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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经整整死去了十年。她被儿子天元乔迁到新房里来，每时每刻都端端地坐在桌上，望着这屋里发生的一切。
倥偬的人事，急迫的岁月，转眼就是二五年。这一年娅梅五十整岁，天元五十二岁。二五年的国家。说什么也不能同上一世纪相提并论，不要说最早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的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地带，以及后来者居上的上海浦东，山东青岛、烟台，黑龙江的黑河一带，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多么的繁华。就连紧靠北方的古城洛阳，也是崛起得二十分可以了。就比较而言，发展相对缓慢的中原腹地，洛阳在此已居佼佼之首，大量的引进外资，大量的市外人口输入，使这一个城市的各方各面，都急剧膨胀起来。尽管对入城人口，有一套严格的控制手续，可母亲还是眼看着她的儿子，依仗无可阻拦的幸运，顺利地办妥了这一切。在五十二岁的时候，他决计离开张家营子，到那遥远的都市去。说是去闯荡事业，未免与年龄不够般配，说是去了此一生，那又大可不必离开这生养之地，且，心里又总是漾荡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一股热血。总之，内心的激情，促使他离开这乡土社会，与其说是去争取一种新的生活，倒不如说是为了避开旧的生活。
母亲说：“你别走猫儿。”
天元说：“我得走。”
母亲说：“娅梅说她不走了。”
天元说：“她不过说说罢了。”
这青砖瓦舍的房屋，要算张家营子的最后一栋建造。至此，全村的庄户人家，皆算住进了不见泥土的房屋里去。立在梁顶去看，村落是水汪汪的绿着。新房里碧绿之色，早年所谓的先富人家，那瓦舍少说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房子成了一潭死水的深蓝，加上季节的树木之绿，在这春夏移交之时，颜色旺盛得深入浅出，整个村落在黄土梁上，绿成深色的一片天空了。这样说，不是说乡村已经多么的都市。乡村是永远不会成为都市的。你仔细去瞧，能分辨出那绿色中夹杂着点点滴滴的土黄。这土黄的颜色，便是上个世纪留下的纪念。浅黄的是人家不住的土瓦房，多是各户的牛棚、猪窝，或堆放杂七杂八农具的仓库。偶尔有深黄色的一间草房，那准是谁家的鸡窝，或者给狗给羊住的地方。这种东西，在都市是绝然不会有的。你走进新房里去，房子是新的不错，屋里的陈设却不一定。祖先的牌位，是成年论辈子地一成不变着，占了正堂桌上的中位。针线筐儿，永远有意无意地摆在桌上。墙上不可或缺地贴了老寿星的画像。里间屋里的木床，不是靠了后墙，便是挨了山墙。无论怎样，床头立了两个粮缸，缸上放了板箱，床边又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以备停电时用的油灯或者蜡台，都是不消说的。连终因中国经济大潮的第二次风起云涌，导致意识形态方面放宽了政策，总算有机会出版了长篇小说欢乐家园、被小报称为乡村作家的天元，也未能脱去这种俗设。年老体衰，残腿坏眼的黄黄卧在门外，他坐在屋子的中央，望着桌上母亲的牌位，阳光从门口悄然而入，屋子里的新砖地上，如同铺了一层亮铮铮的黄金。一股温热的新房清气，在屋子里四散开来，流动的声音清晰可辨，就如一股微细的气流，在他的耳窝里旋转不止。去洛阳的行李，是五天前都已收拾停当，可要走时，娅梅却忽然来了。说是在省会难得有一丝清静，特意回来走走，一来看看天元和村人，收拾一下往日的记忆；二来避一避在都市的繁乱，过几天舒心雅静的日子。然话是这样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天元却是无从知的。
细打细算，离婚已经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一个生活在繁华的省会，一个生活在偏僻的乡土社会，这么多的年年岁岁，人生的事该发生多少变故，怕是连往日以为终生不变的东西，比如相爱过的思念，都已不是原有的滋味。起初，分手后的年把，彼此相互关心的书信，还通过漫漫邮途，鸿雁似的来往着。继尔信就逐渐少了，内容和文字也渐次空洞短缺。后来就终于断了，应验了一个诗人的两句短诗：一旦分手，即属遥远。究竟从哪儿断了书信，谁先断的，什么缘故，如今他再也回忆不起。只记得没有了她的书信，他就像少了一本用过了多少年的旧书，并不怎么伤感，反而觉得，接不到来信，也免得回信，倒是一件省心之事。后来，无意间在一日午时，接到邮差半月一次送来的一打报纸时，读到一篇题为真正女强人的长篇通讯，方知她离异回到省城，从一个馄饨小摊起家，发成了著名的亚细亚大街的女老板，便对接不到她的来信更加释然。既然她已成为一个凤毛鳞角的商人，也就更加没有必要书信来往了。俗语民谚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时候，张老师对这话的体味，实在是满怀了激情的深刻，孰料两个月之前，她忽然寄来一封快件，问他日子可好，她想回来看看，走走，歇歇，给母亲和儿子的坟上添一把黄土。他回信说，难得你还记着张家营子。还写了一些礼仪上的客套，如欢迎之类，谁知她接到信后，竟果真来了。于是，他把准备动身的行李收拾到一边，陪了她五天伤感的走东串西。原以为她旧地重游，不过三朝两日罢了，可至今已经五天，她还没有说哪天回去。这使张老师十分惶惑起来，和洛阳那边的户主说定，三日前要赶到那儿，为人家的儿子开课，尽人家的家庭教师之职。至今，娅梅却没有要走的迹象。而且她是知道，他是必须按时赶去才是。
