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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十岁以后的老董好像换了个人：说话严谨得像科学家，句句都好像考证过。不像先前那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神吹海聊。举止也庄重。先前他走路总是东张西望，见到稍微熟一点的脸孔便做个打招呼的姿势。坐着的时候，露出里面毛茸茸的脚杆，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就拍抚着这毛脚。如今他总是穿得很考究，内外大多是国产名牌，好像随时准备去出席什么仪式。也许是他儿子在城里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缘故，他也老是一副新闻主持人的严肃神态。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四周的头发也很稀疏，他很小心地把它们收集拢来，让他们排列有序地横展在秃顶上，叫做“地方支持中央”眉毛老是微微蹙着，嘴巴老是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弯。眼光老是投向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陷在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之中。总之他现在的形象，很让人尊敬。
当然，镇上人对他肃然起敬还有更实在的原因。那年，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过去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处分可以撤消；因此而降低了职务的，可以恢复原来的职务。老董那年写“三百例”在省革委招待所出了事之后，先是回了李八碗。下放干部全部上调之后，他在生产队无法再呆了，便让他到镇政府机关上班，没有明确具体职务。开会时就发通知，打电话，提糨糊桶刷标语。平时就一个人读报，张张报纸非要连底线下的报社社址、联系电话读完才放手。这是他在新闻生涯里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读报。大便时手上要没有一张报纸就会连屎也拉不出来。内急慌张时，若没有现成的报纸，从糊了墙的报纸上也要撕一张下来。报纸密切了他跟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使他感觉不出生活在小镇的隔离和寂寞。读报累了，他就寻人下棋、打牌、瞎聊。他，随和，人缘好，又到底是城里下来的干部，镇上历任领导都不好跟他太认真。他清闲自在，有点滴仙人的味道。
根据那个文件的精神，他应该可以回到地区报社去。地区也来了正式的调令，让他回报社工作。镇机关的干部都很实在地为他欢喜。他自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说，欢喜什么呢，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做事罢了。在镇上做事，也算不得处分，我愿意。一个人散漫惯了，喝口薄粥，享个清福；大富大贵，怕吃不消。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工作时，也顺便劝他回报社。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冯部长心底里对老董还多少是有几分尊敬的，到底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不像自己，许多跟文化沾边的头衔，什么“总策划”、“总主编”、“总顾问”之类，都是权力招来的。哪天没有权了，就什么也不是。许是也有了些年纪的缘故，冯部长现在也多少有了些自省的意识。只不过自省的结果，他跟老董不一样。老董是变淡泊了，他却是有了焦虑，觉得人生苦短，得到的要捉牢，没有得到的要努力得到。
老董是个晓得好歹的人。他很诚恳地谢过冯部长的好意，说，他不是跟组织上闹情绪，都这把年纪了，去了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何必麻烦报社。在乡下过久了，回到城里去，也不习惯。冯部长这样热心，可不可以给他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了一口普通话，快复员了，一心想当电视播音员。
老董已经从报上看到，地区新成立的电视台，正在招聘编播人员。
冯部长一口答应说，没有问题，地区新闻单位都是我管的。但他还是为老董委屈：安排你儿子并不等于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在镇上呆下去，职务上也不好安排。论资历，你早该上县级了。无所谓了，老董笑笑说，我连镇上都不想呆了，干脆，去老殷那里上班。
