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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医院建在一座庭院里，这座庭院，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苏区建起来之后，大户人家便举家迁到了长沙，扔下这套房子，后来这个庭院便成了瑞金苏区的医院。庭院分上房下房及东西厢房，大小有几十间，庭院中间有一个花坛，花坛里的秋菊，正浓艳地开着。
陈毅正住在正房的一间病房里，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多月了。8月下旬，他随周恩来去兴国前线，正赶上高兴圩那场战斗，陈毅亲临前线指挥，一发炮弹在指挥部门前爆炸。就是那发炮弹让陈毅的腰及臀部多处受伤。这使陈毅异常恼火。
现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显得有些冷清。大部分伤员都出院了，就是有些重伤的，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也被部队接回去了。医院外面就是一条街道，这些日子，那条街道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一天到晚，不停地是人喊马嘶，部队似乎在不停地集结，还有母亲送子参军，媳妇送丈夫参军的，他们的告别声清晰可辨。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也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一些坛坛罐罐的家当，也不停地在搬来搬去。
凭经验，陈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部队要有大的行动了。这更增加了他对腰伤的恼火。
更让他恼火的是眼前苏区的现实。早在1929年，陈毅便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风风雨雨东拼西杀，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亲眼目睹了这拥有35个县、300多万人口的土地上在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了红色首都。可以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元勋。可这一年多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却接二连三地失利，红色苏区在一点点地缩小。他眼见着眼前这种局面，急在眼里痛在心上。
就在部队即将又要行动的时候，他仍躺在病床上。他想到外面院子里走一走，他喊了几声护士，想让她们帮自己一把，可那些忙碌的护士医生们居然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他想骂娘，想摔东西，他伸手抓过喝水的缸子想摔出去，想了想，又停下了。这时，他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他从那沉稳又矫健的脚步声中听出是周恩来在向这里走来。果然，门帘一动，周恩来走了进来。陈毅握着喝水缸的手慢慢移开。
周恩来笑着开玩笑道：你这病号泡得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出院了。
陈毅想从床上坐起来，可他刚一动伤痛使他重又躺下了，他愁眉苦脸地冲周恩来道：周总政委，你算猜对了，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周恩来帮陈毅掖了掖被角，拉了把椅子坐在陈毅的床边。
陈毅歪过头冲周恩来说：我知道部队要有大动作了，让我干什么，快说吧。
周恩来也不想兜圈子，他这次找陈毅就是为这次部队行动而来的。他拉过陈毅的一只手，用力握了握，然后正色道：中央委员会决定几天后撤离苏区，向西转移，再建立新的根据地。
陈毅点点头，他从周恩来的手中已感到这次决定的重要。
周恩来又说：中央委员会决定你不随主力撤退，仍留在苏区。
留下的还有谁？陈毅从周恩来手中抽回了手。
项英。周恩来缓缓地说：你负责军事指挥，他负责全面工作。
陈毅半晌没有说话，他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直是“苏俄”路线在领导着红军，使红军遭受了一次比一次惨重的损失。
周恩来又把留守人员的情况简单地向陈毅做了介绍：留守部队是一支2.5万至3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有1万人是伤员，许多人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中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很多人从来没有握过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调集起几十万人的部队。
陈毅一言不发，他甚至没有询问将留给他多少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多的，因为从红军初创时期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心里也清楚，他这次向陈毅传达这种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
当时考虑到把陈毅留下，作为周恩来，他了解也相信陈毅。陈毅在这里战斗多年，不仅了解城市，包括农村的山川河流也是了如指掌。一个多月前，陈毅又受了重伤，若让陈毅随大部队转移，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周恩来见陈毅不语，又问起了他的伤情。
陈毅皱着眉头说：医生还没有把那些碎骨片取出来，真该死！陈毅狠命地用手擂了一下床头。
周恩来喊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应声走了进来。周恩来说：去把院长找来。
警卫员去了，不一会儿40多岁的戴眼镜的院长走了进来，叫了声周总政委，便立在一旁。
周恩来说：给陈将军照一个片子吧，要想方设法把碎骨取出来。
院长为难地搓着手道：根据指示，我们已把x光机打了包装。
那就再拆开。周恩来说。
好吧。院长眨眨眼，冲陈毅歉然道：我们也是根据上级命令把x光机打包装的，请您别在意。
陈毅冲院长理解地点点头。
院长退出做准备去了。
周恩来再一次握紧了陈毅的手道：那我就告辞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一直看着周恩来的背影消失。
作为一个军人、将军，陈毅明白也理解什么是命令，他心里再不痛快，在任务面前还得想方设法去努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即使到后来，他与项英合作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还是顾全了大局，在赣南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
就在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并把中央委员会留下陈毅的决定转达给他时，博古也在和项英进行一番有意味的交谈。