委实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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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不想回省会了你该咋办？”
见面初始，她这样问他时候，脸上浮着一层红晕，在村头的阳光里，宛若染了一棵柿树的红叶，仔细去瞅，也能看出一层儿真诚。他知道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意念而已。然若真的留下，那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最为大众的说法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依着她外柔内刚的性子，她是断然不会如三十余年前，迫不得已来这伏牛山坡里上山下乡。更不会如二十余年前一样，为了情爱，甘愿放弃省会郑州，而寄籍于这穷乡僻壤的张家营子。说起来，离婚达十五年之久，她肯千里迢迢，火车、汽车、拖拉机地一路颠荡，来这儿看你已经不错，难道你还有别的奢望？就是她果真风尘仆仆，为了清静再一次投奔乡里，你就肯放弃你在洛阳的努力？午时的阳光又红又亮。早上吃了一点残食的黄黄，卧在日光中，至今不见动弹一下。它也实在够老了，天元到洛阳时候，让邻人代他喂养，不知何故，曾大病一场，以为它走完了自己命运的旅程，谁知天元回来，病又轻了，及至见到十五年前的女主人娅梅，虽是瘤子、瞎子，却也又能在院里晃动。娅梅抚摸它的时候，娅梅哭了，黄黄也流了眼泪。它的老弱，总给人一种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感觉。叫人想到，人的命运，如同狗是一样，有谁能主宰了自己未来？倘若天元还在老君庙小学教书，怕这时正好是老挂钟的时针、分针合二为一时候。十二点下课的铁片儿钟声，该悠然当当地回荡在山梁的田野和沟壑之间。可惜他已不再教书达一年半之久，甚或更多一些日月。老君庙小学，也最终因为他的辞职，孩娃们不得不转学到小李村小学。究竟根梢，这一些人生的变故，大约都与房子和情爱有关。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变化，在这山里人家的日常里，并看不到所谓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的景象。可离开张家营子，到三五十里外的公路沿线地带，那儿的村村落落，的确是不能与往时同日而语。
当年极其贫穷的刘家洞，曾经有不少靠卖女儿养家糊口的住户。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政府把改革和开放四个有民族决定意义的汉字宣传得何等深入人心，可刘家洞人逃荒要饭却是相当平常。然到了八十年代末，大约是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年，忽然从洛阳修来的一条公路自天而降。凭借着这条公路对交通的首先改变，刘家涧便开始经起商来，村名由涧字改为街字，继而根据政府对管辖区域的调整，街字也变为镇字。到了前年，也就是二三年，由于本地区特大钼矿的发现，和陆浑水库旅游区的进一步开发，行政区域的再次调整，刘镇终于被政府规划为一个新的县份。县城扎在刘镇，县名就叫刘县，城名便叫刘城了。而刘城也是不负众望，发展之神速，颇含当年国家开发深圳、珠海特区的味道。转眼之间，不仅高楼大厦鳞次起来，就连三星级宾馆，也应着旅游业的需要，于去年夏天，耸立在了三面环山，一面迎水的刘城东郊。据说这座钼矿，全部投资，都由经济可与美国和西欧抗衡的日本承担。又据说刘城将有一华侨巨富，投资一个价值五亿美元的牡丹大酒楼、牡丹跑马场、牡丹大赌场。是否会有牡丹妓院出现，据说也在提议、否定，否定、提议的反复之中。当然，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还亦未可知。但刘城如亚细亚大街一样的崛起，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道从洛阳伸来的双轨铁路，要穿城而过，且眼下的大批民工，都已开始放炮挖山，开凿隧道，却也是铁的事实。相反的，数十年前，张家营人买东卖西，下乡上山的省会知青，要聚餐一次的简单酒宴，也必须跑几十里的老镇子，却是不得已地冷落、沦落。除了本镇和邻村人去买些油盐酱醋，赶集是再也没人往老镇上去了。同等的距离；谁不愿往相反方向的刘城去呢？加之去往刘城，固定有一日几趟的柴油拖拉机和简易汽车，来往接送着山梁上的人们。山梁以外，实在是天翻地覆了。
可是，这老虎梁上的人家，日子却依然得很，除了家家最终都住进了新砖新瓦的房舍，姑娘们也穿裙子，小伙们也听流行歌曲以外，着实找不到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一些所谓变化，也晚了人家三五十年之久，皮毛得不能再皮毛。说起房子，这也是变化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繁华落后，民间百姓的富裕贫穷，倒首先体现在房舍。那时候，娅梅和天元凭借着教书的固定月薪，盖起了张家营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瓦房。现在去看，那瓦房不仅低矮土气，粗糙简陋，还有些不堪入目。然在当时，却赢得了全村人的惊羡。在方圆数十里内，是除了他们，连村党支部书记家，也还不敢妄想三年两载住进瓦房里去。社会终归是在变着，到全村人都从土瓦房演变到青砖瓦舍，甚或有的人家，直接从草房，过渡到小楼里去的时候，张老师才忽然发现这土瓦房已经不能住了。
