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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一个红色的本子。上面是父亲生前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欠帐。去世18年的父亲，他的呼吸在这本欠帐簿上是如此急促、鲜活。如果不是我的泪水告诉我，我还误以为他仍然活着。
上面写满了我熟知的名字。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或者我的长辈、亲戚。他们的名字被父亲这位多才的知识分子用红蓝钢笔一遍遍默写。他们的后面是一串串数字和归还的日期。现金15元。麦子50斤。柴草100斤。这些借钱给父亲的人多数是乳名——秀枝。银庭。梅兰。龙柱
这是些过期的、失效的欠帐。1990年9月6日，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母亲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们：“你爹把欠帐都还清了。”
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生前所有的欠帐记录，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放弃了垒加这些数字的好奇心。我还知道，父亲短暂的生命与这些欠帐有极大的关联。父亲用这些欠帐在艰难的岁月里垒起了三座房子。一座送给了祖父祖母。一座送给了母亲。一座送给了我这位长子。身居城市的父亲只是个家庭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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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应该还有另一个帐本，那不是欠帐，而是他的收入帐目。父亲没有记，凭父亲的秉性，他不会记载。但这个帐目，没有失传，年年岁岁，在乡亲们的诉说、记忆、赞美中润色着、续写着。
每年的春节，我会与一位生前与父亲交情深厚的魏克泉叔叔喝酒。不出十分钟，他的话题必定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位叔叔不是一个口才出众的人，没有多少文化，所讲的故事也是年年重复。当父亲这个字眼从他口中说出，我的眼睛就会湿润。但我坚持不把眼泪流出来。我故作平静，把有关父亲的老故事听完，一直听到骨头里去。
父亲在沾化县城富国和下河乡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接待一些穿戴破旧、满脸土色的乡下人。那些人可能是我的本家，如我的远房爷爷、叔叔、哥哥，更多的则是另一个姓氏的人，甚至是外村的人。他们是一些地地道的庄稼人，他们推着独轮车，独轮车上装满了高高的柴草垛。他们是一些拾柴人，在野洼里，他们冒着寒风，用铁制的大耙子一耙耙搂着养家糊口的柴草。攒够一车子，他们便会套上襻绳，弓起腰背把柴草送回家。他们路途遥远，要走100多华里路。中间他们必须歇息，甚至在途中过夜。父亲那里成了他们最好的歇息地点。我们村在外边工作的不止父亲一人，可他们为什么独独选中父亲呢？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庭困难吗？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经常这样不解地问母亲。母亲一句话便把我们打发了：“你爹脾气好。”
父亲，我的父亲像会乡照顾他的父亲、弟弟、儿子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特殊的客人。父亲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食堂打来饭菜。父亲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菜买来，多买上几个馒头。父亲还会去小卖部买上一瓶好酒，与这些乡亲们痛饮。那些热辣辣的乡村语言，在父亲的脸上、心里流淌着，直到泛滥成灾。之后，父亲会烧一大壶开水，让这些离家数日的乡亲洗洗脸、烫烫脚，带着感激和满足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我的父亲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临走，我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复千百次的动作——为这些拾草的乡亲装足白白的卷子（馒头的俗称）。这些乡亲们会不好意思地拒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庭人口多，父亲身体也不好，不能再这样让父亲破费了。我的父亲，这位做过宣传工作的人，自有他的劝说理由——你们的干粮，留给我吃。我可以用炉子热热。这么硬的干粮，你们没法吃。
乡亲们走了，我的父亲会一顿顿啃食这些掺着糠的高粱窝头或者玉米饼子。我的父亲有着厉害的痔疮。这些干粮，无疑会增加他解大便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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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父亲回家几天，乡亲们的饭食就会排满。在自己家里，父亲吃不了几顿饭。每顿饭前，父亲就会揣一瓶酒，或者拿一包茶叶，急匆匆去赴他淳朴的乡宴。因为父亲在家里呆的时间少的缘故，在我们兄妹6个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多少温度。我们很少叫爹，一是不习惯，二是父亲太神圣，只能仰望，然后敬而远之。
父亲回家的第一站，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家。为此，母亲生前常常为此唠叨。一进村，父亲说不定被谁叫走。如果不被叫走，父亲便会先到祖父家里。父亲回家不管带多少吃的、用的东西，等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了。
