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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阴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阳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阴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璾，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夜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更加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业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阳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韩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颍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音记），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作榜样作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作耳目作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阳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的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鬻官卖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阴阳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惟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阴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 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这些人经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