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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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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年的话题是说不尽的。

    写过贵州乡间的山地牛,写过西南各个少数民族独具风采的牛文化,写过自己插队岁月中放牛的经历,写过中外驰名的关岭牛,写过黔西南农民喂牛的自由方式似乎还没有把和牛有关的话题说完。

    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以往的年头用散文随笔的形式写下的。去年在编叶辛文集最后一卷的时候,翻读旧文,竟也觉得颇有些意味,不忍舍弃,特意选编进了二篇。其实,写牛写得最多的文字,不是在我的散文、随笔中,而是在小说中,长篇小说蹉跎岁月里有整整一章的文字,写到主人公柯碧舟思想的陡变,是和他在坡上放牛遭遇雹灾密切相关的。这并不是我的虚构,也不是我的“飞来神笔”而是我在当知青的日子里的真切体验。

    尽管如此,和牛有关的文字其实并没写尽。记得我们当初插队下乡时,青春的体魄急需营养的补充。但是,一日三餐,除了清水煮白菜蘸盐水下饭之外,几乎没有第二道菜。到了休息的赶场天,知青们有的去买鸡蛋,有的去推豆腐,有的割下上海带去的咸肉煮土豆改善伙食,可总仍觉得不解渴、更不解馋。那年头,乡场上看不到肉,就是有鸡出售,要的价也很高。突然,男女知青们中间传开一个喜讯,说乡场的街头上,牛肉只卖一角钱一斤。消息传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事实上也没人相信,知青们互相之间在说,这一定是哪个想吃牛肉想疯了的上海人编出来的。而和我们同一知青点的男生,硬是买回了六斤新鲜的牛肉。问他多少钱一斤,他说六斤牛肉花了六角钱,今晚请客,所有的知青都来吃这六斤牛肉。于是我们点火的点火,洗牛肉的洗牛肉,削土豆的削土豆;整个知青点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虽然吃上“土豆烧牛肉”的时候已是晚上近九点了,大家还是赞叹赫鲁晓夫鼓吹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有他的“道理”因为即使在偏远的山乡,铁锅里煮出的“土豆烧牛肉”味道还是十分地鲜美。

    人是享到了口福,心里的疑惑还是存在。为什么牛肉卖得如此便宜?终于忍不住把这问题去问了老乡,老乡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没有吃牛肉的习惯。”想到昨夜的牛肉汤那么鲜美无比,于是更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吃?老乡眼一瞪:“吃不下啊!你想想,牛一辈子辛劳,为我们耕田耙土,劳累不尽,一天到黑就是吃点草,它死了,人还要吃它的肉,讲得过去吗?”

    我默然。

    我承认吃牛肉的时候从没想过这样深奥的问题。以后我在贵州这块遥远的山地生活了整整21年,果然极少见到农民们吃牛肉。相反,日子长了,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这份感悟,懂得了牛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懂得了这一朴素的风俗形成的心理原因,懂得了这一传统的俚俗存在并延续的理由。而且,自觉自愿地参加了乡民们为牛举行的祭祀活动。当健壮的牯牛失脚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亡的时候,农民们往往还要为这头牛举行隆重的葬礼。可以说,在了解牛的过程中,我更深地理解了天天和牛打交道的农民。

    后来我在那块土地上成了作家。80年代当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盛产山地牛的黔南乡时,乡里的领导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了一种新型的役、奶、食三用的良种牛。站在青草如茵的山坡上,望着成群的从新西兰引进的良种牛,听一位县长介绍说,这种牛农忙时可耕田,平时产奶,产量大时,可以宰来上市场卖,肉质细嫩鲜美,深受广大山区农民们的欢迎!

    哦,我心头由衷地思忖着,时代变了,古老的传统风俗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牛的话题真是说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