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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支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问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作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
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呐？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作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部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
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地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荧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找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撤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不得舞(武)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一时我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拨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一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唉！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和平，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噢，我就没权力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力。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喂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厉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我给他一个无心无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慎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间：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儿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
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酮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
只能这样。
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去，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日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ài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贴。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上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戴维斯大学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己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
你蹑手蹑足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足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
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己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祥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
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