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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81年开始创作的。当时从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十分欣赏郭小川、贺敬之、纪宇大气磅薄的诗作。我创作的数十首诗在沾化文艺发表。有的被评为优秀作品，其中有影响的一篇是唱给先驱者的歌，计300多行。初生牛犊不怕虎。每有新作品觉得满意，便想往外地报刊投稿。当时我所在的化肥厂每年冬季都要停产放假1——3个月。82年初，我回到厂里，从门卫处看到我的一封退稿信。仔细一看，不知谁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不知天高地厚。我当时一愣，接着便摇摇头笑了。心里只有一句话：走着瞧吧！从此，我对文学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不但自己创作，还在84年10月创办了沾化野花诗社。
刊物尚未出版，已在诗友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当时沾化文学创作太落后了，业余作者被压抑的创作激情无处释放。
第一期薄薄20页。现在拿出来一看，印刷比较粗糙，作品质量也不整齐，印了50份。但仍然引起了诗友们的共鸣。一位文友来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这样说：“我从这里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片广阔而沸腾的生活，同时也看到了一朵充满生机的野花，我感激你为我们辛勤地开垦出这么一块园地”一位诗歌爱好者还以野花为题写了一首诗：“我在充满芬芳的花香国里/见到一枝野花/细细的茎干/擎着一个热诚的生命”还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写道:“野花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令我们这些出家在外的人读后倍感亲切。如闹新房一诗风格纯朴，信笔写来，自然流畅。”
当时办诗社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我担任厂政工科副科长、团支部副书记，条件比较优越，能跟领导说上话。不利因素：化肥厂位置处于东营市河口区，是沾化的一个“特区”离县城100华里，诗友们分布各个乡镇、各个行业，不少还是农村的，组织话动不方便，邮寄刊物也比较困难，需不少资金。
85年5月，诗社不但坚持下来，而且有了质的飞跃。著名诗评家阿红（当代诗歌主编）、著名诗人刘镇一起担任诗社顾问，并题词祝贺。阿红还为野花题写了刊名。全国第一家农民诗社社长余守春写来贺诗。县文化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等担任名誉社长。
这一切来之不易，都是我东奔西走、到出游说得来的。记得当时不管是回家还是到县城参加会议，包里都要装几本野花，凡遇上有关领导和诗歌爱好者都要赠送一本，并作形象推销，希望引起支持。当然，我成功了。
第三期开首发表了阿红的题词——诗会使人心灵充实，会使人崇高，会使人美！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诗呢？为什么会迷人呢？愿你们在诗的路途上起飞，飞得高高的！
余守春以野花为题赠诗，其中有几句：不知道什么叫寂寞/只知道开放就是荣幸//夜里/我梦见花市了/在一座美丽的城。
一位朋友刚从河北调回家乡，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长信：“说真的，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是相逢恨晚。茫茫人海，大千世界，真可谓千古之音最难觅，故土归来，此感又甚。是文朋诗友的聚会驱除了我心头的浮云。我惊喜地发现，这里原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忘记了时间与空间的彻夜长谈，那肝胆赤诚的艺术切磋将是你我友谊史上光辉的一页。”
刘镇的赠诗姓野的花发出了我们的心声——她们姓野，是花/从脚下开到天涯/她们是大野的望族/天生的活跃泼辣/有寸土就扎一寸根须/有分水就争一份风雅/原不卑微自不自卑/幼稚没有什么可怕/风与鸟的翅膀载着情爱/雨来了弹一手琵琶/然而对春有谁比她们追得苦煞恋得苦煞？
85年7月，野花在中国诗坛开出了第一朵花——辽宁当代诗歌发表了我80多行的抒情诗生命奏鸣曲。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对文学的关注好于现在，而且当时沾化多年来没有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文学作品。我的这一首诗等于填补了空白。县委宣传部对野花进行了采访；县科协沾化科普连续两次报道了野花的消息。当时地区文联副主席飞雪在沾化讲课，对野花进行了鼓励。当时，我收到了不少来信，包括外地的。野花一位女成员来信告诉我：“当代诗歌到了，朋友们争抢着阅读，不是读诗，而是读你的名字”