漏雨了。
这么多年月，村里的新房一幢幢树立起来，张老师也不是没有感触。这一点母亲终日在正堂桌上，看得最为清白。一方面因为梅的离去，使他对日子颇感心灰意懒，不愿从房舍上重振人生之旗鼓，将将就就，能过也就行了。另一方面，大半生民办教师的生涯，尽管工资一再升级，他已是全县民办教师中工资最高的一位，但拿这笔工资，到刘城或洛阳吃顿便饭可以，要想以此有所积存，翻盖一座不落乡间时式的新房，那又谈何容易！可是，老房子已是尽心尽力，耗尽了木瓦之能。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后，连房脊上的一棵小榆树，旱了死去，涝了活来，也都从一棵眼瞅不见的芽儿，变成了拇指粗的一棵小树，它哪儿还能在岁月中支撑下去。终于，在去年的一场连阴雨中，一根椽子断了，屋里淋成一片汪洋。到了再也不能不翻修或者新盖的地步。翻修是毫无意义，如同补钉一件上百年前时兴的长袍大褂。而要新盖，钱又从何而来？
不得不于前年，辞掉了小学的教师，凭借欢乐家园的出版所得来的点滴声誉，到洛阳健康新世纪娱乐公司，做了老板家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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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梅的来到，已经误了他四五天的起程。吃饭的桌上，怀旧的路上，她时不时地问他：
“你入城的手续办好了？”
“全好了。”
“决心离开张家营子？”
“最少离开几年。”
“为了钱？”
“不全是。”
“还为啥？”
“说不清，你那时候返城能说是为钱？”
“不能。可我要留下你还走不走？”
“你不会。”
“要会呢？”
“要会那你又何必当初呢？所以你不会。”
总是这么叮叮当当几句，当他逼她把话说到决断的时候，她便悄默不言，不是把目光搁在高远的天空之上，就是搁到屋里桌上母亲的牌位上。春夏之交的太阳，暖起来引人入睡，明明晃晃的镜子一样照在身上。张老师有些瞌睡。昨夜儿，他被另一个女人的情爱所乱，弄得一夜未眠，今儿醒来，已临近午时。不消说，她也是一夜未睡，要不她会早早起来烧饭，如十五年前一夜。她回来五天，已经烧过两次早饭。可是今天她没起。眼下，午饭他都烧好了。午饭照她所说，烧的是酸浆面条，煮了黄豆，炸了辣椒。十五年前她身为张家营人的媳妇，爱吃酸浆面条，是乡村的境况里，只有这样好吃。十五年后，要他到五里外的做豆腐人家舀来半桶酸浆，怕仅仅是为了换换省会华贵的口味罢了。酸浆面条盖在火上。前些天，她向是准时十二点回来吃饭。可今儿，她就是同他一样一夜未睡，想必这时候也该醒了。母亲说，猫儿你去叫她回来吃饭。他在门口的日光中慵懒不动，说一会她会回的。母亲说饭时你们好好说说，别争别吵。他说她没说她一定要留下不走，母亲说也许她要变的，我去唤她回来。张老师终于似睡非睡地合了眼皮，迷迷糊糊之间，感到一条影儿从眼前晃了过去，如同一只飞鸟的影子，从他晒暖的脸上一掠而过。他想到，是母亲去了老宅的三间旧屋。
娅梅回来，一直住在老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毕竟半生夫妻，无论何因何故，到头来都还没有组成新家，如若二人都住在新房，不消说遭人舌议；就是自己，虽不会有什么激动不已的事情，不会让情感汪汪洋洋，满山遍野得铺天盖地，但你说不会有控制不了的事情，却是谁都不可料断。说到底是曾经和和谐谐夫妻了一场。而另一方面，老房是娅梅节衣缩食的财产，到这新的世纪之初，虽房子颇像三间草房，又没有伟人住过草房的纪念意义，却也毕竟在那三间屋里，库存了她这一生最好的韶光，最值回味的日子。母亲到了这屋里时候，娅梅已经醒来，透过睡乱的头发，正看那午时的日光，在柳条窗上跳来跳去，舞步轻柔如一条绸带在窗上随风起落。她眼睛半睁半闭，正看那省会舞台上的古典舞步似的阳光的时候，她听见母亲说梅子，天元把饭烧好了，你爱吃的酸浆面条。她浑身一个惊怔，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满屋子空空荡荡，除了当初挂全家福照片的钉子还苍绳一样落在墙上，这屋里留下的就仅有她那满是尘灰的记忆了。她扒开枕头，看看手表，时针分针，正好合二为一。没料到，在这屋里竟能睡到中午十二点，委实在十余年来，尚数首次。她撩了一把头发，毅然地从床上坐将起来，动作之快，仿佛因为迟起，误了她一样事情，仿佛再慢下一步，她的一个决断，就无法再告诉天元。
她不走了。她决计不再走了。五十岁的年龄使她最终明白，省会那儿除了有她的大笔存款和一笔固定的巨额进项，剩余的，大凡人所之需，都还在张家营子。她要去告诉天元，说我不走了，你也留下吧，我们今晚就合住在一块。如同那年她从省会过年回来，在台子地的一夜一样。省会的那个世界，说到底不是她的情感所寄，以为十五年的奋斗历程，是她人生的一段华彩篇章，可到这张家营子一看，方知她人生最大的破绽，也正在这十五年之间，也正在郑州的亚细亚大街之上。终于明了那样一个如轮子无休无止旋转着的世界，轴心并不是自己和自己一样的人，而是唐豹，和豹子一样的人。可是，她又总是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她在郑州那些人生破绽告诉天元。也许说了，他会感到恶心。如若不说，她又怕有一天天元知道，会导致一场更大的凄惨。然而，她却不知，她在省会的一切作为，天元通过母亲的双眼，已经看得十分明了。就是她第二次婚姻的失败，连她在四十多岁奇迹般地重新怀孕，又生下一个男婴的小尸，母亲也已见了多次，想母亲哪能不告诉自己的儿子，无非做儿子不敢相信，母亲所说都是实情而已。她毕竟是死过十年的人，所言所为，哪能让活人百分之百的信以为真呢。