项英的住所是一座古旧但却宽大的庭院，他的庭院中不仅盛开着菊花，几株丹桂也在散发着浓香。庭院的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杉木桌。此时是晚上，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地在两个人之间燃着。李德坐在床上，处于灯影的暗角处，此时项英看不到李德的表情。李德说的每一句话，都得靠博古从中担任翻译。警卫员倒水后，项英就让他出去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好不要让外人听到。
博古瞅着项英的脸一字一句地道：留下的这些人，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对留下的其他人你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项英沉思了一下，声音不大地道：意见么倒是没有，不过，有些人你是知道的，在路线、原则上总是不那么令人放心
博古知道项英说的是陈毅，他喜欢干脆，不喜欢项英的吞吞吐吐，他不等项英把后半句话说完，接过话茬说：让陈毅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一是他现在的身体，主要是他的情绪，这也是李德最关心的。
博古说完看了眼床上的李德，李德似乎明白了两个人交谈的内容，也在暗影里点点头。
项英沉吟道：这个人我清楚，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动摇性，很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关于办事处的事，我可以兼管，至于他的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真理总归是真理，反正他也是在分局的领导之下
博古很快把项英的意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一动不动地听着，最后冲两人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地道：红军主力西征，苏区斗争将会是艰苦的，政治上我们对你是放心的，你可以兼任根据地的司令和政委。
项英听了博古翻译出李德的话，他的腰在不易察觉中向上挺了挺，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他又异常感激李德、博古两人，他觉得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让他周身的血液流得更加畅快和汹涌了。他同时也清楚，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按理说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奠基者毛泽东担任。正因为临时中央对毛的不信任和戒心，才把这一艰巨而又沉重的担子交给了他。李德又把贺昌留下了，让贺昌当政治部主任，贺昌历来都比较听话，这一点项英很感激李德、博古考虑问题的细致，陈毅暂时不能工作，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在工作中，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样才是自由的，顺畅的，可他仍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少得几乎干不成什么大事，于是他把这一想法提了出来。
李德自然有李德的考虑，他心里清楚，这次部队西征转移，前途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关于苏区的兵力多少那是次要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都不能保卫苏区的安全，难道留下一两万人就能使苏区不落入敌人手中吗？这是不可能的，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他们曾经过多次的考虑，留下这些人，对伤员的安置是一种办法，他们这次西征，一不能带着伤员走，二也不能不给敌人留下一个包袱，那就是让一部分武装力量牵制敌人，使主力部队的转移能更从容一些，另外那就是他们都坚信苏区还是有生还希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现在项英向他叫苦兵力的事，使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沉稳地说：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艰巨，主力的西征，敌人必然围追，这也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外关于兵力问题，除归你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三个团，再加上一些各县的独立营和赤卫队，全部武装差不多已有3万人了
博古也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还有近两万的伤员，早晚也都是战斗力量。
可眼下这些伤员只会是负担。项英苦着脸说。
那就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的种子，让他们在群众中发芽，开花。
博古一边说一边挥着手。
项英又想到了这次留给他的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像何叔衡、瞿秋白这样的老同志，他明白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大部队走，一来是这些人的身体不允许，二来大部队的负担也够重的了。看来只有等以后有机会把这些老弱病人送到上海去养病了。想到这儿，他冲李德点点头，算是对决定接受认可了。
李德从床上下来，站到墙上贴着的那张地图旁，项英端着油灯走过来，博古插着腰站在了两人中间。
李德指着地图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李德和博古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因为在西征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机会，即使是洛甫、王稼祥，他们身体都不好，连行军都要坐在担架上，他们之间又能有多少活动机会呢？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对毛泽东是放心的。
他们最后决定，让毛泽东随队伍西征。
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给他的那份去留名单后，久久不语。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离开亲手创建的苏区，从感情上他是难过的，让他离开部队，他同样的失落。他一时说不清孰重孰轻？那时他甚至有一个闪念，走与留利弊各占一半，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曾预料到此次红军西征的命运。他在等待时机，然而在西去的征途上，是毛泽东最后的时机，部队在湘江岸边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使人心再一次倾注到他毛泽东这一边，于是才有了以后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重新树立起重整红军命运的决心，毅然抛弃与2、6军团会合的打算，一直向北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