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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祖父陆焉识以一块欧米茄手表为代价，走进劳改农场礼堂的同一时刻，我的祖母冯婉喻正在学校办公室里，读着一封求爱信。她这年57岁，容貌只有40多岁，抽烟熬夜，似乎让她在45岁之前迅速苍老，老到了45岁，岁月就放过了她。
那时代流行借革命浪漫说个人浪漫，情书看上去全是花哨废话，因此冯婉喻读到一半才明白这是一封情书。她顿时想，又来一个。到了57岁这年，婉喻成了个情书的老读者，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光棍，过一阵总有一个不甘心的，偷偷投一封情书给她，试试运气。婉喻放下信纸，努力回想情书作者的眉眼身影：是那个比她年轻10岁的体育老师。
我的祖母冯婉喻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有照片为证。1954年冬天陆焉识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跟冯婉喻提出离婚，婉喻不肯；陆焉识求她，为孩子们洗刷出个清白的母亲，她也还是摇头。我祖父陆焉识从来没把婉喻看成美人；婉喻的美是要去发现的，陆焉识从来没有去发现。这种被长辈推到你面前，作为妻子要你接受的女人都会被你看得不美。首先她已经被你作帮凶看了；帮着长辈一块来断你一生唯一的择偶机会，灭掉你无数的相爱可能。就这点，足以造成先决的恶感。因此在我祖父陆焉识的概念中，这样一个帮他继母来牺牲他的女人，就是先决的丑陋。起码在他们婚姻的前期，早在陆焉识变成那个结巴老几之前，他从来没觉得婉喻是个美人。其实他从来没把她看清楚过。她也从来没好好给他看过。冯婉喻总是穿得层层叠叠上床，层层叠叠地和焉识一次次做夫妻。
我祖母冯婉喻也说过她和陆焉识的日子，但那似乎是另一对男女的故事，还好，还过得去。她的苦不在丈夫，而在于兼姑母的婆婆。比她大10岁的恩娘给她吃的苦头和其他苦头无法比；它把冯婉喻缔造成一个最能吃苦的女人。不过婉喻仍是爱恩娘的，否则在恩娘1948年去世时她不会大病一场。
你从来没见过比冯婉喻更安静的人。无论她读书、写字、结绒线，以及后来抽香烟，都能静在那里给人去画她。如果抓住这些时刻，不惊动她，笔头快点的画家肯定能完成一幅幅肖像。
我祖母冯婉喻和太祖母冯仪芳的故事，我多半是从我父亲和大姑母丹琼那里听来的。也是由于什么由头提醒了他们，比如谁说话弦外之音过多了，大姑母或我父亲便说这是恩娘的话嘛。冯仪芳是个最会说话的女人，你明知她在说难听话可还是觉得她的话说得好。冯婉喻作为她的媳妇和侄女苦死了，天天沤在那样的话里，总不能朝说得好听的难听话发泄呀。所以冯婉喻当时要对付的不是陆焉识，而是冯仪芳。陆焉识她怎么会去对付呢？他是她的神。十多岁她在老家就知道小姑家有个叫焉识的少爷，有一天没有带家里的钥匙，从学校回来全家出动看戏去了，他坐在大门口台阶上背下了小半本字典。这个焉识常给老师私下叫去，专门给些偏题让他做。这个焉识少爷小小年纪就亲政，把马上要被赶回娘家的继母救了下来。冯婉喻对陆焉识，不求亲近的原因也在于她把他当神。
对于神再喜爱都不能没高没下，有点距离是对的。因此陆焉识被发配到大荒草漠，一去几千公里，对冯婉喻影响不那么太大，反正原先也是远远地欣赏膜拜的。
在陆焉识被判处死刑之后，她得到噩耗瞒着3个孩子去监狱探望焉识，回到家就把陆家的房子抵押了，买了一份份礼物，一家家去送。也许是她送礼送出了成果，也许归功于焉识在监狱袜子厂搞的革新，焉识的死刑被缓到两年之后。婉喻的心定下来，两年时间，够她提着礼物走门串户，也够她在一家家客厅里静坐了。婉喻求情也是静静的，厚礼往茶几或方桌上一供，首长大人，您看着办吧。
冯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就是个学杂工了。做杂工没关系，什么都有个开始。她静静地苦，跟恩娘学的持家本领真好用，打开门，出来的陆家孩子们一个顶一个地体面。一天婉喻跟校长在楼梯上碰上。她说她读过师范二年级，国文和数学都教得好。校长从来没听过谁的自我介绍比眼前的女学杂工更简短清晰，并且被宣读得如此安静。一个星期后，这所中学里出来个叫冯婉喻的代课老师，什么课都能代，连体操都能代。
婉喻从来不跟她的孩子说她怎样含辛茹苦。孩子们只看见她一夜抽出多少烟头来，为了读俄语。学校缺俄语老师，会了俄语可以从代课老师转正。她在用一年零八个月通过俄语资格考试时，陆焉识再次被减刑。减过的刑叫做“无期”她对孩子们解释。婉喻为了这个“无期”带着孩子们庆贺一晚上。“无期”有无数好处呢！“无期”也可以理解为不定期，不定期就说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识的释放日，为什么不可能呢？可焉识被“无期”带到几千里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缩在又潮湿又阴暗的监房里，夜里翻身必须喊“报告”；“无期”意味着动作的自由。大得没边的大荒草漠，总是够你动作的。
就在焉识走到场部礼堂大门口的时候，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面一小块梗起。恩娘去世的时候，把这个项链给了婉喻，心形的坠子里，一张小照褪色了：19岁的焉识和18岁的婉喻。算是两人的结婚照。焉识登船去美国前照的。婉喻心里怎么会装得下别人？跟照片上翩翩的焉识比，天下哪里还有男人？她突然间想，不知焉识此刻在做什么。
焉识在场部礼堂门口拍打浑身的雪粉。礼堂没有门，观众的入口挂着厚草帘子，一撩，才发现“门”在帘子里面“门”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躯体挤在一块，竖成了一扇“门”这个“门”不像一般的门，它无法打开。老几的身体穿墙凿洞地往里进。整个礼堂挤成了实心的，每平方尺地面都站着人。
有人呵斥他，挤你妈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几想，人们把电影都看这么熟了呢，还在这里玩命受罪地挤。又有个人呵斥老几：还有五分钟就演完了，还拱什么拱？！老几觉得好幸运，这趟跑值了，还有五分钟可看呢！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黑影子。他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老几摸出店主卖给他的馒头，拉拉男孩，问他肯不肯出让凳子。男孩先是嫌他讨厌，用脚踢他，但一看见馒头，马上爬下来。