于是，自己不亲口说了这些，他天元又如何肯相信你娅梅是决计真的打算回到乡土社会里来？在张家营子，伴着亡母、亡儿还有黄黄了此一生呢？如此地思前想后，娅梅猛然折身坐起，穿衣时手却缓缓慢慢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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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梅不会知道，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被母亲拾在眼里。不会知道，她与人再婚时候，婆母的亡灵，曾在一天夜里，追星赶月地飞往省会，到亚细亚大街的亚细亚酒楼找到了她。那时候她正睡着，那个她在郊区碧沙岗找到的男人躺在她的身边。三天之后，他们将在亚细亚大街举行震动半个省会的豪华婚礼。夜深了，他说他想睡这，她就让他睡在了酒楼。突然到来的爱情，火炭一样烤得她浑身酥软，精疲力竭。她原没想到，他对床上的事情，竟那么谙熟通达。他小她十岁，是省会一家大厂的工会主席，酷爱绘画艺术，曾经有画册出版。当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他给出版社拉了大量广告。那些作品，放在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也很正常。人们不需要关心这些事情。然若作者拿着这些东西送人，对方便会对那些作品津津乐道，对作者起敬而肃然。梅是在日蚀以后看见他的，他原来就在碧沙岗一角坐着，面前放了写生的画架。在渐次退去日蚀的黑色之后，正是午时十二点整，阳光灿烂纯净，市内响起了一阵阵雀跃的呼唤。这时候，他朝她走了过来。他说你是亚细亚酒楼的李经理？她说我是李娅梅。他说我每个星期天都在这儿等你。他们便如此认识了。他对她的痴情使她受宠若惊。他把他的画册送她的时候，她翻着那些碧沙岗的风景素描，虽说不出好在哪儿，可也说不出不好在哪儿，只是油墨的香味，一页一页地在她面前风风雨雨。她想到了她与天元合写的欢乐家园，被一场大火化为淡白的灰烬。等第二次将近完稿时候，早已时过境迁，社会上正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省里的出版社被一刀砍了，出版计划自然搁浅。拿着那本中国画的画册，她虽然没有表现出对情人才华的惊讶，但她小心翼翼地将画册收藏起来，事实上已被人家所征服。床上的事情，一旦如火如茶，不消说谁都顾不了对那些技巧来源的追寻，只渴望他们真的置身于沙漠之中，世界在他们面前骤然消失，只留下赤裸裸两条身子，紧紧厮连，分他们不开。可一旦过去了情欲的风雨，男的获得了一种满足，安安然然睡得香熟，女的便要睁着双眼，要么望着空洞的人生，去刨根问底地思索那些陌生的快活，到底是什么一个源头；要么，蒙着那暖暖和和的被子，回味刚刚过去那一瞬间的享受，尽可能拉住那快活的尾巴，长时间的让快活留在身边。那一年娅梅已经四十四岁，太阳月亮、冷冷热热，实在经过了太多太多。去回忆刚刚过去的一场风雨，一是被他点燃的欲火烧得口干舌燥；二是对他于床第之事的通达不寒而栗。于是，她一夜睁着双眼，死死盯着头顶的蓝色吊灯。至天亮时分，她想睡了，婆母忽地飘然而至，坐在她的身边。深秋的天气，婆母的脸被冻成一种紫青。她说天元好吧？她说他还在教书。她说他成家没有？婆说他死也不成家了。这时刻，便有两行热泪，秋风落叶一样凄然而下。婆母去她脸上擦了一把眼泪，绕床走了半圈，望着睡熟的男人。
她说：“就是他吧？”
梅说：“是他。”
她说：“这人面色阴沉，心里藏有东西。”
梅说：“他人不坏，我们认识了二年。”
她说：“你要小心，不能和他结婚。”
说完这些，她便起程回家，说赶至天亮以前，还要回到张家营去。梅让她拿些钱去，她说天元不要，她和孙子强强又用不了这边的钱。又问些强强的日常情况，她又说满好，读书识字去了，说奶孙俩在那边相依为命，日子顺顺当当。送她下楼时候，娅梅左看右看，想让婆婆捎上一样东西，婆婆却说，你这些东西，都是那男人看上了的，如何也不肯拿上一件。第二天，娅梅从床上醒来，那人已经洗涮一毕。西装领带，齐齐整整，立在窗前，正朝亚细亚大街出神。临冬的清风，从半开的窗户蜂拥而至，屋里墙上他精心画的碧沙岗国画，在微微动着，极如响过的琴弦在最后颤抖。他看她醒了，慌忙关上窗户，过来坐在昨晚婆婆坐过的地方，说娅梅，你可真不容易，一个女人家混到有这份家产。
她说：“结完婚这些都归你管吧。”
他说：“可以帮你一些，但我想自己办一家康华文化公司。”
她说：“要办也成，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他说：“你的钱我一分不要，我是敬重你的人品才情，不是看上了你是亚细亚大街的名富。”
