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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情况完全变了：纨绔子弟应该有一副征服者的派头，性格轻浮，举止傲慢；他应该注意仪表，蓄着唇髭，或者胡须修得圆圆的，就像伊莉莎白女王的皱领，或者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他不摘掉头上的帽子，在沙发上打滚，把靴子伸到坐在对面椅子上仰慕他的女士鼻子下面，以此来显出个性的独立不羁，他骑上马，拿着拐棍，就像拿着一根大蜡烛，至于胯下是匹什么马他毫不关心，反正是随便牵的。他的身体必定非常健康，灵魂则永远处在第五重或第六重极乐世界的顶点。有几个激进的纨绔子弟一人一个烟斗，因为他们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
不过，在我描写这些情况的时候，它们肯定又发生了变化。据说眼下的纨绔子弟大概弄不清楚自己是否存在，世界是否存在，是否还有女人，是否该向他人打招呼了。我们在亨利三世治下发现纨绔子弟的原型，难道不是有趣的事情？赫耳玛佛洛狄忒岛的作者托马斯？阿尔蒂尤斯说：“这些英俊小生蓄着长发，那卷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卷像女人一样从小绒帽和衬衣皱领下面钻出来。那领子是梳妆布做的，硬邦邦地上了浆，长约半尺，团团地衬托着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盘子盛着圣约翰的首级。
“他们动身去亨利三世的寝宫，身子摇摇晃晃，脑袋摇摇摆摆，两条腿摇摇颤颤，我时时以为他们就要摔倒了他们觉得这种走路的姿势比别的姿势漂亮。”
从本性或者从派头上说，每个英国人都是疯子。
克兰威廉勋爵爬得很快：我在维罗纳又见过他；在我之后，他担任英国驻柏林公使。有一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我们步幅不一样。
在伦敦，什么也没有傲慢无礼这样吃得开，证明就是吉什公爵夫人的弟弟多塞特：他骑着马在海德公园跑来跑去，攀墙爬门，与纨绔子弟嬉闹玩乐、称兄道弟，不拘形迹：他取得的成就简直无与伦比，更有甚者，他甚至劫持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无一幸免。
我不大喜欢最时髦的女人；不过，有一个可爱的女子——格维迪尔女士却是例外：她的言谈举止都像个法国女人。杰茜女士风韵犹存。我在她家遇到了反对派。柯宁汗姆女士就是对立面中的一员，就是国王本人也暗暗保留了对老朋友的偏爱。在支持阿尔迈克舞场的女人中间，人们注意到俄罗斯大使夫人。
列文伯爵夫人与德？奥斯蒙夫人和乔治四世有些离奇的瓜葛。由于她大胆泼辣，又被人认为在宫里吃得开，她就成了极为走红的女人。大家认为她有些才气，因为大家推测她丈夫没有才气；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列文先生比列文太太要强得多。列文太太一张尖尖脸，不讨人喜欢，是个俗气、烦人、冷漠的女人，只知道谈一个话题：粗俗的政治；再说，她什么都不懂，只会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来掩盖思想的贫乏。当她与才德之士相处时，她的内心贫乏就使她住了嘴；她摆出一副高深的样子，似乎不屑于参加这种谈话，就好像她有这种权利似的。由于时间的作用，她衰落了，又由于不能禁止自己管点事情，这位参加多次外交会议的未亡人从维罗纳来，得到彼得堡行政官员们的允许，给巴黎人表现昔日外交的幼稚。她谈到了私人的通信，似乎擅长于失败的婚姻。我们的情场新手匆匆涌进她的沙龙，学习上流社会的人情和吐露秘密的艺术。他们也把自己的事情说给她听。而这些事一经列文太太的扩散，就变成了暗中流传的流言蜚语。部长以及渴望成为部长的人都为得到这样一位贵妇的保护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个贵妇在梅特涅先生卸下国务重担、经营缫丝业来打发时间以后见过这位伟人。可笑的事在巴黎等待列文太太。有一位庄重的神学家(基佐)倒在翁法勒脚下：“爱神呵，你断送了特洛伊。”1
1翁法勒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女王。赫拉克勒斯把自己卖给翁法勒为奴，与她同居三年，治好了一身痼疾。后出发去惩罚特洛伊王拉俄墨冬。
在伦敦白天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早上六点，跑去参加一个高雅的聚会，包括一顿乡间早餐；回来吃午饭；然后换衣服去邦德街或者海德公园散步；七点半钟换装吃晚饭；然后又换上晚礼服去歌剧院；半夜又换衣服去参加晚聚或者交际会。多么迷人的生活！若是让我选择，我宁肯一百次做苦役，也不过这种日子。最合礼仪的举止，就是不能进入举行私人舞会的小沙龙，留在为人群所堵塞的楼梯上，以及迎面遇到萨默塞特公爵；这种真福我得到过一次。新的英国人比我们要轻浮得多，有一场“节目”就可以让他们昏头转向：要是巴黎的刽子手去伦敦，会让整个英国都跑来观看的。苏尔特元帅不就像布吕歇尔，迷倒了英国的夫人淑女么？当年那些女人曾竟相亲吻布吕歇尔的唇髭。我们的元帅既非安蒂帕特1和安提柯2，亦非塞琉古3安条克4和托勒米5，更不是亚历山大的任何统帅大王，他只是一个出色的士兵，通过挑起战争，洗劫了西班牙；就在他身边，一些嘉布遣会修士为一些油画送掉了性命。不过，他确实在一八一四年三月，发表过一份激烈的声明，反对波拿巴。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波拿巴：此后他就在圣托马斯？阿奎那过复活节领圣体。在伦敦，有人展示他那双皮靴，一先令看一次。
1安蒂帕特(antipater，公元前三九七—前三一九)，马其顿将军，战功显赫，曾任摄政王。
2安提柯(antigonus，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一)，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
3塞琉古(seleucus，公元前三五八—前二八)，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后任叙利亚王。
4安条克(antiochus，公元前三二四—前二六一)，塞琉古之子，叙利亚王。
5托勒米(ptolemee，公元前三六七—前二八三)，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之一，后任埃及王。
所有传闻很快传到泰晤士河边，又很快地消失。到一八二二年，我发现这个大城沉浸在对波拿巴的回忆之中；大家从对尼克(对拿破仑的谑称)的攻击发展到愚蠢的崇拜。回忆波拿巴的文章充斥于报刊杂志；在每户人家的壁炉台上都供放着拿破仑的胸像；画像商的橱窗上都耀眼地挂着波拿巴的版画；就连威灵顿公爵家的楼梯上，也安放着卡诺华雕塑的波拿巴巨像。难道人们不曾把另外的圣所奉献给被缚的战神吗？这种神化活动似乎更是一个看门人图虚荣而干的活儿，而不是一个战士所表达的敬意——将军，您在滑铁卢并没有打败拿破仑；他的命运之链已经断裂了，您只是把最后一环扭开罢了。
公函续篇
我正式拜会乔治四世之后，又多次见到他。英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事情差不多已成定局，至少这些独立国家的船只挂着自己的国籍旗可以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港口受到接待。我与伦敦德里侯爵作过一次会谈。我五月七日的公函报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及这位首相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来说，这封公函十分重要，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就几乎毫无意思了。在西班牙殖民地与英法两国有关的立场中，有两点需要讲清挑明：一是贸易利益，一是政治利益。我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利益的细节。“我越了解伦敦德里侯爵，”我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就越觉得他精明。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从来只说想说的话。有时，人们都忍不住认为他是个善人。他的声音、笑容、目光里，都有几分波佐？迪？波尔戈先生的味道。确切地说，他让人产生说不出的信任感。”
