一方。
接着，我们随先生出寿松堂，来到校园，在一棵古银杏树旁，有一株灵霄，附树而上，直攀树稍;先生心情甚佳，驻足观之。随后，大家跟着赏景，边走边聊，信步来到荷花池旁，大家兴致盎然;先生一时兴起，收住脚步，要与我们对联，大家热情高涨，围拢过来;先生说出上联:“黄花菜，菜花黄，一花一酌”;(“菜花黄”－酒名)。只有不多几位同学应了下联;还记得我应的下联是:”“鸡冠花，花冠鸡，边啄边哗”先生笑着又出一上联:“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大家搜肠刮肚，无人能对。先生勉励我们:博学精思，互相探讨，自会开窍。
先生教导，铭记心中。后来读了蔡东藩明史演义，有所感悟，试作下联，以对四先生上联:
“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
“朱元璋灭大元建明，祖从僧为帝，孙从帝为僧”
谨以此联，记念恩师！
作者:任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