这样说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表情如是一湖不见风雨的清水。于是，她想到婆婆毕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这样充斥金钱的社会里，十余年地坚持每个星期天都到碧沙岗写生画画，那当然是与常人有着不同之处。当今之世，钱的地位高尚无比，不论搞政治还是搞实业，离开金钱确实寸步难行。回忆入城以后，所亲历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个哪件，不是以金钱做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乱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忆思索，便都显得无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种人生途中，一味追寻金钱的平民百姓，脉管里、气质上，不能说流动的和内在的是一个画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对艺术、人生、爱情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的人。比起来，尽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论，实在说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丑陋，可在社会中表现的人格，却是唐豹骑上快马，也是追赶不上的。
也许和他结婚，也正是自己的归宿？谁知道呢，是与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风华年少女子，有年龄为本钱去探险另一个人是否纯正，又不是放荡不羁，或洒脱解放的女人，坐在时代班车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获。年纪已过了不惑中年，却又做了这样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结婚算了，何况二年交往，丝毫没有觉察人家对你手里的款项，有猫之于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断人家就是那种心里阴暗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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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时，娅梅才终于知道，男人所谓的工会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的事情。在工会的年月，他并没有去认真做工会事情。那时期的国家与民族，正被对兴旺与发达的渴盼，弄得晕头晕脑。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家干部，自恃清高和权力，对经济问题，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实用见解。一方面别人给他请客送礼，他绝然不会不接，不会不参加当时人民币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读书不多，对金钱本身爱到赤裸裸的田地，手里同样有各式各样权力的干部，借助着西方发达国家对金钱的一些论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论，为自己挣钱鸣锣开道。加上深圳、珠海、广州等地的一些经验点拨，便先行一步跳进了经济大海，利用国家对商品经济还不十分明了之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大作文章，终于饱了私囊。尽管曾经有一时期，对所谓的官倒，实行过笼统的制裁。但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运动，最终应了法不责众的千古民谚，而收效极微。到了后来，被经济形势所迫，政府不仅鼓励自己的公务人员下海经商，甚或采取一些措施，逼迫他们到经济一线时候，那些素养不高之徒，对金钱的认识，也正是捷足先登，一迈便畸形地迈到了西方国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着中国文人的悠闲脚步，说起金钱，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把戏，可真的付诸实施，却又书生气十足，不肯丢了中国文人所谓的面子，待到了最终明了时候，不知已时过境迁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书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来，可以把中国书市办到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美国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誉为是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却是连一本挂历也卖不出去。但是，尽管他们有过自费或嫁祸于他人、谋利于别人的出书、出集、出册的历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无艺术可言，无非于拿一册出版的物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然后再去蒙骗一下那些对文化还藏着敬仰的商人罢了。反过来说，仰仗着文化的修养，去导演一些当时时势下满目皆是的骗局，却使你不到头破血流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清醒过来他是戏剧导演。