公函是这样结束的：“若是欧洲不得不承认美洲事实上的政府，那么它的政策就应该致力于让新大陆诞生君主国，而不是那些将向我们输出物产和原则的革命共和国。
“子爵先生，阅读本函时，您或许和我一样，感到满意。六个月前，英国还不屑于听听我们对一些利益的看法。现在，迫使它为了这些利益与我们合作，在政治上显然是迈出了一大步。作为一个善良的法国人，我对于一切能使我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进步都感到欢欣鼓舞。”
这封信是我一切思想的基础。我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这次战争爆发近一年前，关于殖民地问题所作的谈判，也是以这封信作为基本原则。
重返议会——为爱尔兰人举行的舞会——贝德福公爵与白金汉公爵的决斗——行宫的宴会——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及其秘密
五月十七日我去科文加登剧院，坐进约克公爵的包厢。国王来了。这位君主从前被人家憎恨，现在却受到这座古修道院僧侣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二十六日，约克公爵来使馆吃饭；乔治四世本来极想赏给我这份荣耀，但是担心我那些外交界的同事嫉妒，只好作罢。
德？蒙莫朗西子爵不同意就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与圣詹姆斯内阁谈判。五月十九日，我获悉德？黎塞留公爵先生的死讯。他几乎是猝死的。这位正直的人平静地忍受了头一次退出内阁的痛苦，但是他也许是思念政务太久，终于支持不住了，因为他毕竟没有第二个生命以取代失去的一个，黎塞留的英名仅仅是通过一些女人才传到我们这儿的。
美洲革命仍在继续。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第二十六号)：
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秘鲁刚刚采纳了立宪君主制。欧洲的政策应该作出百般努力，使宣布独立的殖民地国家都得到类似的结果。美国很担心墨西哥成立帝国。万一新大陆整个成了共和国的天下，旧大陆的君主制就要完蛋了。”
人们对爱尔兰农民的穷困议论很多，最后人们用跳舞来安慰他们。在歌剧院举行的一场盛大舞会吸引了富有同情心的人。国王在一条走廊上遇见我，问我在那儿干什么，并挽起我的手臂，把我领进他的包厢。
在我流亡时期，英国剧院正厅的观众吵吵嚷嚷，都很粗俗。一些水手在正厅喝啤酒，吃橙子，对着包厢叫骂。有一晚，我进了一家剧场，旁边来了一位醉醺醺的水手，问我这是在哪儿。我告诉他：“在科文加登剧院。”他一听就叫了起来：“真的，好漂亮的花园哩！”说完，就像荷马笔下的众神一样狂笑起来，抑也抑不住。
我最后一次应邀去兰斯多恩勋爵府上参加晚会。勋爵阁下把我介绍给一位庄重的贵妇人：她年已七十三岁，穿着绉呢衣服，白发上面罩着黑纱，就像带着王冠，整个人活像一位退位的女王。她用庄严的声调，残缺不全地背了三句基督教真谛中的话，跟我打了招呼，又同样庄严地告诉我：“我是西当斯夫人1。”即使她告诉我：“我是麦克白夫人，”我也会相信的。我从前曾经看过她演戏，她那时正是才华横溢的年纪。时间的波浪把一个世纪的残屑抛到另一个世纪的岸滩，只要拾取这些残屑就足以生活了。
1西当斯(siddons)，英国著名演员，当时六十七岁。——原注
到伦敦来看我的法国人有德？吉什公爵夫妇，我在布拉格还要提到他们；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我在费法克见过他，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德？诺阿耶子爵夫人，她还和十四岁在梅内维尔的美丽花园里游玩时一样聪明、优雅、讨人喜欢。
宴饮和晚会太多，大家都应酬烦了；各国使节渴望出去度假：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准备去维也纳；他希望人家会召他参加和会，因为人们已经打算召开一次和会。罗思柴尔德先生回法国，他已经与其兄弟一起终止了俄罗斯的二千三百万卢布借款。在海德公园一个地洞深处，贝德福公爵与大块头白金汉公爵斗了一场。从巴黎寄来了一首侮辱法国国王的民谣，伦敦的报纸把它登了出来。英国激进的下等人光觉得它有趣，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发笑。
国王去了行宫。我于六月六日也动身去那儿。国王邀我去那儿吃饭，小住。
我于十二、十三、十四日在陛下的起床时刻，在接见厅，在舞会多次见到乔治四世。二十四日，我宴请丹麦亲王与王妃：约克公爵作陪。
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待我十分友善，若在从前，这也许是一件大事：她告诉我不列颠国王陛下并未完全放弃去大陆旅行的想法。我极其虔诚地在心中保守这一秘密。若是在韦纳依、曼特农于尔森和篷巴杜夫人1干政的年代，为了一位宠姬的这样一句话，该发送多少公函哪！再说，我也并不热心于打探伦敦宫廷的情报：反正你说也是白搭，人家不听你的。
1韦纳依(verneuil)，法国贵妇，生平不详。曼特农(maintenon，一六三五—一七一九)，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四秘密娶的妻子。于尔森(vrsins，一六四二—一七二二)，法国贵妇，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关系密切。篷巴杜夫人(pompadur，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五宠爱的女人。
群臣画像
伦敦德里侯爵尤其难以接近：一方面，他身为大臣，说话直率，另一方面，他为人谨慎，这两方面使你感到拘束。他坦率地解释他的政策，神情极为冷漠，对发生的事情却绝口不提。他对自己说的话漠不关心，就好像那不是他说的。大家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他说出来的话，还是应该相信他藏在心里没说的话。就像圣西门所说，你往他耳朵里塞一筒炸药，他也不会动一动。
伦敦德里侯爵有一种爱尔兰人的口才，常常在贵族院激起笑声，给公众带来快乐；他的疏忽是有名的，不过他有时说的一些妙语，例如在谈到滑铁卢战斗时说的：“我把士兵们叫回来了。”让公众激动不已。
哈罗比勋爵是枢密院主席。他说话简明扼要，熟悉情况。在伦敦，一个枢密院主席说话哕哕嗦嗦，大家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从言谈举止来说，他还是个十足的绅土。有一天在日内瓦的帕基斯，有人通报一个英国人求见：进来的是哈罗比勋爵。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失去了从前的国王；我从前的国王则流亡外国。这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英国伟大。
我在维罗纳会议一文中提到皮尔先生和威斯特摩兰勋爵。
我不知道巴瑟斯特勋爵是否那位巴瑟斯特伯爵的后人，是否他的孙子。斯特恩曾经这样描写巴瑟斯特伯爵：“这位爵爷是个奇迹；八十岁的人了，还头脑清醒，反应灵敏，像个三十岁的人。情绪健康，对什么都有兴趣，也有能力讨我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喜欢。”巴瑟斯特勋爵，即我跟你们提及的大臣，是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礼的人；他保留了过去有教养的法国人的礼貌传统。他有三四个女儿。她们皮肤白净，体型修长，行动轻盈，像海燕一样顺着波浪奔跑，或更确切地说，飞翔。她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她们是否和同姓的英国少女一起落进了台伯河1？