父亲姊妹4个，父亲最长。父亲下面是我的两个姑姑，最小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只比我大4岁。在乡亲们口中传为美谈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父亲对待我叔叔的呵护。我与叔叔结婚相隔一年。父亲请来木匠，为叔叔和我每人打了一套衣橱。最好的木料，父亲让用在叔叔的衣橱上。叔叔1977年考上大学，四年的费用也是父亲供应。“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你的，就有你叔的。就是没有你的，也有你叔的。”直到现在，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叔叔、哥哥们，谈起父亲，依然是对榜样般的满脸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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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父亲的孝顺，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会怀疑我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父亲的孝顺已经超出一个普通人的范围。我祖父弟兄四个，那三个爷爷与我祖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在我父亲眼里，分明比一个祖母的叔叔更亲。几个爷爷的酒、茶，基本是由父亲供应的。我们家连父亲8口人，没有劳力，还要拿缺粮款，日子相当紧巴。但紧归紧，父亲过日子从来不是量入而出。他会借。他的工资化整为零供给了他人，自己的孩子没饭吃，他就去借，凭他的好名声，他轻而易举就能借来。
1979年农历4月，祖父突然生病，喉头发紧。28日，我与几个爷爷乘着马车，去冯家医院为祖父看病。半路上，在爬一个高坡时，躺在我怀里的祖父挣扎着抬起胳膊，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行了。”急速赶到了医院，抢救针已经无力回天，年仅62岁的祖父闭上眼睛。我仿佛听到一座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
赶紧给父亲打电话，不敢告诉他祖父已经去世，只说病重。聪明的父亲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快到医院门口时，腿脚不听使唤，竟一连摔了七八个跟头。手上流着殷红的血，身上成了泥猴。见到祖父的尸体，父亲只哭了几声就昏倒在地。在场的人连忙用手指甲掐父亲的人中，把父亲抢救过来。醒过来的父亲，放弃了一个公社副书记的身份，哭得昏天黑地，让老天爷也为之动容。
回到家里，父亲很少吃喝，坚持为父亲守灵。他的眼神黯淡无光，总在呆滞地默默注视天空。他在默默地想，如果可以用自己的身躯换回父亲的命，那多好！
恰好，我现在手里有父亲当时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述了他当时的疼痛和绝望。父亲一连为祖父写了6首悼念诗词。笔迹已经有些退色，但那力透纸背的哭喊声永远无法熄灭。说实话，父亲的文笔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但诗词里面凝结的情感，却是撕心裂肺一样尖锐和沉重。其中一首梦中会可见一斑：“常伴父亲坐/相对议论多/一会论国事/一会话桑麻//常伴父亲坐/枕巾泪成河/眼望风霜面/欲言心肝裂//常伴父亲坐/醒来思绪多/掌灯对孤影/自叹苦命薄。”
祖父去世前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好，正在家里休养。父亲叫我去他工作的乡医院养病。我很固执地拒绝了父亲，为此，父亲满脸怒色。祖父去世以后，父亲却多次感谢我。父亲说：“也许是天意，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守在老人面前。要不是你，你爷爷走的时候，一个孩子也见不到，那会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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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过父亲的藏书，里面夹着他在惠民师范上学时的考试成绩单。几乎每一张都是满分5分（等于后来的100）。父亲1959年7月毕业后，因为成绩特别优秀，留校做了教师。1964年9月父亲又参加了泰安师专中文系的学习，取得大专学历。1985年，父亲被地区授予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去世前，父亲的职位是沾化县物价局局长。
从上学起，父亲几乎没有受过处分，都是受宠爱的人。但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年，父亲受了一次自己心里很不服气，别人看来十分冤枉的处分——向县委写检讨。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至今想起来，我不知道该用迂腐、冤枉还是该用磊落来形容这件事件中的父亲。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我二弟弟结婚。下轿的时候总该放挂鞭炮吧。问题就出在这挂鞭炮上。当天，县委办公室的人找父亲，说我弟弟结婚的时候，县委正在开常委会，意思是鞭炮声打扰了常委会。要我父亲写一份检查。这时候，我们在心里怪起父亲来，如果当初分房子的时候，不是你发扬风格把好房子让给你的下属；如果我们不住在县委办公楼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吗？当时分房子，一共有两套供父亲选择，一套是平房，被县委办公楼笼罩着，低矮、潮湿，整天见不到太阳。另一套是后面的楼房二楼，阳光、宽敞。父亲把楼房让给了单位的同事，自己选择了平房。父亲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直到今天，我也为父亲愤愤不平——怎么没有人表扬父亲让房，单单看见他放鞭炮？娶媳妇放鞭炮不是天经地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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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父亲让房，我的思绪已经脱缰，想收却收不住了。1988年，父亲的颈椎病发作厉害，走起路来两腿拖拖拉拉。受不了痛苦折磨的父亲，无奈到北京301医院作了手术。手术前，医生安慰父亲：“成功率很高，失败的很少。放心做吧。”手术当时还算成功，一个月后，父亲要回家休养。医生劝他，应该多观察一段时间，不要急于回家。父亲执意要回家，他不愿意单位继续为他支付医疗费。