与娅梅再婚的男人，正是这样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上，一不小心又怀了身孕。原以为这个年龄不会怀孕，加上采取了严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终，医生还是告诉她身体不适是因为有了身孕。她被这一诊断弄得又惊又喜，从医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后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过些年月，人至老寿，从风风火火的商业上退将下来，孤独无靠，会对死去的强强产生无尽的思念。男人到武汉办理他的康华文化公司业务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来，一人卧室，娅梅说我怀孕了，原来还以为是我有了胃病。那时候男人正在洗脸，她把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毛巾，僵了一会，也不去擦脸，任脸上的热水哗哗啦啦，一地响声。他说：“娅梅，你别开这种玩笑。”
她说：“真的，医生说的。”
他说：“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给他。
他看了一眼那诊断单儿，脸上的呆怔渐渐成了浅青，如同黑夜里的一张天空，既阔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脸上的热水，将毛巾搭在洗刷间的钩上，出来望着娅梅那张半是喜悦、半是迷惘的脸。他说：
“你打算咋办？”
“争取争取你的意见。”
“拿掉。”
也是真的要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愿不愿做父亲是人家的一种权力。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从南方刮向北方，从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风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比例和离婚的比例直线上升，而结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与日剧增，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不结婚不要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人家都是风华正茂之时，更不要说自己到了这不宜生育的年龄，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许多益处。可是，就在亚细亚后街自己购置的平房屋里，她借着窗光灯光，看见男人说拿掉二字的时候，脸上是斩钉截铁的颜色，不给人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在这一瞬之间，娅梅看见男人目细鼻小，嘴巴偏大，后影因他单瘦利索，还见几分潇洒，前面温和时候，常有笑意浮着，说起来五官不算匀称，引不起人们多大好感，但因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温怒时候，那笑便烟消云散，只剩下五官的丑陋画在脸上。也不知他彻底恼怒时候是什么模样。同天元一块生活的十余年里，她受天元敬重惯了，这时候，哪能受得了他这样横眉冷对的断然拒绝。就在这两眼相望之间，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实实在在成为人母。
她说：“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了，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男人是二话没说，拿上他的衣服，出门到他的康华文化公司去了。那时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经营名人字画和文物古董，半是柜台上的生意，半是关门的生意，连有些文物、古董的来源出价，娅梅也不知道。虽才开张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经办到外省外市。说起来从手无分文起家，生意却闹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稳脚跟，自然也不把娅梅的强硬放在心上。然而，他这一摔手而去，一场悲剧便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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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说不回家便不回的，态度的强硬大出娅梅所料，这种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顺，简直判若两人。就是婚后他着手操办康华公司那一阶段，也还是对她体贴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娅梅睡醒，洗脸水倒进了盆里，牙膏挤在牙刷的毛上。