谈起这首诗的修改、发表过程，还有一段故事：油印放歌集寄给阿红，阿红回信说生命奏鸣曲写得不错，要我删到160行寄回。修改后寄回，又收到诗人刘镇的回信，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当时，觉得改动的难度很大，有点卡壳。4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在县文化馆文学创作班上，文化馆负责同志向地区一位老作家推荐这篇诗作。这位老作家大谈小花小草，对我的诗作鸡蛋里挑骨头，并挖苦说：“小伙子，光爱好不行。”言外之意，我该从此金盆洗手。这当头一棒，没有折断我的斗志，反而激起了我的热情。夜间，在招待所暗黑的灯光下，我一气呵成，第二天寄出，结果不久就发表了。
朋友们，走自己的路吧，不要让别人左右你。文学事业应该是属生石灰的，越泼冷水，越焕发热情。
这首长诗发表后，周围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父亲不支持，以后，每逢有客人，父亲就把诗刊拿给来人看，并以我为例鼓励文学爱好者。妻子反对我买书，说我不挣钱光花钱。我当时就扮了一个鬼脸：牛要先吃草才能产奶，不吸收怎能释放啊？本先生以后挣稿费给你花。妻子一看真的有了点出息，转怒为喜，自觉为我腾出时间办诗社和写作。这一段经历我曾写成一篇短文终会被人理解，被当代诗歌函授版诗爱者发表。阿红在当代诗歌的一篇文章中以我为例，激励诗爱者在冷嘲热讽中走自己的路。
诗社规模越搞越大。资金越来越困难。我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争取外部支持。我到县委宣传部、文化馆、团委、妇联争取支持，由他们提供纸张。二是集资办社。诗友每人5元，我拿了10元，解决邮资问题。诗社办得更正规了。每年召开两次例会。95年底，无记名投票产生了优秀诗歌获奖名单。我的两首作品入选；苏同枝三首入选；另有三名诗友入选。
86年初，诗社遇到一个新问题，化肥厂面临解体。当时由于我办诗社有了名气，县委宣传部要编一本精神文明之花，抽我去帮一个月的忙。当时住在招待所的一个高级单人房间。可诗社办不办，诗刊印不印？印！我记得当时我把稿子带在身上，花了几个晚上，编号了一期，共41页码，可怎么印呢？我找到一位诗友，由他求人用打字机打出版来。我拿着蜡纸找到沾化一中一位文友，因为她妈妈管印刷。业务不熟还闹了个笑话，印封面时把蜡纸放反了。抓紧卸下蜡纸，用白纸擦净重印，折腾了半天才印好。
装订也非常麻烦。我便摆在招待所的地面上，一张一张地拣。刚拣到一半时，冯家农行的王士君赶到，我们两个人一起干了起来。那一夜基本没有合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却一点也没有困乏的感觉。吃过早饭，我们便带上新印的野花奔赴县直各文化部门。这一期质量较高。上面有山大教授、著名诗评家吴开晋的评论信；有云南前线（正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寄来的浸满忠诚血泪的诗篇。
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我被县委宣传部安排在县广播站干编辑、记者。我又把野花带到了广播站。当时广播站业务非常繁忙，既要自己编稿，又要采稿向省电台送。没有办法，办了两期刊物后，也就是到了第8期后，改成了诗报。当时真是骑虎难下，不办吧，实在难以割舍，自己亲手种植的一株小树，怎么忍心横空砍断呢？办吧，实在没有精力，只得利用业余时间搞地下活动。88年8月，我又到地区工人文化宫干宣教科长。野花也一直坚持下来，共出版了8期刊物、25期诗报。89年1月，野花正式停刊。但我对文学的执着一点也没有变，又办起了惠民地区职工文学社，出版蒲园4期，搞了多次征文。93年改为职工作协。我与一位朋友编辑了全国征文选初为女子，主编了报告文学集情系这方热土。
我的作品也在工人日报、当代诗歌、诗歌月刊、散文诗刊、诗歌报、希望、女子文学、大风筝诗刊等全国30余家报刊陆续发表。其中诗歌月刊、散文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最近，诗刊、诗选刊留用了我的诗歌。有的作品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蓝天下的思绪被北方文艺出版社作为蓝天的独白卷首语，很多中学生作为箴言记在日记本上；接纳痛苦被工人日报作为重点稿子推出，责编李丽来信说：你的稿子写得很精美；把自己打开被陕西青少年文摘发表，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阳信一位读者来信说：“每感到自己孤独无助时，就会读你的文章，好感谢你，从你那里，我寻回了激情、生存的勇气，你的文章是我的泪。”
200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