回家的时候，父亲坚持坐公共汽车。父亲单位有车，别说是单位一把手，就是普通职工，用单位的车来接一下病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父亲拒绝了，守护他的同事只好陪父亲坐公共汽车回家。700里的路程，要坐7个多小时。我不知道父亲的身体有多难受，但他忍着不说。
回家没多长时间，父亲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瘫痪。再后来，失语。在父亲还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前，父亲要求辞职病退，把一把手的位子让给副职。
整整三年，我的父亲与不会说话的木床作伴，眼睛望着天花板滴溜溜乱转，但我们不知道到他想说什么？他又能说什么？愧疚？失望？不甘心？还是局部的满足？今天，不管我说出什么都是猜测，与父亲的本意也许相差甚远。
有一天，望着从北镇赶回家的我，父亲眼角流出了液体。多日不说话的父亲突然在嘴角挤出了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话。如果说父亲有遗言的话，我宁远把这句话当作父亲对一个儿子的遗言。父亲在嗓子眼里说：“我的孩子没饭吃了。”
那时候，我只是个农业合同制工人。全家人为之焦虑，连失语的父亲也不能幸免。我1977年5月进一家化肥企业做了亦工亦农工人。当时说法是一年后转正。但由于后来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一干就是十几年，仍然背着“临时”的重壳行走社会。当时，父亲是一个公社的二把手，每年都有按排正式职工的名额。但父亲每次都给了老干部。有人劝父亲：“克义老兄，你留个名额给书旗吧。要不等年龄大了，就不好安排了。”父亲摇摇头：“书旗不用管，自己早晚能转正。”那时候，我醉心于文学创作，在全县有了一定的名气。父亲激励我用自己的奋斗，争取自己的地位。
1984年，国家掀起了知识分子转口的高潮。父亲也在范围之内。当时我已经23岁，超龄了。别人都劝父亲，改改户口年龄就行了，别那么认真，没有人会与你计较。但最终的结果，是父亲申报了全家，唯独剩下了我自己。
1982年底，妻子全家落实政策，妻子在淄博安排了工作。我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创作、演讲、组织诗社。1986年3月，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县广播局招聘为编辑记者。但那个时候很少有转干机会了。我只好继续做我的临时工，直到后来，先后转成合同制职工、国家干部。我转成国家干部的时候，父亲已经长眠地下7年多时间了。这个让父亲死不瞑目的结，终于被睁开眼的命运亲手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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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心目中矗立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
一个是坏父亲。我可以列举出父亲一系列的“罪证”——对外人好，对自己家里人差。经常发脾气，特别是盖房子的时候，几乎天天对善良的母亲发脾气，母亲常常为此流泪。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父亲为他人办理了许多调动、招工，但却不肯为自己的儿子弄一个非农业户口。最值得人反思的是，父亲不懂得善待自己，总是损己利人，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在无私奉献中消耗净了，这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一种严重不负责态度。还有一点，我与父亲还有一点“私仇”——我8岁的时候，父亲接我到县城，在百货大楼，让我试穿一件棉衣。我感觉非常合身，父亲却逼我脱下来，舍不得给我买，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一个是好父亲。我在外地工作后，除留下很低的生活费外，每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父亲怕我难为自己，便经常去看我，为我买手表、大衣，让人给我捎粮票，嘱咐我：“个子高，年轻，不要不舍得吃。”1979年，在我生病住院期间，父亲请假，几乎天天陪着我。我结婚后，父亲克服经济困难，坚持举债为我盖了一栋瓦房。现在，那座房子看起来是那么矮小，但在当时，房子非常高大，成为我婚姻的圣殿。在那座房子里，我和妻子孕育了我的女儿。1985年，我在辽宁当代诗歌月刊发表了80多行的诗歌，这是全县多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因此产生了较大影响。每逢有到我家串门的，父亲都会拿出这本诗刊自豪地展示一番。2007年春节前，搁置已久的房子终于卖给别人，我也效仿父亲的做法，把6400元房款一分7份，姊妹六个每人一份，我叔叔家的弟弟一份。
最终，我自己否定自己，把父亲界定在好人的等次上。甚至，很多时候，我想虚拟一个父亲，不做官，不劳累，只做学问，戴着眼睛，拄着拐杖走在校园里，80多岁了，还健康地活着。退一步，活到70岁也行，我们可以围坐在一起，饮酒，述说家常。但这是一个无法在现实中操作的虚拟程序，53岁的父亲已经成为天堂的永久居民，他不会接受我一厢情愿的善意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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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上讲，父亲一生贫困。生前，他只戴过一块电子表，还是我用旧的。但从精神上来说，父亲无比富有。这位属牛，乳名叫牛的人，用他自己无悔的言行谱写了壮丽的人生乐章。他留给我们的财富，岂是那些可以计算的金钱、物质所能比拟的呢？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父亲的同事，诗人崔景文叔叔送给父亲的那副对联——四条汉子命中定，两条仙女天上来。横批——好命。我不知道我是该为父亲的命运哭还是该为我们兄妹六人以及我们孩子们的成长笑（我和两个弟弟成了国家干部，一个弟弟做了药业经理，两个妹妹从企业下岗后自主创业，开起了旅馆和超市。我的女儿、一个侄女、两个外甥女进入了大学校园。女儿已经就业、结婚。年龄小的侄子、侄女也聪明伶俐，惹人喜爱）。
合上父亲的欠帐簿，我想问九泉下的父亲——父亲，在你劳作过的大田里，长出了一茬茬茁壮的好庄稼，你知道不知道？
2008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