出门时，不是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就是在床头留下一个纸条，写上令人肉麻的亲爱的什么什么，其亲热程度，总使娅梅感到一种做作，似乎是一种佯装，或者是从西方影视节目中学的一套而已。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年纪，审慎再三地组织家庭，对家庭里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只言片语，而在夫妻之间投下阴影，也就由他亲昵罢了，看他到底能持续多久。这样一方面细心观察，一方面又自得其乐地沉溺于情爱之中，到他终于办好康华文化公司的一切经营手续以后，有天夜里，他突然在她耳边长嘘短叹，问说为了什么，他说不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有啥儿值得感叹。这样再三逼问，他才说银行不给贷款，公司无法营业。
“需要多少资金？”
“反正我不用亚细亚酒楼资助。”
“你这样是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让人议论我娶你是为了你的钱。”
“只要我不这样以为，你怕别人干啥。”
这样说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场狂风暴雨的亲热。最后问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时，他说这哪能说得清楚，不说需要库存一些名贵商品，就是营业厅的柜台，现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画，还有四分之三都还空着，要想开张，至少得把柜台摆满。于是，娅梅便说，我明天去给出纳交待一声，需要多少钱，你去她那取，再不够，让她去银行调款。这时候的亚细亚酒楼，也是家大业大，日进日出万元以上便属于生意萧条，遇到政府有大的会议在酒楼吃饭，一天营业额高达三万五万，也都显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帐上取钱，自然是一路绿灯。有时候，人家压根不出面儿，只一个电话，出纳便从银行取出几万元存款现金，用皮兜装上送到康华公司里去。等终于到了公司又一个营业楼开张那天，娅梅去字号为京古斋的营业厅致喜，推开旋转彩灯的豪华门进去，顿时惊愕不已了。不说柜台里的字画、碑文帖、有关出版物及笔墨纸砚，各类齐全，就连南阳的高级玉器、洛阳的唐三彩、禹州钧瓷和景德镇的一些仿宫廷瓷器，都整整摆了两间屋子。标价最贵的一件青玉龙雕，价钱高达三万五千多元。从这个数目去看，进价少说也在一万五千元以上。当然，经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买卖，赔不起也赚不起。无论价钱高低，是商品都有赚的可能。想不到的是，营业厅里，柜台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柜台内的，又铺了针织地毯，墙上贴了豪华壁纸不说，且还挂了一圈从日本进口的跳动壁灯。整个儿的气派，不要说顾客来这儿购买物品，就是随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来恭贺开张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会名流，省内的画家、书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笔书法协会的主席、豫剧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有省委宣传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长、文化厅长等等，都到厅内致贺，都在门口的签到册上用毛笔签字。说起来，到这儿的倒数娅梅最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经十三天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这一会他立在门口，一一接待各位来宾，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娅梅终于明白自己委实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访的君主，错当做了普通百姓。
实际上，这时候的娅梅，再也不是初回省会卖馄饨的摊主。亚细亚大酒楼的成功，增长了许多的人生阅历。对于这样的社会名流，她实在见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场合，说出他们的名字，动地摇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亚细亚酒楼，他们自己为拿不起一桌饭钱时候，那种窘像，娅梅是每月都要见到。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实则是个徒有虚名的称谓罢了。经理、老板、董事长，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家、艺术家只是一个时代的点缀。任何人都不会在商品面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使娅梅惊讶的是，丈夫貌不惊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内，办成一个康华公司，而且有这么大的经营气派。