1见第三卷第四十二页。
利物浦勋爵不像伦敦德里侯爵，是主要大臣，但却是最有影响，最受尊敬的大臣。他享有虔诚信士和慈善家的名声。对于拥有者来说，这个名声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家来找他时都怀着对父亲一样的信任。任何行为，要是得不到这位圣人的认可，就似乎不是善良行为，因为这位圣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才干的影响。利物浦勋爵的父亲查理？詹金逊是霍克别里男爵，利物浦伯爵，是伯特勋爵的红人。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几乎个个都是从文学生涯开的头，不是写过几首或好或坏的诗，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刊载。一般而言，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对这位首任利物浦伯爵还要再写几句。他给伯特勋爵当过私人秘书，他的家族为此颇为伤心：这种虚荣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幼稚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那些最狂热的革命者就是从血缘的失宠或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中萌生对社会的仇恨的。
利物浦勋爵支持改革，坎宁先生最后一次入阁要感谢他。他虽然死守宗教原则，却也可能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在我认识利物浦勋爵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清教徒感悟的地步。平时他与一位老姐妹住在离伦敦几十里远的地方。他言语不多，脸色忧郁，常常侧着耳朵，似在倾听什么悲伤的事情：好像他听见自己的最后几年寿命从天而落，就像冬季落在街面上的雨点。再说，他没有任何情欲，只是照上帝的意旨生活。
海军将领团的成员克拉克先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如坎宁先生属于皮特先生一派；不过他比坎宁先生更为醒悟。他在白厅住了一套阴暗的房间。当年查理一世就是被人从那些房子的窗子提出去，直接送上断头台的。在伦敦走进那些机构领导人的住所，人们都会大吃一惊，那些机构的分量就是在天涯海角也感受得到呀。一张光光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黑礼服的人，这就是你见到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们，或者是哪个商务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继承了蒙古皇帝的伟业，在印度就有两亿臣民。
两年前，克拉克先生来玛丽一泰蕾丝诊疗所看我。他提醒我注意我们舆论和命运的相似。一些事件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政治造就离群独居者，一如宗教造就隐土。当一个人独居荒野时，便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无限人生的某种遥远图像。无限人生独居在无垠的宇宙，看着各个世界的革命完成。
公函(续)
在六七两个月，伦敦内阁开始认真对待西班牙事件1。伦敦德里侯爵和大多数使节在谈到这次事件时，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1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第三十五号公函中，如实地报告了英国的举措：
子爵先生：
伦敦德里侯爵有关西班牙的想法，我比过去更难向您报告，因为难以打听到他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w？阿库尔先生的秘密训示。不过我事事都留心，所以您最近的十八号公函所要求的情报，我还是搞到了。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隆东代里侯爵的性格判断准确，那我就相信w？阿库尔先生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书面训示。人家会口头指示他观察各派动向，但不介入纷争。圣詹姆斯内阁不喜欢西班牙国会，但是看不起费迪南德，肯定不会为保王派干什么事情。再说，只要我们对一种舆论施加影响，英国就会对相反的舆论施加影响。我们的再度繁荣激起了强烈的嫉妒。此间的国务活动家对西班牙蕴蓄的革命狂热都怀着隐隐的担心。不过遇到特殊利益，这种担心就压住不提了。因此，如果一方面大不列颠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排斥出半岛，另一方面它能够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对西班牙事件持什么态度，并且为大陆君主国家可能再次遭受的苦难而幸灾乐祸。阻止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使节的同一原则，促使英国往马德里派遣一位使节：它对一般的事情毫不关心，只关注能从帝国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致敬！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我在七月十六日的四十号公函中又报告了西班牙的消息，并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
子爵先生：
英国报纸依据法国报刊新闻，今早刊载了包括本月八日在内的德穗里的消息。我对西班牙国王的命运从来抱很大希望，也就并不感到震惊。如果那个不幸的君主命该一死，其余的人也别想幸免于这种灾难：匕首只能刺杀一位君主，断头台却可以毁掉君主制度。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受审就是最好的明证：老天给我们预防了第三场审判。这种审判似乎以杀戮的权威，来确立民众的权利，成立反对国王们的法律团体！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法国政府应该预料的机会之一，就是西班牙政府宣战。无论如何，我们不久就会不得不撤除防疫线1，因为过了九月，如果巴塞罗那没有再次发现疫情，那时还提防疫线，就会是真正的嘲讽；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部署了一支军队，并说明我们不得不保持这支军队的理由。难道这不等于向西班牙国会宣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撤除防疫线，会引出什么后果呢？这个怯懦的行为会危及法国的安全，损害内阁的威信，并使我国的革命党重新生出希望。
1当时巴塞罗那流行黄热病，法国派兵严守与西班牙交界的地区，防止有人将疾病带入。
致敬！
一八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于伦敦
有关维罗纳会议的磋商——致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隐隐表示拒绝——德？维莱尔先生的信更支持我——我给德？迪拉夫人写信——德？维莱尔先生给德？迪拉夫人的便函