老董说的“老殷那里”是指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老董不肯离开小镇，让一镇上下都感动。
二
老董实在是做新闻工作的材料，敏锐，有眼力。国道要经过小镇的消息一在报上出现，他马上就发现了小镇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镇上的许多干部什么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要求到李八碗蹲点，一头扎了进去。他消息多，点子多，江南制药厂，以及后来的企业集团，他都是最核心的智囊人物之一。总公司成立的时候，殷道严不管他怎么推辞，生死给他安了个顾问名义。听说要把老董调回城里，殷道严有些慌，说，老董，你是我的一根拐棍，你走了，我要跌交的。老董回答：放心，你这样看得起，我能走么。
老董后来把自己的高招归纳为打三张牌：一张叫名人牌，一张叫文化牌，一张叫舆论牌。
打名人牌，着眼点应该放在现代名人身上。
小镇有过那么一位将军，让一个落魄知青（指小丁）行了时，我们小镇不是更可以沾将军的光么。老董并且提出了极具体详尽的建议：
镇街上将军经常站立的那棵被雷劈了顶的老樟树，可以名为“将军树”四周围上铁栏，挂上说明牌，便可供瞻仰；将军住过的癞痢山，因为将军尚不够可以保留故居的级别，可以在已经开始成林的山顶，立一块巨石，上刻“将军石”三字；癞痢山则可以更名为“将军山”；树林可名为“将军林”；山下的河道已经造了拦水破，可以名为“将军破”；因了上述种种，小镇便可以更名为“将军镇”这样一来，小镇便既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旅游风景胜地。
这些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以“将军”来命名小镇的企业产品。
比如，离小镇不远的山上到处都是的野生茶树，不晓得可以砍出多少茶木棍，做成将军当年用过的那种手杖，可以叫“将军杖”；先前卖了几百年都无名无姓的酱萝卜干可以命名为“将军萝卜干”；江南制药厂先期生产的保健药品如“蜂王浆”、“人参精”之类，可以命名为“将军宝液”、“将军玉露”等等。说是发扬光大将军的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也可以；说是祝福年轻人活到将军的年岁，活到将军年岁的人万寿无疆也可以；要是有人自认为嚼了将军萝卜干，饮了将军玉露宝液就可以当上将军那更是好事，总之是提高了销售量。当然了，必须提出，打将军这张名人牌并不是撑将军做幌子赚钱，而是突出了小镇的人文特色，树立了一个精神象征，表现了将军灵魂不死。不但不死，而且无所不在。其政治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老董并且积极寻找途径，希望恢复同年轻时代那位苏联女专家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想把将军萝卜干卖到俄国去，开辟小镇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让红旗落地的俄国人民重温社会主义的旧梦。
尽管老董再三作了郑重说明，艾老一帮耆宿在政协开会时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说，把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开发利用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真是不同凡响。我们这帮老朽是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的，实在愧对了政府傣禄。
除了将小镇更名为“将军镇”需要等待批准之外，其他种种命名和更名的建议都一一付诸了实施。
打文化牌的实质是讲究现代包装。
办江南制药厂，自然要造宿舍楼，办公楼。从城里请来的技术人员自然是住在宿舍楼；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的工人自然用办公楼的会议室上课培训。那么宿舍楼、办公楼也就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实用场地，而有了很高深的文化内涵：宿舍楼应该叫做“专家楼”表明小镇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办公楼应该叫做“科技中心”表明了科技之花，小镇盛开。
药厂实验室需要几个认得洋码字的高中生，镇上的中学生里寻不出，只有到城里去招高考落榜生。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农村向城市招工。
