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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x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作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竖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竖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棋友竭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作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人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作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未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脸相有关：虽然大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联。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太。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
“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上集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呆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们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一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联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洗菜，不言语。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
“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滴、登——”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势。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作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人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象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探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作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作作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作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自主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
（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志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
（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与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
（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作你的丈夫？”答日：“愿意。”你愿意她作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作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
（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
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不过份。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人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作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即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作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站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作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人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真“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
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棵棵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
[注二]詹牧师于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约取意用此。
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可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提笔狂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作学问了。
“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
“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诧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
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走了。
太阳西斜了，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屈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鼻翼还在翕动，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这么说，真有个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说。
“真有个叫魏启明的。”
“真有，在狱里。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詹牧师急切地问，紧张地盯着我，双唇作好了发出“没”的形状，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倒没杀人，”我说“只是偷偷东西。”
“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人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于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颠颠”、“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其一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往枉陶然。
其二几度沧桑春似梦，萧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己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獭，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r（叔本华）、dame（但丁）、byron（拜伦）、spt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摸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作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份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了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嗤嗤”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革命史传；3心理学及教育学；4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谛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撰祺詹小舟上（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国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嘛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渣，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欧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路子，说不定能帮忙他发表一点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旅，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1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2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1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2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3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太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人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1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2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3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结帮拉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儒林外史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q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揉和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册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帐。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1在外面不能这样说；2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3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恩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沙、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嘛——请您原谅，干嘛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菜，又喝了一点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一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惶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于，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噹噹”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嘛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嘛？”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河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宵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
“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得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濒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e。“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您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作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地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呢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智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其一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人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下集最近，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他说：“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嘛吧。”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他去忙他的事。他正筹备办工厂，并兼办一所幼儿园。“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他说。“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其他才能谈得上。”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量的藏书；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我也很难过，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毫无办法，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我又是个记者，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其实倒霉的是我，詹牧师早已解脱了，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虽然也是人物。就此放弃又舍不得，还是试试看吧，反正是报告，又不是为他唱颂歌，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事情是他干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然后再去凑证据。我是先有证据，后作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书名，购买日期、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作成了一份表格，现公之于众，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随机性很强；往好里说，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作了一次采访，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鸿鹄是有意重新‘出山’，托人和我提起过。我倒是没意见，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二来嘛，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唉，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经常接待外宾，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他当年要是不唉！鸿鹄一生善良、勤勉，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两相对照，一斑可见全豹。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节录）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不能自拔；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使我心明眼亮。我现在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同时声明：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我是心甘情愿的。在革命派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无非一堆废纸，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节录）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在严酷的考验中，我的愿望深见心底，耐心等待。我终于盼到了今天。学位委员会的成立，燃起我希望之火，召唤我纵马登程。祖国正是百废待举，倍需人才之际。我虽年迈，但壮心犹存；唯其年迈，才当百倍抓紧，万倍努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写好博士论文，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注十六]据调查“声明”和一申请都没有贴出、寄出过。
