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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话题是永久性的。几乎所有乡村文本都涉及了那些有关土地的故事。艾冬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片土地——心灵栖居地的图像。读艾冬土地的心事，总体感觉上，它几乎就是作者读书、思考、生存、感悟的心灵史，是一部生动且带着鲜明个性化色彩的心灵笔记。
任何人都企求灵魂能够走出丛林般的迷境。人们在寻求出路的同时，都会有一种找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人类童真时期就遗留下来在心灵的隐痛。艾冬这部书的开篇伤心的丛林带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要义。而在夜幕拉开中，作者以一种人性化的表达方式，表面上文字透露出人文或人性的纤弱，实则更多地展现了文章内容所负载的深重。
灯下独守是一篇几近私人化的表达，透露出的是对人性温暖面积死角的探谒。“背的冷提醒了我，我的手臂太短太短，环抱再三也不及我寒冷饥渴的背，我拥有的只是我的前面。”在爱或者温暖的另一面，是不是有着人性温暖的死角或尽头，在用冷眼看着我们呢。作者以一种敏感或脆弱的心灵，引导读者进入了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难题：注视这种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都难以触摸或温暖自己的缺失。实际上，这一点作为人类从幼稚的孩童时就在蒙蒙地进行着。婴儿无数次地试图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脚，试图用自己的手从背后环绕自己，试图让自己的肢体做出各种极限的动作，以确保它们相互之间最大限度地相互关怀。
从一点上生发开去，作者借助一种手势，一种短短的语流，表达出来的人文关怀的永恒话题。
艾冬的散文，带着浓郁的女性化隐秘心境所特有的符号意义。夜的魔鬼是一个双重文本的典型范例：作者让两条平等线上歇满了内心深处哲学意义上的恐惧。即一条线是魔鬼夹着女俘归来，然后关窗取出“残缺之美”的盒子，然后狰狞地撕毁誓言，最后满意地看着女俘；另一条是母羊看见魔鬼归来，然后“咩咩”地叫，然后眼神迷离，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这个双重文本的平行线很明显地表达出，作者对魔鬼所代表的欲望、男权、暴力等等所带来的破坏性的恐惧和鞭鞑；与此同时，则让母羊代表着灵魂与世情的真谛，代表着母性的善良与柔弱，代表着女性迷失的内心在这种强势力的挟持下幻化的过程。我真佩服艾冬的笔力，用短短的不到六百字的篇幅所作的童话，我得用超过文章本身的字数来进行图解。这不能不说，是艾冬文字的内敛力带给读者心灵张扬力的结果。
“夜”在艾冬笔下始终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它也始终让人心生着恐惧。多梦的夜作者以蒙被读者的视觉营造了一个金色的梦境。但是，只要你步入其中，你就会发觉作者制造了一个表象的谎言，它告诉你的与她所表现的恰恰相反：作者把梦境建立在一种近乎饱满的金黄色的基调之上——金黄色的麦芽糖、金黄色的堤坝、金黄色的树叶、金黄色的高速路、金黄色的钢笔。金黄色在作者笔下是美丽的颜色。但是这种美丽与“我”的梦境又显示出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糖遭到了我的清理，黄天却显得低矮，黄沙的美被置身在洪峰的前奏之上，直至金黄的高速路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论中直接代表男性的钢笔出现，很明确地把读者指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方向：心灵的焦虑与身体遭受伤害之后的恐惧。这就让作者与夜有关的心理元素再次得到凸现。无论作者是潜意识还是有意识，正是这种恐惧把作者笔下的“夜、心灵与恐惧”紧紧关联起来了。应当说，从艾冬这一系列关于“夜与梦”的文章里，都显露出那种女性特有的焦虑所释放出来的意义。