自维也纳会议和埃克斯？拉？夏佩尔会议以来，欧洲的君主们都被会议搞晕了头：人们在会上一边娱乐，一边瓜分几个国家。因此，始于莱巴赫，终于特罗坡的会议一结束，人们便考虑在维也纳、费拉尔或者维罗纳召开另一次会议：西班牙的动乱正好提供了机会，加快了会议进程。每个宫廷都指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我在伦敦看到大家都准备动身去维罗纳。由于我满脑子装的是西班牙的事，又由于我在想一个为法国争光的方案，便认为如果让别人在一个想不到的方面了解自己，可能对会议有用。我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就给德？蒙莫朗西先生写信，可是没有讨到半点好。部长冗长的回信在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虚情假意掩饰不了明显的疏远。信末写道：
“尊贵的子爵，既然我向您敞开了心扉，就想把不愿在公函里说，可是某些个人观察和一些熟悉您那块阵地的人的见解启发我生出的想法告诉您。面对英国大臣，您首先想的难道不是应该注意嫉妒和气恼的某些作用吗？这种嫉妒和气恼时刻可以从直接表示的王恩和‘社会信任’中看出来。请告诉我您是否看出了这方面的迹象。”
对我得到“王恩”和“社会信任”(我猜测，就是柯宁汗姆侯爵夫人的信任)的抱怨，是通过谁传到德？蒙莫朗西子爵那里的呢？我不知道。
通过这封私函，我预计我的方案在外交部长那儿是通不过了，就给德？维莱尔先生写信。他当时是我的朋友，并不怎么偏袒他那位同僚。他在一八二二年五月六日的信中，先给我回复了几句好话。
“您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我谨表示感谢。那个宫廷关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决定不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因为两国的处境大不相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避免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从而被拖住手脚，无法在别处行动。而假如东方事务在欧洲会引起新的政治组合，那我们是应该在别处行动的。
“当前的世界形势有可能引发出一些事件。如果不参与，法国政府就会有失体面。而我们是不会让法国政府丢脸的。别的国家干预调解，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但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更具胆魄，更为正直。
“我认为人家大大低估了我国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国王政府在给自己规定的形式下还可以行使的能力；它提供了更多的人们似乎不相信的资源，我希望遇到机会我们能够表现这一点。
“亲爱的，如果出现这种良机，您一定会鼎力相助。我们坚信您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分享荣耀而是按各方所作的贡献论功行赏。让我们来比一比，看哪方出力最多。因为光荣将属于大家。
“我确实不清楚这是否会形成一次和会：不过，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您告诉我的事情。
一八二二年五月五日于巴黎”
由于头一次看了这封体谅我的信，我就通过德？迪拉夫人督促财政部长。她原来就以友情帮助过我，于一八一x年指责宫廷忘记我了。不久，她收到了德？维莱尔先生这封信：
“我们能说的话，我都说了；在我心里以及在我的看法里，能够为公众幸福和我的朋友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或者将要去做，请相信这点。我不需要听人劝说，也不准备改变意见。我向您重申：我是凭信仰和感情行事。
“夫人，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伦敦德里侯爵去世
我于八月九日寄出的最近一封公函，向德？蒙莫朗西先生报告伦敦德里侯爵将于十五日至二十日动身去维也纳。可是我的计划遭到了突然的改变。我原以为只须向人世间国王的内阁报告人事，谁知却要向它报告天意。
由加莱电报局转往巴黎：
伦敦德里侯爵于今日(十二日)上午九时在北克莱乡居突然去世。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于伦敦
第四十九号公函：
子爵先生：
倘若时间没有阻延我的电报，昨日四时寄发的特挂也没遇到任何事故，那么我就希望您是大陆上头一个得悉伦敦德里侯爵猝死量耗的人。
这场死亡极为悲惨。高贵的侯爵星期五还在伦敦。他觉得头有些发胀，就请人在后颈部放了血，然后动身去了北克莱。伦敦德里侯爵夫人已经在那儿居住一个月了。星期六(十日)和星期日(十一日)开始发高烧。但星期日夜里似乎退了烧。星期一(十二日)早上，病人的情况显得很好，看护他的妻子便认为可以离开一会儿。伦敦德里侯爵脑子已经失常，见没有人守着，就下了床，进了一个卫生间，抓住一把剃刀，一下就把颈静脉割破了。一个医生赶来救他。他就倒在医生脚下。鲜血流了一地。
这个可悲的事故人们尽可能保密，但还是传到了公众那里，而且大大走样，引发了种种流言。
伦敦德里侯爵为什么要寻短见？他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灾难；地位比任何时候都要稳固。下星期四他就准备动身。他会把一次公务旅行变作一次愉快的事。他准备于十月十五日回国，参加预先安排的狩猎，并且邀请我参加。可是，老天作了另外的安排，于是伦敦德里侯爵追随德？黎塞留公爵走了。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以下是我没写进公函的一些细节。
乔治四世回到伦敦后，向我讲述说，伦敦德里侯爵起草了给他自己的训示，准备在会议上遵循，呈送给国王批准。乔治四世接过文稿，想斟酌措词，便开始大声朗读起来。他发现伦敦德里侯爵并没有听，两只眼睛在书房顶上扫来扫去，便问道：“爱卿，怎么啦？”侯爵回答道：“陛下，约翰那个家伙(一个马夫)在门口，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断地命令他走开，他就是不走。”国王大吃一惊，合上文稿，说：“爱卿，您病了：回家去吧；叫人给您放点血。”伦敦德里侯爵走出来，去买了一把刀，以后就用它割了颈根。
八月十五日，我继续向德？蒙莫朗西报告情况：
“人们往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去水边，去海滨浴场，去城堡寻找外出的大臣们。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在伦敦。人们今明两日等他们回来。他们将召开大臣会议，但什么也定不下来，因为最终结果，是由国王给他们任命一位同僚。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爱丁堡。很可能大不列颠的国王陛下并不急于在丧葬期间作出决定。在英国，伦敦德里侯爵的去世是不幸的：他虽然并不受人爱戴，却为人所敬畏；激进党人憎恶他，但是又怕他。他为人特别正直，使反对派不能不敬畏，不太敢在讲坛和报纸上侮辱他。他不可动摇的冷静，对人对物的漠不关心，他的专制本能，对合乎宪法的自由的暗中蔑视，凡此种种，都使他成了能够与本世纪的倾向作斗争并取得成就的大臣。在过激与民主威胁世界的时代，他的缺点也成了优点。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子爵先生：
在前日第四十九号普通公函中，我有幸报告的关于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情况，已经为后来的消息所证实。不过，不幸的大臣割断颈静脉，用的不是我前函报告的剃刀，而是一把小刀。您将在报纸上读到“验尸官”的报告，会把一切了解清楚的。对大不列颠首相尸体作的调查，一如对一个杀人凶手尸体作的调查，给这个事件增加了几分恐怖。