老几站到两个凳子上面。一个老杂耍演员，靠着信念和渴望维持着平衡。老几的大个子比人高一头，从他的高度看出去，视野完整。现在银幕上是几个男的，都是首长，像所有首长一样迈方步，说起话来东指西指。终于出来了一群女人，戴着江南水乡的围裙。老几从一个女人盯到另一个女人。他的丹珏该是卷头发，该是细条条身材，该是用眼睛说话的他的目光来不及似的在几个女人脸上找，脑子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感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他裤脚，越拽越狠。这时银幕上的人都没了，稻田、公路都没了，换成了一间白亮亮的实验室，窗前站着一个白大褂飘飘的女子，只是背身站着。女子拿着个玻璃瓶，朝观众转过身来。男孩在下面扯他裤腿，捶他脚趾头脚孤拐，老几随他捶打，一脸都是眼泪。老几发现自己在呜呜地哭。泪水已经弄得他什么也看不清了。
老几的呜呜大哭把男孩唬坏了。谁见过一个老头像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痴傻地看着老几站在两个凳子的顶上，哭，哭。老几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场了。从他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着他。哪个大队没看好大门，跑出个老头来，猴似的爬那么高去呜呜大哭？人都走光了老几还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那男孩要回家了，可是老几还没哭完，男孩只好抽了凳子。老几趴在地上，想把摔昏的脑袋歇清醒，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灰尘、香烟头、瓜子壳几乎要把老几埋了。老几扶着墙往上爬。劳动改造了十年，给了老几一身好筋骨，居然一块骨头都没摔碎，抖落抖落，又大体可以上路了。
回去还有十来公里的雪路要走。迈出两步，老几发现身上的确在疼，不是骨头筋络，是皮肉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棉袄里子上，一动就有一股疼过电般通过全身。老几经历的疼痛种类太多了，每一种都跟他处得很熟，这一种却完全陌生。
老几嘶嘶地抽着冷气，走上了回七大队的路。随它去疼吧，随那粗硬的棉袄里子直接往神经网络上蹭吧。老几岔开两条腿，架起两条胳膊，支着脖子，使皮肉让开棉袄里子，就这样扎着架势走了几里路，跟疼痛相处惯了，双方都接受了彼此。再往前走，他步子快起来。
对于老几，这是个如愿以偿之夜。他看到了会动会笑的小女儿。邓指曾说丹珏像老几，其实丹珏的尖下颏、鼓脑门都是婉喻的。婉喻最后一次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探视窗口，下巴尤其尖。楚楚可怜的婉喻。此刻老几用两只套着破烂手套的手捶打着自己的头、脸。偏偏被撇下的就是婉喻。他又呜呜地哭起来。
自这一夜起“跑”这个字成了只挥之不去的虫，在黑暗里嗡嗡。那个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儿看见“跑”到她面前的父亲会怎样？会惊还是会喜？他可别再哭了，他的模样已经够丑了！
小女儿跟婉喻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小女儿还是单身，儿子结婚前就搬到学校给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只能通过香港一个朋友给婉喻写信。这都是婉喻信里讲给他听的。婉喻的信寄到一个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面一串数码。婉喻每一个秀丽的毛笔字都是给信箱后面一双双眼睛仔细地看过，才到达老几手中的。那一个个字多秀美，多单薄赤裸，它们无辜又无奈地给看过来看过去，他都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给看过再到婉喻手里，他的字历练过了，厚颜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记表格上，也一次次用去写监狱墙报、黑板报，一笔一划都给杀人犯、强xx犯、盗窃犯看熟了，被那些脏眼睛捕捉，再进入那些脏脑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地给人看。
活下去为什么？
不“跑”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设计他的逃亡计划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所以应该说准备得相当充足。准备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学语言是我祖父的娱乐；第二，在监狱集市上拍卖了他储藏多年的英国呢大衣和两件毛衣，于是存下了46块9毛钱；第三，把两个纯金的袖扣和蓝宝石领带夹用一块一尺见方的黑布缝在棉袄里子上。
在所有的出逃准备中，最难的是第三项，因为隐藏一根缝衣针和一团黑线在监狱里近乎不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黑布以及针线将会派怎样致命的作用。准备就绪后，他天天伺候机会，但在实现了逃亡之后，他说不清是他发现了机会，还是机会发现了他。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动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自动修理指甲了吗？
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军人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军人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军人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4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
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军人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军人选择看守9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军人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来潮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3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72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军人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