李八碗原有几个祖传吹喇叭的，专事红白喜事的相礼。现在重又组织起来，又让几个先前镇剧团的乐手加入，由郑风担任指挥。镇剧团解散后，几个音乐家分的单位都不理想。郑风的音像店开得不死不活，为了赢利，便在半夜里让录像点放色情录像片。被举报罚了重款。现在有一份第二职业，都很踊跃尽心。李八碗几个吹喇叭的因为荒疏太久，起先无论红白喜事，都拿一个孟姜女去对付。不久就晓得了吹哀乐，还晓得了吹让我一次爱个够之类。除了红白喜事，镇上各单位和李八碗各村，凡庆典开张，都请他们去大吹特吹。弄得一个先前静谧的小镇时不时就这里那里地呜里哇啦，闹热喧天。老董给这乐队起了个响亮的名称，叫“农民铜管乐团”
镇上按老董的建议将将军山一带作了规划治理之后，老董又建议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投资，在将军山对着李八碗一面的南坡上，错错落落地建了几幢别墅式的小平房，叫做“将军山庄”同将军山、将军林、将军被整个背景连起来，把这一带统称为“将军公园”李八碗真要办出大企业，没有社会的关怀、支持就一切免谈！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来了，连个像样的接待也没有，怎么对得起人？小镇很偏僻，有了这些乡村别墅，偏僻就反成了优势。将军不是说要建公园的么，现在我们就是把他的遗愿化作宏图。公园里可以打猎，别墅里要有桑那浴。要有模样俏丽，举止高雅的靓姐儿。镇上找不出到县里找；县里找不出到省里找；省里找不出到全国找。李八碗本该是美人窝。要不怎么会有那个乾隆皇帝到李八碗的传说？先前开“四干会”都晓得要好看的女知青做招待，何况如今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就是要让外国洋人晓得，中国农民一样晓得过好日子，一样晓得快活。老董苦口婆心地说服李八碗那些多少有些犹疑的村干部。“我看可以。”殷道严首先下了决心“‘专员’要是来，就可以住这里。日后他退了休，也有个养性的去处。”老董说：“这就把事情办到点子上了。这是头一要紧的公关。外省有些乡镇企业，基础还不如我们。他们贷款几千万在北京郊区建豪华宾馆，专门接待中央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那些人住熨帖了，稍微动个小指头，多少个几千万就回来了。没有几年，就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乡镇企业。”
当然，归根到底，盖农民别墅，建农民公园，表现的是一个乡镇企业远大的现代目光和文化追求，对于传统农业文明束缚下的生活观念和方式是巨大的冲击，具有革命性意义。在向外界介绍李八碗的时候，老董的这些话常常激起热烈的掌声。将军山庄落成，老董头一个住了进去。一方面表明他全心全意扎根李八碗，另一方面也确是工作需要。李八碗要做大人物的接待工作，还真找不到比老董更有水准的人。他见多识广，文化素养高，把接待工作做得极有品位。记者、领导问起李八碗的变化，殷道严老是一根直肠子拉屎，有什么拉什么，好在他说的土话许多人听不懂。老董翻译时就必须也可以另说一套。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视察药厂，见到正在包装的蛇胆镇咳药，就顺便问：“你们这个地方蛇很多的吧？”一边陪同的殷道严张口就回答“是到南方的省份采购的”老董立刻就接过话头：“我们属南方省份，蛇资源很丰富，到山里收购很方便。”中央领导连连点头，说：“这就对了，乡镇企业就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进行深加工，这应该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回去，又在全国范围的会议上作有关政策性讲话时，引用了李八碗的例子。
打舆论牌对小镇更是有特别要紧的意义。
小镇天高地远，恍如隔世，做了事不说出来，就等于白做，只能自生自灭。当年要不是大张旗鼓的舆论宣传，能出李芙蓉、胡月兰、谢真？能上“三百例”？如今是信息社会，大家更是晓得了自我推销的意义，手段五花八门。小镇要出风头，必须有绝招。
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小车购置超过十辆之唇，老董导演了一次小车游行。以这十辆车为主，又动员了镇上和县城好几个单位的小车，组成了一个车队，沿着乡间公路婉婉蜒蜒开进省城。李八碗那十辆车都是从南边走私过来的进口车，最低档的也是日本皇冠。殷道严自己坐的为头的一辆车是美国的卡迪拉克。镇上和县上的那些车也都是八成新的桑塔纳。进省城时在洗车处仔细清洗过，然后闪闪发亮气势汹汹地开进省城的中心。在广场那儿又因为闯红灯而被拦住。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市中心广场的交通因而阻塞。等到殷道严同“专员”联系上，交警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道歉致敬，并为车队开路放行，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一个拥有庞大小车队的名叫李八碗的乡镇企业立时声名大噪。又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大家又晓得了这个乡镇企业同省委书记的特殊关系，正式的说法便是李八碗成为省委书记直接抓的一个典型。各个新闻部门也就更加大了宣传力度。
