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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