子爵先生，您现在大概知道了，伦敦德里侯爵在自杀前几日，已经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就连国王本人也觉察到了。有一个细微的情节值得一叙。这件事我原来并没有留心，可是灾难发生以后想起来了：十二天或者十五天以前，我去看过伦敦德里侯爵。他一反自己的习惯和当地的风俗，亲亲热热地在卫生间里接待了我。他正要刮脸，便半讥半讽地笑着对我夸赞英国剃刀的好处。我对即将闭幕的会议恭维了他几句。“是啊，”他说“是该结束了，不是会议，就是我。”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五日于伦敦
英国的激进派和法国的自由党人对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说法是，侯爵觉得反对派的原则将获得胜利，在政治上失望，便寻了短见。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一些人凭想象，另一些人凭党争派性和蠢气编造出来的。伦敦德里侯爵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对人性而犯罪，也就不必为此悔恨，他也没有为支持本世纪的知识而犯罪，因为他对它们深为鄙视：疯狂通过女人进人了卡斯尔雷家族。
内阁作出决定，由威灵顿公爵代替伦敦德里侯爵前去参加维罗纳会议。克兰威廉勋爵陪同他前往。给他们的正式训示缩减成了以下几条：完全不提意大利，绝不插手西班牙事件，参加东方问题的谈判，保持和平，不让俄罗斯扩大影响。机遇总是垂青于坎宁先生；外交部长一职暂由殖民地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代理。
八月二十日，我出席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伦敦德里侯爵的葬礼。威灵顿公爵显得很悲痛，利物浦勋爵不得不拿帽子遮脸，不让人看到他在流泪。当遗体抬进教堂时，外面传来一些辱骂和欢叫声：科尔贝和路易十四是否比伦敦德里更受人敬重呢？活人没法教给死人什么东西，相反，死人倒教育了活人。
又一封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函——由哈特韦尔之行——德？维莱尔先生的便函通知我：我被指定参加会议
德？蒙莫朗西先生的来函：
尽管没有重要公函交给您忠实的信使雅珊特，我还是愿意按照您本人的意愿，以及雅珊特代表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表达的让他立即回到您身边的意思，让他再度动身。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您说几句更机密的话，让您了解我们和伦敦一样，对伦敦德里侯爵的惨死感觉十分沉痛，同时趁此机会，谈一谈您似乎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枢密院议了这件事，定于近几日，就在今天上午散会之后立即开始，讨论该确定的主要领导、该发生的训示，该选派的人员：头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该派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去。我觉得您曾在什么地方表示过，对有人竟然想到xxx而没有想到您大惑不解。您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处在同一条线上。假如经过最成熟的考察后，我们认为无法利用您向我们坦率表示的诚意，那肯定是有一些严肃的理由。这些理由，我会同样坦率地告诉您的：推迟决定人选不如说对您的意愿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在近几个星期内，在内阁作出决定(各国内阁都在忙于这事)之前离开伦敦，对您对我们都是不适宜的。这件事给大家的打击是那么大，以致早几天有几位朋友对我说：“要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立即回了巴黎，再逼他动身去伦敦，那就太叫他扫兴了。因此，我们等待英王从爱丁堡返回后作出重要的任命。英国大使斯图亚特骑士昨天说，肯定是威灵顿公爵去参加会议；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尽快得知确切消息。伊德？德？纳维尔1先生昨日到了，身体十分健康。我见到他很高兴。高贵的子爵，我始终对您怀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
1伊德？德？纳维尔(hydedeneuville，一七七六—一八五七)，当时法国驻里斯本公使，夏多布里昂的好友。
蒙莫朗西
八月十七日于巴黎
德？蒙莫朗西先生这封信中夹杂着一些讥讽，充分向我证实，他不愿派我去参加会议。
圣路易的圣名瞻礼日那天，我为路易十八举行了一次宴会，并去哈特韦尔参观，以纪念这位国王的流亡岁月。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享受一种乐趣，不如说是尽一份义务。如今当国王做君主的遭受不幸是太平常了，人们犯不着对那些并没有出天才或美德的地方感兴趣。在凄清的哈特韦尔小公园里，我只见到过路易十六的女儿。
最后我忽然收到德？维莱尔先生这封出入意料的便函，它让我的预料落了空，并结束了我的犹豫不决的状态：
亲爱的夏多布里昂，我们刚才议定，只要荚王回到伦敦，情况许可，您就可以回巴黎，作为代表法国参加会议的三位全权使节之一，从这里出发去维也纳或者维罗纳。另两位使节是德？卡拉曼先生和德？拉费罗纳先生。德？蒙莫朗西予爵后日赴维也纳，出席会议之前在该城召开的预备会。等到各国君主出发去维罗纳后，他再回巴黎。
此信只由您独自阅览。这件事遂了您的心愿，我很高兴。衷心祝您幸福。
一八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按照这封便函的通知，我准备动身。
古老英格兰的终结——夏洛特——几点思考——离开伦敦
雷霆不断落在我脚边，处处追着我不放。迄今为止，古老的英格兰一直在不断壮大的改革中挣扎，待到伦敦德里侯爵一死，它也就完了。坎宁先生崭露头角：可是自尊使他甚至在议院论坛上也用布道的口气说话。在他之后，出现了威灵顿公爵，他是保守党，是来搞破坏的：当社会的判决宣布之后，本该举起的手却只知道砸下来。格雷勋爵，奥康内尔这些废墟上的工人相继为旧制度的倒台而工作。议会的改革、爱尔兰的解放，一切本身良好的事物，由于时间的侵害，都变成毁灭的原因。恐惧使灾难增多：要是人们对威胁不那么惧怕，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顶住威胁。
英国需要什么才会支持我们最近的动乱呢？它闭守在岛上，抱着民族的敌意，处于安全的地方。圣詹姆斯的内阁需要什么才会害怕爱尔兰分离呢？爱尔兰只是英格兰这只大船上吊着的小艇，割断绳索，小艇就会落进万顷波涛而完蛋。利物浦勋爵本人就有阴忧的预感。有一天我在他府上吃饭：饭后我们走到一个窗户前聊天。窗户对着泰晤土河。我们在下游方向看到城市一角。在烟气和雾气笼罩下，它显出黑压压的一大片。我对主人称赞英国的君主制度，说它一边是自由，一边是权力，两边势均力敌，保持平衡，因此十分稳固。可敬的勋爵抬起手臂，指着城市问我：“这么巨大的城市，有什么稳固可言？伦敦只要来一场像样的暴动，一切就完了。”
我觉得好像是在英国跑完了一段路程，就像昔日在雅典、耶路撒冷、孟斐斯和迦太基跑的一样。我把阿尔比庸(英国古称)的世纪都召到眼前，我从一段传说上溯到另一段传说，我看着那些世纪一个接一个坠入深渊，不由得感到一阵痛苦的晕眩。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克伦威尔和吉尧姆、皮特和伯克所在的辉煌热闹时代，如今变得怎么样了？那一切都完结了；卓越和平庸，爱与恨、幸福与贫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刽子手与受难者、国王与人民，都在同一种寂静中，同一层尘埃中睡着了。倘若人类最有生机的部分，像古代的阴影一样留在现在的几代人中，却不在自己身上活着，也不知自己曾经存在的天才都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啁！