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来到省城的目的并非只是展示企业实力。在随后接受一批又一批记者采访的时候，老董忽发奇想让殷道严宣布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有关部门提出咨询和申请：李八碗打算造飞机。
真是石破天惊！
当时，北方有一家乡镇企业买了一架退役的飞机让本乡农民看新鲜，被说成“农民买飞机”取得极为成功的宣传效果。而李八碗的农民要造飞机！他们并非虚张声势，他们的想法是很实在的——打算造的是农用飞机。造价也并不高，他们问过专家，有二千万就可以造一架。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纷纷派员拥入小镇，采写专题报道、制作专题电视片、组织专人写作李八碗的大型报告文学和李八碗大发展带头人殷道严大传。因为这些巨著都是由李八碗包销，装帧印制便极为精美。
农民为专家建楼；农民办科研中心；农民向城市招工；农民有别墅、有公园、有进口小车；农民洗桑那浴；农民造飞机哪一条都是爆炸性新闻，哪一条都是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崭新纪录。李八碗由此脐身中国现代农业典范的前列。小镇和李八碗，及其代表人物殷道严这一次作为“异军突起”的出名，是小镇历史上的几次闹热都根本无法相比的，无论在宣传的声势上，还是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以至所采取的方式、技术、器材上，其差别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技术革命的神奇力量使得历史在一夜之间跨过了无数个停滞不前的世纪，进入了与最活跃的外部世界同步的轨道。李八碗阴盛阳衰的历史到了如今的殷道严这里，总算是有了一个让男人觉得十分体面的了结。
与这伟大进步相适应的是另外一些法则的诞生，比如作为交换运作的市场法则。对于李八碗的所有各类方式的宣传，都由李八碗承担全部费用。各类宣传部门及参与其事的各色人等也都从中获得可观的报酬。而这些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所有那些宣传品，都是由国家级的重要领导人，省级的主要负责人或题名、或题辞、或写序言，很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老董针对李八碗有些小心眼的疑虑和抱怨驳斥说：到哪里去找这样有分量的广告？！所有那些开支，用的都是贷款。李八碗不出名，鬼给你贷款！国家的钱用在国家的人头上，李八碗吃了什么亏？！
三
长期生活在封闭、落后、穷困中的李八碗人里头，难免会有些心地促狭、阴暗的人。他们在私下里算计老董当电视专题片的策划人，当大型报告文学的主编人，让儿子当电视片的摄像，跟各路编辑、记者、关系户代表一样回回不少的拿红包竟算出一个天文数字。老董很不屑地笑笑，用巴掌拍拍自己的脑壳，说，你们大胆用金子做一颗跟它一样大的，看我换不换！如今的李八碗这三个字就是无形资产，这笔资产值多少钱，你们晓得么？说得那些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在老董运筹下的那些交换，结果的确是皆大欢喜。如今到小镇来参观，已经有了级别上的规定，时常光临的大多是国家级的领导人，由省委、省政府首长陪同着。国道修建之后，这里成为展示全省改革开放成果最为重要的基地之一。各类投资和贷款，各种政策的优惠，使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像魔术般地日新月异，而操纵着那根银光闪烁的魔术棒的风度翩翩的魔术师，便是老董。
这本身也是生活的一个奇迹。老董在自己的晚年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使李八碗空前辉煌起来的同时，他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潜在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生活使他成为某一种局面下的主角。他的极大的自信和与之相适应的庄重，便来源于此。
只是，在自觉大器晚成的满足之余，又常常会有莫名的惆怅袭上老董心头：夕阳无限好，可怜近黄昏。
人生毕竟太短暂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