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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五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佚。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
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二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牧，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在他们自己内部，当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范心理，一次次变成野蛮的凶杀。有些在他们那里做官的汉人也死得很惨，如崔浩。但是，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这条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
第一，把首都从山西大同（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而所谓“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年长的官员可以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三十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三，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
第四，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第五，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
第六，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么做，这确实太让人惊叹了。我认为，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愤怒的反弹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弹都是连续的、充满激情的、关及民族尊严的。而且，还会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孝文帝拓跋宏对这种反弹的惩罚十分冷峻，完全不留余地。
这就近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了。作为鲜卑民族的强健后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弃祖先的传统生态。对此，他强忍痛苦。但正因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不容许自己和下属犹疑动摇。他惩罚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在惩罚另一个自己。
他的前辈，首先提出汉化主张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语，随手杀人。在我看来，这是文明与蒙昧、野蛮周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精神离乱。这样的周旋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走完，而他们则要把一切压缩到几十年，因此，连历史本身也晕眩了。
中国的公元五世纪，与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结束。但是，他去世时只有只有三十二岁！
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他名义上四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九年时间。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九年！
他的果敢和决断，也给身后带来复杂的政治乱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因此，他是鲜卑族历史上、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帝王。
我对他投以特别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改革家。
三
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担心会对今天中国知识界大批狂热的大汉族主义者、大中原主义者带来某种误导。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动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汉文化高于一切的证据。
固然，比之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经大大超重。汉族常常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却在文化上战胜了外族，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当他睁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刚刚拥有的辽阔统治范围，沉思片刻，便立即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在古代马其顿，差不多和孝文帝死于同样年纪的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每征服一个地方，总是虔诚地匍匐在那里的神祇之前，这也是在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却未曾约束他们把豪迈之气带入汉文化。或者说，只有当他们充分汉化了，豪迈之气才能真正植入汉文化。
他禁止鲜卑族不穿汉服、不说汉语，却没有禁止汉人不穿汉服、不说汉语。其实“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用我的理论概括，两者构成了一个“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学学文科的部分学生讲解这一段历史，先要他们随口列举一些这样的实例来。他们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居然争先恐后地说出一大堆。我笑了，心想年轻一代中毕竟还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汉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仅仅是施惠者。
我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说，在你们列举的那么多实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乐器：胡笳、羌笛、羯鼓、龟兹琵琶如果没有它们，大唐的宏伟交响音乐就会减损一大半。这只要看看敦煌、读读唐诗，就不难明白。
这还只是在讲音乐。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远不是仅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我们记得，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这条路的开始有点窄、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听说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山麓上发现了一个俗称“嘎仙洞”的所在，一位考古学女教授刮去洞壁上的一片泥苔，露出石碑，惊喜地发现这正是魏书上记载的“鲜卑石室”——鲜卑族先祖的祭坛所在，也可以说是鲜卑族的起始圣地。闻讯后我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交通、气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终抵达。当地的朋友奇怪我为什么对一个不大的石洞如此痴迷，我说，那里有大唐的基因。
自然，我还会去。
四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我很想对它们做一点描写，好让那些过于沉醉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有一点震动。但是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因为在云冈和龙门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手边有一个证据，女作家冰心年轻时曾与友人一起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描写时几乎用尽激动的词，差点绕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她写道：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冰心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既然他们敢于对汉文化放松身段，那么也就必然会对其他文化放松身段。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什么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此间好有一比：一批学养深厚的老者远远近近地散居着，因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自幼失学的年轻壮汉，对谁的学问都谦虚汲取，不存偏见，还有力气把老者们请来请去，结果，以他为中心，连这些老者也渐渐走到一起，一片热闹了。
这个年轻壮汉，就是鲜卑族拓跋氏。
热闹的文化盛宴，就是云冈和龙门。
云冈石窟的最重要开凿总监叫昙曜，直到今天“昙曜五窟”还光华不减。他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高僧，当年凉州是一个极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占凉州后把那里的三万户吏民和数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其间有大批雕凿佛教石窟的专家和工匠，昙曜应在其中。因此，云冈石窟有明显的凉州气韵。
但是，凉州又不仅仅是凉州。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凉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两大系统。而龟兹和于阗，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连通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
因此，云冈石窟，经由凉州中转，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异类文化，简直深不可测。
例如，今天很多参观者到了云冈石窟，都会惊讶：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希腊雕塑（包括希腊神庙大柱）风格？
对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回答：那是受了犍陀罗（gandhara）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正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体。
希腊文化是凭着什么机缘与遥远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呢？我们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为古希腊最有学问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长途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印度。
我以前在考察佛教文化时到过现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那里有塞卡普（sirkap）遗址，正是犍陀罗艺术的发祥地。
在犍陀罗之前，佛教艺术大多以佛塔和其他纪念物为象征，自从亚历山大东征，一大批随军艺术家的到达，佛教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系列从鼻梁、眼窝、嘴唇和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特征的雕像产生了，并广泛传入中国的西域，如龟兹、于阗地区。为此，我还曾一再到希腊和罗马进行对比性考察。
由此我们知道，云冈石窟既然收纳了凉州、龟兹、于阗，也就无可阻挡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也一并收纳了。
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力投向龙门石窟的建造。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深远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比例明显升高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
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五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历来总有不少学者追求华夏文化的纯净，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其实，过度纯净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珑剔透，总也无法改变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过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还会割手。
何况，玻璃也是化合物质，哪里说得上绝对的纯净？
北魏，为不纯净的大唐做了最有力的准备。
那条因为不纯净而变得越来越开阔的大道，有两座雄伟的石窟门廊。如果站在石窟前回首遥望，大兴安岭北部东麓还有一个不大的鲜卑石室。
一个石室、两座石窟，这是一条全由坚石砌成的大道，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