詹牧师写完了“声明”征求詹夫人的意见。詹夫人不答，默然垂泪。詹牧师也没了主意。半天，詹夫人才说：“你要不去埋那把刀子，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
詹牧师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纯粹的工艺美术品，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私藏武器、妄图变天”在六六年的一个深夜拿出去想埋掉，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
“我不去埋，他们也要抄的。”詹牧师愧然答道。
“我们不如回老家去，省得被他们赶。”詹夫人说。
“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
“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间。”
“‘回春堂’不知还有没有。”
“家乡多安静，我喜欢安静。”
“尤其是夜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睡得也香甜。”
“有时候有卖馄饨的在窗外吆喝。”
“放些虾皮，紫菜，还有香菜和青韭末儿，再放点香油，啧！”
“什么时候我给你做一回。”
“你可做不出那味儿来。”
但他们没有贴出“声明”也没有回老家去。
“申请”呢？是什么原因使之没有寄出去？不详。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第一份是詹牧师作的一首满江红——悼念周总理，幸亏当初没有落人“四人帮”之手，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诗词原文如下：噩耗忽闻，哭无泪，肝肠欲裂。周总理，功盖乾坤，德昭日月。帷幄运筹轻生死，握发吐哺无昼夜。叹古今，被害是忠良，天当灭！萧萧雨，飘飘雪。风声咽，哀声绝。把杯酒轻酹，志承先烈。大地珍埋男儿骨，长河敬殓英雄血。恨难消，何日斩群妖，天下谢。
如果我的发现到此为止，多好哇！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我的报告文学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然而不幸，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天哪，幸亏它是让我发现了，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落入外人手里，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也难说清楚了。信文如下：敬爱的江青同志：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信文到此结束。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估计是詹牧师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二角三分，估计是一瓶酱油；四角五分，估计是半斤鸡蛋；二分，可能是一盒火柴；红笔写的一角二分，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如此等等，就不—一推敲了。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也许更是因为帐目的重要性，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后来就忘了，所以没有及时销毁。
诗文和信文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唉，我的詹牧师，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又走访了一位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可喜可贺，这位老先生的证词，似乎可以推翻“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这一结论。他说：“小舟么？也谈不上什么赶潮流不赶潮流，更谈不上什么风派不风派。他不过是闲不住，而且总是自命不凡，想干一番大事业，愿意和一些名人、大事发生些联系；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以资证明。
a。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转过他的贺信。他不光写贺信，也写过抗议信。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他给勃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
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他给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都写过劝告信。
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
b。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或别的什么人物，他就要立刻写信去，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有一回，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对屎的出处表示了惶惑。“爷爷，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肛门。”
“什么是肛门？”“这就是肛门。”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一边解释道。“您也有肛门吗？”“有，所有的人都有。”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他也有吗？”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瞎！不许瞎说！”有一点需要强调：敬仰归敬仰，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来是不求人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如果要糊顶棚，他崇拜糊匠；要是漆桌子，他只信得过漆匠。有一回，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想做一只书架，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你做过什么？！”他说。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对他说：“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詹牧师连连夸奖：“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
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在书架的左立柱上多锯了一道口，为对称起见，索性又在右立柱上也据了一道。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也挂不住。
c。凡国内外大事，詹牧师都关心。国内的，譬如：东北及西南林区的滥砍滥伐问题、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各地名胜古迹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发展旅游业问题、城近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椿树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以至目前晚育造成的难产率增高的问题，等等，他都给予关注。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去请教过专家；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国外的呢，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有时候他拉开布帘，在地图上画些箭头、虚线和实线；也插一些小旗子，红的、白的、黑的；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默默地思考。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譬如：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d。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或者叫作价值感。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他便要陶醉，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向他晓以利害，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否则，”詹牧师的老朋友说“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
假如‘四人帮’重用他，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反过来，倘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看重他，他肯定也会废寝忘食地为‘四化’出力。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可惜那时没人理他。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我看，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吹得多了、神了，他就信以为真，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至于这首满江红么？我敢担保的只是，小舟对周总理是衷心热爱的。总理逝世当天，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了一天，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说不出，小舟一个劲叹气，搓脚，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深沟。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何日斩群妖’之类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首词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而是史学‘修士’，意思就是说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打扮自己的历史。不然，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是不大好想象的。”
e。詹牧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不错，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他每次和我见面，哪怕是只相隔半天儿，也要和我握手，伸手的姿势就像列宁。）
但从以上五点，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詹牧师不是风派吗？能说明詹牧师就是风派吗？我实在也吃不准。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得准确、真实、全面的，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如果能在篇头印上八个字“内部参考，请勿外传”我以为是慎重的。
续集关于詹牧师多次伪造表扬稿以骗取稿费，并在被揭露后缄口不谈此事一节，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倒不是怕诲淫诲盗，误人子弟，实在是那样写来太有些不明不白。正当我举棋不定之际，昨天，詹牧师的街坊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甲、詹牧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我认为，詹小舟同志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就去昧着良心胡编滥造的人。为了名吗？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能出什么名呢？为了钱吗？更不可信。詹小舟同志多年来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街坊们曾经商量着要给他些报酬（每月九块），他都不要。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大家不敢再提。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但每天早晨，无论你起得多早，厕所还是已经被詹小舟同志打扫过了。后来发现詹小舟同志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两点钟，然后就去打扫厕所。我们都睡得早，不能等到所有的人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原文如此——作者注），再去睡呀
乙、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可不是怎么的？詹大哥净给大伙办好事，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甭瞧我还比他小两岁。可腿脚儿不济。取趟奶来回就得他妈一个多钟头，詹大哥见天清早儿帮我取奶，黑了还管倒脏土。我心里不落忍的，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我就说您甭介了。可詹大哥说，街里街坊的一块住着，谁混谁呀？人家可不是象我这么说，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儿，说是“五洲四海翻腾，到了儿都得往一块儿走。”（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作者注）唉，那可是个善净人儿。说他骗钱花？说这话的人可是他妈瞎了狗眼啦！
丙、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詹老先生常说：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全是因为“四人帮”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善而不赏，恶而不罚，必定铸患无穷。而罚恶的好办法，莫过于赏善。善既立，恶不逞。
所以，我认为，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意在赏善。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年，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把一个镜片摔碎了，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一定要詹牧师赔。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把那副眼镜买了下来，并写了一篇表扬稿，表扬了一个假设的、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
丁、职工学校的看门人老郭头的口头证明：您问詹老。头儿？那老头儿可是心眼儿好！那人心眼儿忒好！那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没比！说件具体的？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说件真事！我刚来这的时候，是夏间天儿，大晌午的老阳儿挺毒，詹老头儿一盆一盆地往球场上泼水，我不懂规矩，还直嗔着人家。敢情他是为了学生们下了课好打球。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好人呐——！詹太太人更好，包了饺子就喊我去，说我一人儿问得慌。其实我倒惯了，也不觉着问。这会儿那老两口儿全死了，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好人呐——！上了天堂啦—一！
还有一些证词，因篇幅所限，略去。
补遗詹牧师死后，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小塑料包儿。打开一层塑料包儿，又是一层塑料包儿，一共三、四层；里面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年轻的詹夫人搂着儿子。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留影，戴着硕士帽，风度翩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东西——一怎么说呢？请诸君原谅并保密——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
还有一件事。詹牧师的儿子给詹牧师写了一篇非常奇怪的悼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问爸爸：“树叶是什么颜色的？”爸爸回答：“绿的。”我又问：“那绿色是什么样呢？”爸爸回答：“就是树叶那样的。”我说：“如果这就是绿色，那绿色又是什么样的呢？”爸爸想了半天，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那时候多快乐呀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