在几百年之中，英国遭受过多少次毁灭？它经历了多少次革命，才面临一场更伟大、更深刻、把子孙后代都卷进来的革命！我看到过那几届著名的权势显赫的国会：它们如今安在？我见过保持了旧时风俗与繁荣的英国，到处都有孤零零的小教堂和塔楼，有格雷那种乡间墓地；到处都有窄窄的砂径，牧放奶牛酌山谷，牧放着一群群绵羊的欧石南丛生地；到处都有畜栏、城堡和城市：大森林不多，鸟儿也不多，海风却是不断。这不是安达卢西亚那些田野。在那里，芦荟和棕榈树林掩映着摩尔人宫殿的废墟。在那些淫荡的断壁残垣中，我遇到一些年老的基督徒和一些年轻的恋人。
西班牙啊，什么样的人生
才有资格回忆你的海岸？
这里不是那片罗马的原野，它那不可抵挡的魅力让我不断地回想它；这些波涛不是洗濯柏拉图教授弟子的岬角的海浪太阳也不是照耀那个地方的太阳。在这个阳光普照之地，我听见蟋蟀呜叫，为它神庙的神甫向密涅瓦要求一个家园，却是枉费之力。不过这个四周海疆百舸争流，国土上处处牛羊成群，鼓吹其伟人崇拜的英格兰，终究是个既可爱又可怕的国家。
今天，英国的山谷被炼铁炉与工厂的烟子熏黑，它的道路变成了铁路；在这些路上移动的不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而是活动锅炉。那些知识的苗圃如牛津和剑桥，已经露出了凄清的气象：它们的学院和哥特式小教堂已经半是荒寂，叫人看了心酸，在它们的内院里，立着一块块中世纪的墓石。旁边，则躺着被人遗忘的古希腊民族的大理石编年史。看守废墟的还是废墟。
这些纪念性建筑物周围，开始形成空白。我把失而复得的青春岁月都留在这些地方了。我在第一次虚掷青春的地方，再次与青春分开了。夏洛特就像那颗星星，那阴影中的快乐，在日月的运行中姗姗来迟，于午夜升起，再次出现在天空。倘若你们并不厌倦，就请在这部回忆录里找一找，看一八二二年蓦然再见这位女子，在我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当年她注意我的时候，我对英国女子还毫无了解。后来我出了名，有权有势以后，才为大群英国妇女所包围：她们的敬意衬托出我命运的轻微。如今，在我担任驻伦敦大使十六年以后，在后来又经历那么多毁灭之后，我的目光又投射到戴斯德莫娜和朱丽叶1的家乡那位姑娘身上：我只记得她出人意料的出现点燃我的记忆之火那个日子了。新的厄庇墨尼德2在久睡之后终于醒来了。我把目光投向一座灯塔。由于海岸上其余的灯塔都已熄灭(只有一座除外，它在我之后还燃烧了很久1)，这座灯塔就更显得光辉灿烂。
1两人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主人公。
2厄庇墨尼德(epimenide，生卒年月不详)，克里特岛的立法者，据说在一洞穴里睡了五十年。
1指朱丽叶？雷卡米埃。
本回忆录前面提到的与夏洛特有关的事情，我尚未说完：一八二三年，我任部长的时候，她和家庭部分成员来法国看我。当时由于人类那些说不清楚的不幸作祟，我正在为一场战争担忧，法兰西君主制度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大概接待她时声音显得不够热情，夏洛特回英国后，给我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表明她因为冷淡的接待而伤心。她把一些文稿片断还给我，我答应增写一些文字，再交给她，可是我既不敢增写，也不敢寄给她。倘若她真有理由抱怨，我就该把这些记述我初次海外流亡生涯的文稿付之一炬。
我常常想去给她解释清楚，可是我这个连父亲所有的岩礁(我在那儿留出了自己的墓地)都不敢去的人，又有可能再去英国吗？如今我害怕感觉：时间夺走我的青春岁月，把我摧残得与那些把肢体留在战场的士兵相似的人；我的血液要跑的路不长，是那些迅速地流人心脏，使得这个主管我痛苦与快乐的陈旧器官狂搏不止，几乎到了破裂的地步。我想把与夏洛特有关的章节烧掉，虽说我是怀着虔诚的尊敬来写她的。这种意愿又和毁掉这部回忆录的想法搅和在一起：倘若这些回忆文字还属于我，我还能把它们赎回，我说不定会忍不住试一试的。我对一切是那样厌恶，对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是那样鄙视，深信今后的人是那样可怜(这是作为公众这个整体而言，而且在好几个世纪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为自己把最后的时刻用来讲述往事，用来描绘一个终止的、其语言和名字都不为将来的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而脸红。
人不论是遂心如愿，还是失望受挫，都可能产生错觉：我违背本性，想去参加会议；我利用德？维莱尔先生的成见，引导他去逼迫德？蒙莫朗西先生作出决定。唉！其实我真正喜欢的，并不是我已经得到的东西，倘若人家迫使我留在英国，我大概会有些怨气，但是去探望萨顿夫人，去三个王国旅行的想法，会很快压倒一种虚假的，并不合我天性的野心冲动。可惜天主作出了另外的安排，我便动身去了维罗纳，由此引出了人生的转折：我的人阁，西班牙战争，我的胜利，我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制度的垮台。
一八二二年，夏洛特曾请我关照两个英俊少年。其中一个不久前来巴黎看我：他就是今天的萨顿上慰。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他告诉我，他母亲身体病弱，是住在伦敦过冬天。
一八二二年九月八日我在多佛尔上了船。二十二年前，也是在这个港口，纳沙泰尔人拉萨涅先生扯起船帆，开始了驶往法国的航程。从那时到眼下我写这一段的时刻，过去了三十九年。当人们回顾或者倾听过去的人生岁月时，依稀看到一艘消失的航船在苍茫的大海上留下的航迹，依稀听到一座看不见的古塔钟楼敲响的丧钟。
从一八二四到一八二七年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免职
按时间顺序，这里应该叙述雅罗纳会议的情况。关于那次会议，我另外出版了两卷本。倘若有人偶然想读读它，随处都可以找到。作为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西班牙战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行动。正统王权将在白旗下首次点燃战火，将在最遥远的后世都能听到的帝国炮声之后发射出它的第一炮。一步跨进西班牙，在昔日一个征服者的军队吃了败仗的土地上赢得胜利，在六个月中做到他七年都没有做到的事，这份神奇的功勋，有谁能够向往？然而这正好是我所建立的功勋；可是在复辟王朝让我就坐的游戏桌旁，我被人家说了多少坏话呀！我面对着一个与波旁家族为敌的法兰西和两个外国大臣：梅特涅亲王和坎宁先生。我没有一天不收到一些报灾信，因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与西班牙开战都不是得人心的。果然，我在半岛得胜不久就下台了。
收到西班牙国王获释的电报之后，我们这些大臣一时非常兴奋，就跑进王宫致贺。在那儿我生出下台的预感：我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又回到了平时的微贱地位。国王和御弟没有发现我们。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被丈夫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没有认出我们是谁。这位不朽的牺牲者听到费迪南德获释的消息，写了一封信，结尾是从路易十六女儿嘴里说出的那句隽永的感叹话：“事实证明，臣民可以拯救一位不幸的国王！”
星期天，我赶在内阁之前，再度拜见王室；庄严的王妃对我的每位同僚都说了一句感谢话，对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大概我不配得到这份荣誉。圣庙的这个遗孤不致谢辞，决不可能是忘恩负义：老天有权得到人间的爱戴，却不欠任何人的情。