相对“夜与梦”的文本而言，艾冬近似寓言和童话类的散文，显得阳光要多一些，但最终带来的还是忧伤。沙漠盆地的深处始终洋溢着失落带给生命的惆怅，是人与蛇的一次充满失落感的邂逅：蛇女带来绿地、哈密瓜和美丽的舞蹈，但是它留给流浪汉的仍然只是一条爬痕。这种反差造设的情绪，在我要关上那扇门里就成了直接的胸臆：“我”一边心系着“你精神深处那柄锋利得可以解开哥尔提亚斯死结的长剑”一边询问着“我们从后院开辟另一条新路通向美好的花园好吗？”即使“我”饱尝了等待的苦累，但是“我”仍然作着开启这条隐秘之门的等待：“你要进来吗？”在一点点自恋里“我”首先是对过去这种践蹋了美丽的行径进行忏悔，因为这种践踢的根源，全在于“我”的心灵。而“自恋”同样是毫不含糊地来自“我”的心灵。这同一个心灵及心灵的两种产物，在某一时刻两相抵消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更适合一个人舞蹈”的独舞者或是孤独的叙述者。这种“一个人的舞蹈”其实是一种潜入灵魂深处的路径。它直接指向了在作者心灵空间里飘浮的灵魂——它一直在云间飞舞，瞳孔发出散乱的光线，以一颗敏感的心仍在极力眺望，极力猜测，极力联想和呼唤，从而把它一抑再抑的灵性，张扬到了生命的高处。现在想来，也正是这种心灵的冲突和独舞，逼“我”进到了一位作家的立场。这也是我以往不明白的一个问题的答案——作为一名养尊处优的女人，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陷入写作者行列。
我们不能否认：艾冬的文字是始终一种徘徊的姿态，并始终带着个人化色彩。她创设了自我文字的灵魂田园，但是她并不去十分苦心地经营。“灰暗的天，街头巷尾的灯亮起来了，我突然想到一种无家的滋味。我的眼睛眯缝着，体味着那种滋味”就是这句话，竟在一瞬把读者的灵魂打散了，然后随着她飞逸，然后她让读者的灵魂也无家可归。她还会制造另一个陷井：在下一个文本里，早就埋藏着这种心灵感觉的答案：“什么都没有什么的。”
同样，作者还把这种灵魂看成是飞不走的蝴蝶。这只蝴蝶包容着的一种深刻的文化缠绵。她的这类东西，寄托了自己的人文理想和对民间叙事文本解构重建的能力。比如：由田螺姑娘幻化而成的电脑姑娘，由江南水乡的月光幻化成闽江边上的呢喃软语，由小常香玉的豫剧幻化成少女怀春的迷蒙，由川妹子说话的声音幻化成对川哥深深的恋情，由女儿的电话幻化成对动物灵性的领味，由梦境、蛇镯、愿望幻化成心底秘境的泄露。这些不仅表达了心灵，同时更多地表达了一定的文化意义。而且，这些都紧紧地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时刻让我处在一种审美与心理困扰之中。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处在世纪交替之际，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心灵图像——不可避免的困扰、生命意义促使人的对爱情的向往，以及灵魂的飞扬与跌落带来的生命惊惧。
走出纷杂迷离的心灵丛林，进入另一种纯粹的文学审美领地，则是另外一种景象。读书包括读书形式本身和阅读对象本身。它们都会给人的思绪带来最大的空间。作者的手像放在圣经上一样放在一本叫斯巴达克思的书上时，心就早就浮想联翩了。进入了阅读之后，她会一边羡慕“三百骑兵”烘托的爱情，一边向往理性的魅力，直到从弟弟的文章里也读出了“一种神圣得不容置疑的宿命的力量。”
从艾冬的一篇篇读后可以看出，激荡作者心灵最多的文字，全是能够引发多种文化歧义的文本。这本身就是一种仗义直言的阅读。她读席勒的抱怨，读老子的“刍狗”读霍顿的神秘钥匙，读林白的飞翔，读茨威格的同情之罪，读埃斯库罗斯的女神，读阿里西瑛的元曲，读余华的活着，读波德莱尔的恶的花，等等。面对这些朝向各异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心灵作标准，把它们尽然另存到自己独有的审美文件夹，然后在那里生孕出更独具特色的审美元素。
把生命的每一次经历都当成虚构的梦，甚至把整个生命过程都当作幻想和虚构。准确地说，她是要把“个体生命的出没”当成了时间和历史的“梦与梦境”
她说：苍蝇似的思想，我是说“只取苍蝇的嗅觉和叮咬目标的准确无误。”及至闻一多的诗，才道出了阅读的原委，令人恍然大悟：这是她捕捉文字的敏锐和使用汉语的写作勇气使然。
最触动人心的是她对茨威格的同情的罪和波德莱尔恶之花的顿悟。她转述了一个青年因救一位跛脚的老者，把他背在背上后最终被折磨成奴隶的故事。从而得出同情具有双刃性的看法。在恶之花里，作者不仅体味到“通感的经验”“神圣和兽性的气味”柏拉图式“起点是神秘，终点是虚幻”的爱情，以及“美酒和鸦片对人之灵魂的神奇魔力，恐怖的魔力”她更多地领悟到了“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一具又脏又臭，到处是蛆，已经溃烂的腐尸，竟对着这可怕的形象设想这就是他崇拜的情人，这种骇人的对照构成了绝妙的诗篇——一面是希望永生不死的美人，另一面是正等着这个美人的残酷命运。”
还有，她同样领悟到了“淫猥的猫在女王的脚边徘徊”目的就在于它“爱看她灵与肉同时开花”从而“从容游遍她壮丽的肉体”“在她乳房的荫处懒懒地酣睡”“仿佛山脚下和平的小村庄一样。”
这些转述，本身就是作者的灵魂被它们击倒或被穿越了的证据，即使作者在后面加上了自己更为独到的表述。就是这种从灵魂层面上的阅读，艾冬把对心灵图表达的可能性，推到了最大化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