她不为他有这样胆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间，依着一个历经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亚细亚酒楼的动摇。她没有从男人面前过去，她从侧门走进营业厅，在人群中夹杂着浏览一遍，站到了玉器柜台前，向营业小姐问了几样玉器装饰品的价格，又问了这大厅一共投资多少金额，聘请她们每月给多少月薪，最后问她们是否吃住都在公司。营业小姐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问，你们经理还每夜住在京古斋看门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营业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愠，是一种浅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无礼地砰砰敲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的却是查户口的户籍警。她不说话，只是看着娅梅的一张平平静静的瘦脸，日日常常的装饰，那脸上分明写了你不该打听这些的愠怒。娅梅没有再说什么，依照经营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张一百元的大票，从玻璃柜台上推将过去，说我是你们经理的妻子，亚细亚酒楼的老板。听了这话，营业小姐脸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钱收进口袋，动作之快，似乎不是为了那五百块的小费，而是怕有人看见她们这笔买卖。接下，营业小姐一手拿着一样玉器，很像在向顾客介绍商品，一面说她的经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厦包了一个房间，十二楼，一二四号房，电话号码是9194677。
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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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
“结婚过日子，这是大事。”
“我已经答应了，见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长”
“难道我村长还做不了这个主？”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长说一不二的态度，使你感到又亲近又无可选择。这当然不能说是包办，但是村长说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见面那天太阳很好，她扯着她四岁的女儿，在他家前后看了一遍，最后坐到屋里时候，脸上有一层红光，说我看你还是和我到赵梁教书吧，那边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长，说话办事都方便。她说村长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长一死，我就当村长了。当了村长，我把赵梁小学的校长换下来，由你当校长，三朝两日，凭着我在县里的关系，给你转个正式教师不是问题。
他说：“你不想嫁到张家营来？”
她说：“张家营能让我当村长？”
他说：“难道非当村长不可？”
她说你这话成了笑话，能当村长我不当村长干啥儿。由此也就知道，尽管社会急剧变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为钱才是时代的正宗。可在北方农村，村长这个政府最为基层的代理，却对人还有极大的引诱。不过，能当上村长，自然和经济的宽余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大凡说来，北方农村的村长家里，日子总比百姓家里好出许多。这一点天元也是知道。不过天元由于长期和娅梅生活形成的习惯，颇像一池有鱼有虾的清水，并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龙腾起。或说，他怕把日子的平静清洁，搅得浑浑浊浊。副村长的女儿，说话、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农民不同，天元见了，随即便生出一颗爱心。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嫁过来，也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我们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可以好好培养培养女儿，我不喜欢乡村干部终日风风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辈人说地主老财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说：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你一个保姆样教学生娃儿的民办教师，竟还瞧不起我们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