接下来，我一直拖到圣灵降临节。不过我的朋友们一直为我担心，常对我说：“明天就会把你打发走。”“他们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打发我。”我回答道。一八二四年圣灵降临节那天，我走到御弟的头几间客厅，侍者传话说有人想见我。原来是我的秘书雅珊特。他一见到我，就报告说我的部长已经给撤了。他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德？维莱尔先生写来的：
子爵先生：
谨奉国王之命，把陛下刚刚下达的任命书转致阁下：
着内阁总理德？维莱尔伯爵先生接替德？夏多布里昂子爵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
这份任命书是德？维莱尔先生的秘书德？莱内维尔先生拟写的。那人还算善良，所以至今在我面前仍觉得尴尬。可是，老天啊！难道我不熟悉德？莱内维尔吗？难道我什么时候想到的是他吗？我经常碰见他，可是他什么时候又看出来，我知道，那份把我从部长名册上一笔勾销的任命书是出自他的手呢？
然而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我在哪儿玩了阴谋？我的野心在哪儿？我独自一人悄悄去布洛涅树林散步，难道是想夺取德？维莱尔先生的位子吗？正是这种怪异的生活断送了我。我生活简朴，始终保持了老天赋予我的本色；可是就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无贪欲，人家便以为我什么都想要。今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过天马行空的生活乃是一个大错误！怎么？你什么都不愿当？去你的吧！我们不需要一个看不起我们渴慕的东西，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平庸生活的人。
富裕的尴尬和贫困的麻烦跟着我来到大学街的寓所：我被打发出来的那天，本来要在内阁请很多人吃晚饭，我只好派人去向宾客致歉，并且把为四十位客人准备的三大桌饭菜移到我的只有两名师傅的小厨房来做。蒙米莱尔厨师带领助手开活，把锅子、盆子、烤肉时接油的盆子摆满了各个角落，把他的拿手好菜放在安全的地方回锅。一个老友来分享我这水手上岸后的第一餐饭。城里人和宫里人都跑来了，因为我刚刚效了大力，却被如此专横地打发出来，大家对此都表示不满。大家相信我只是暂时受屈，不会长久，都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安慰我。说这只是一时失势，人家并没有抛弃我，过几天又会召我回去。
其实人家弄错了，白白糟蹋了那一份心思：他们原指望我会向他们哀求，会唉声叹气，会有充当走狗的雄心壮志，会忙不迭地声明自己有罪，会卖身投靠那些驱逐我的人：这是不了解我的为人。我连该得的待遇也没要就下来了，既没有接受宫廷的恩惠，也没有得到它一文铜钱。凡是背叛我的人，我一概闭门不见；也不接受群众的慰问，谢绝一切来访。于是众人都散去了。大家开路一致责备我。原来各个沙龙和候见厅都觉得我的事情很有意思，现在则觉得可怕。
我下台以后，保持沉默难道不是更好吗？人家对我的粗暴不是把公众推到我这边来了吗？德？维莱尔先生再三表示免职信送迟了；由于这偶然的延迟，它不幸只是在王宫才交到我手里：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当人们赌博时，应该计算双方的胜机；对一位有点才华的朋友，尤其不应写一封信把他打发走。这就像对一位有罪的仆人，主人觉得见他是耻辱，就写一封信给他。而真遇上这样的仆人，就是扔到街上也用不着不安和内疚的。维莱尔的决定尤其让我恼火的是，他竟然想把我的功劳据为已有，明知我对一些问题弄懂了，他们却揣测我一无所知。
我要是不做声，(如人家所说的)表现克制，也许会受到永远崇拜部长职务的人们赞扬；要是甘愿无辜受罚，也许为重返内阁作了准备。一般而言，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可是，我要这样做，就不是我的性格，就意味着我有重掌政柄的欲望，有向上爬的渴望。可是这种欲望和渴望再过十万年都与我无缘。
我持有立宪政府的观点，不可能进人反对派；我觉得只有系统的反对派才适合这种政体；而号称“良知”的反对派是不起作用的。良知可以裁判道德上的事，却没法裁判精神上的事。我们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能分辨好坏法律的首领之下。当某个议员把自己的愚蠢当做良知，并且将它塞入投票箱时，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被称作“良知”的反对派摇摆于各派之间，咬嚼子，甚至视情况投票赞成内阁，通过使别人生气来使自己变得高尚；在士兵中被视为有反抗精神的愚蠢的反对派，在长宫中却是有野心的让步的反对派。只要英国是健全的，它就只有一个系统的反对派：平时与朋友同进同出；离开部长职位，就坐上攻击者座位。由于人们被认为是不愿接受一种制度才退下来的，那么留在王冠旁边的这种制度就势必遭到反对。人所代表的只是一些原则，系统的反对派与“人”竞争时，想夺走的也只是原则。
反对派跟我走
我的下台激起了很大反响：那些显得最遂心如意的人却指责我下台的形式。我后来获悉德？维莱尔先生本有些犹豫，是德？科比埃尔先生做的决定：“只要他从一扇门走进内阁，我就从另一扇门出去。”于是人家就让我出去：很简单，人家喜欢德？科比埃尔先生，而不喜欢我。我对他并不怨恨；我打扰了他，他让人把我赶走：他做得对。
我被打发走的次日及随后的日子，人们从辩论报上读到下面这些话，它们对贝尔坦先生是如此尊敬：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再次经受正式解职的考验。
“一八一六年他担任国务部长，曾因在其不朽著作论立宪君主制中攻击著名的九月五日法令而被解职。那道法令宣布解散一八一五年的无双议院。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当时只是议员，何王党反对派的领袖。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正是为他们辩护，才成了内阁发怒的牺牲品。
“一八二四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又被解职。这次却是由已经当上部长的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将他做了牺牲品。真是咄咄怪事！一八一六年，他遭惩罚是因为开口说话；到了一八二四年，却是因为不开口说话。他的罪过就是在辩论公债法时保持沉默。任何政坛失意都不是不幸，公众舆论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它将告诉我们该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放在什么地位，它还将告诉我们这一天的法令将对谁——无论赢家还是输家——最为不利。
“在维罗纳会议开幕之日，谁又可能告诉我们，我们会如此糟蹋西班牙事件的所有成果？今年我们该做什么？只能讨论七年任期法(不过是完全法)和预算。至于西班牙、东方和美洲的事情，则小心地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下去，问题总会解决的。最光明灿烂的未来就在我们前面，只是果子还是青的，有人就想采摘；果子又不落下来，于是有人就以为用点暴力，可以促使果子早点落地。
“怒气和嫉妒是两个出馊主意的顾问；治理国家要讲究平稳，可不能带着情绪，意气用事，更不能一冲一跳，踬踬颠颠。
“附言：七年任期法今晚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以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被逐出内阁之后，他的主张仍获得了胜利。这部法律他设想了很久，作为我们制度的补充部分，它和西班牙战争一起，将在国家事务中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德？科比埃尔先生周六剥夺当时还是同僚的先生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做法，人们深表遗憾。贵族院至少应该听见一位部长下台前发表的意见。
“至于我们，带着极为强烈的遗憾重返战场。我们本来希望，保王党能够精诚团结，永远摆脱内部的论战，可是法兰西的幸福、荣誉、政治上的忠诚，凡此种种，都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
反抗的信号就这样发出去了。德？维莱尔先生起先并不太惊慌；他不知舆论的力量。要打倒他本需要好几年时间，不过最终他还是倒台了。
最后一批外交函件
我收到内阁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把一切都结清了，它也证实了我并未从一个使人受到敬重、变得可敬的差使中捞取任何好处：
子爵先生：
我已把有关您的敕令呈交陛下。陛下同意把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从御库支取的秘密经费金额注销。
皇上同意这份敕令所作的全部安排。我荣幸地向您转交原件。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我和朋友们立即寄出一批信件：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塔拉吕先生1
1塔拉吕(talaru，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马德里大使。
亲爱的朋友，我不再是部长了；有人打算让您来当。当我为您谋到驻马德里大使的职务时，曾对好几个人说过：“我刚刚任命了我的接班人。”这些话他们还记得。我希望预言中的。眼下外交部长一职暂由德？维莱尔先生代理。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九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莱内瓦尔先生2：
2莱内瓦尔(rayneval，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
先生，我的差事完了；希望您还能干长久。我已作了努力，让您对我无可报怨。
我可能退居瑞士境内的纽沙泰尔；倘若此事能成，请预先帮我恳求普鲁士国王陛下的保护和关照。请代我向伯恩斯托弗伯爵致敬，向安齐隆先生转达友情，向您的秘书们问好。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与真挚的喜爱。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卡拉曼先生：
侯爵先生，我收到了您本月十一日的来信。别人将告诉您今后走哪条路；要是合您的心意，这条路会前程远大的。梅特涅先生可能会为我被解职快乐半个月。
侯爵先生，请接受我的遭别，以及我的忠诚与崇敬的最新保证。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伊德？德？纳维尔先生：
您大概获悉了我被解职的消息。我只剩一件事，就是告诉您，与您来往我是多么高兴。可惜人家新近把这种关系打断了。先生和老友，请继续为祖国出力，只是不要过于指望得到感谢，也不要认为您的成就就是把您留在岗位上的理由，虽说那岗位是多么适合您。
先生，祝您幸福。您应该得到幸福。拥抱您。
附言：顷接您本月五日的来函，获知德？梅罗纳先生抵达。谢谢您的深厚友谊；请相信，我在您的信中所要的也就是这份情谊。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赛尔伯爵先生1：
1赛尔(serre，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
伯爵先生，我被解职一事将向您表明，我无力帮您的忙了；我只能表达一些祝愿，希望在能充分发挥您的才干的位置上见到您。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为法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出了一份力，为法国的选举制度引进了七年任期制，我为此而高兴。虽说通过的法律与我最初的设想不尽相同，时间的改动是必不可免的结果，但毕竟原则提出来了，如果时间不把它取消，就会把余下的事情干完。伯爵，我敢认为，您对我们俩的交往，绝无可以报怨的地方，至于我呢，将永远庆幸在公务中遇到您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之人。
请接受我的道别和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拉费罗纳先生：
伯爵先生，如果您碰巧还在圣彼得堡，我就不愿在结束我们的通信关系之时，不告诉您，您让我生出的敬意与友情。但愿您保重身体，比我幸福。请相信您在任何生活状况下都有我这个朋友。我给皇帝写了一封短信。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对这封告别信的回复于八月上旬到了。德？拉弗罗纳先生曾经同意在我这个部长手下当大使；不久，我就成了德？拉费罗纳部长手下的大使：当初两人中谁也不相信会有升降。我们是老乡，又是朋友，互相评价不错。德？拉费罗纳先生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却没有一句怨言，始终忠于受过的苦难，守住了高贵的清贫。我下台后，他在彼得堡为我所作的事情，如果换了他下台，我也会像他那样做。正人君子总是相信能得到正人君子的理解。德？拉费罗纳先生表现出了胆魄、正直和高尚的灵魂，令人感动。我为自己引出他这种表现而高兴。在我收信的时刻，他这封信是对命运无常而平庸的恩惠一种十分真诚的补偿。只是在此，我头一次认为应该唯一违规，把可敬的秘密公之于众，这是友谊所然。
德？拉费罗纳先生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俄国信使前天抵达，把您十六日的短函交给我，在我荣幸地收到的您的所有书信中，这封信成了最珍贵的一封。我会像保存一份荣誉证书一样保存它，而且，我热烈地希望和坚信，不久就能在更为愉快的场合拿给您看。子爵先生，我仿效您的榜样，绝不就刚刚突然地、出人意料地中断我们公务关系的事件发表任何意见；这种关系的性质本身，您对我的信任，以及一些更为郑重的考虑(一些并非纯粹个人的考虑)，将足以向您解释我的理由，以及我遗憾到了什么程度。在我看来，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解释不通的；我不清楚事情的原因，但我看到了事情的结果：它是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地被人预料到，因此我为您如此大胆地无视它而惊愕。不过我太了解您的高尚感情和真诚的爱国心，也就确信您会赞同我的行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置。我的职责，我对祖国的爱，甚至对您光荣的关心都促使我这样做。您太看重国格，在目前的处境不可能接受外国人的保护和支持。您永远得到欧洲的信任与尊敬。但是您是为法国服务，您只属于法国；它可能是有欠公正，可是若让一些外国人来为您说话，把水搅浑，把您的事情搞复杂，那么无论是您本人还是您真正的朋友都不会同意的。因此，在大局面前，我就压下了任何个人的感情和考虑。任何活动，只要其头一个作用是在我们中间造成危险的分裂，损害国王尊严。我就要防止。这是我动身之前办的最后一件事。子爵先生，只有您知道此事。我应该向您交心；我深知您品格高尚，肯定会为我保守秘密，而且会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置得当，符合您所要求的感觉。对于得到您尊重和友情的人，您有权要求他们具备这种感觉。
再见，子爵先生：如果我有幸与您建立的关系使您对我的品格有个正确的了解，那么您就会知道，地位的变化并不能影响我的感情，您永远也不必怀疑我对您的爱戴和忠诚，因为我在目前的形势下，自认为在被舆论视为您的朋友的人中间，是最幸福的一个。
拉费罗纳
一八二四年七月四日于圣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