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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三封信一块到达。邮路太复杂太不可预料，所以他只能托人带信。信是写给凯瑟琳的。其中一封要她如何把屋顶上的片瓦换成新的，把花园的花修剪一下，再把不怎么畅通的雨漏通一通。他抱歉自己走之前未来得及做这些琐事。可是第三封信父亲提议把房子卖掉，假如凯瑟琳坚守上海的话，房子变卖的粮食够她吃几年了。父亲说，假如凯瑟琳仍然想去内地和他相聚，千万打消念头。那里的官员几乎人人贪污腐败，克扣教授和学生们的福利，已经有不少人得了黄疸型肝炎和肺结核。
我有幸读到父亲的信，是因为凯瑟琳拿着信来找我，要跟我拉起统一战线，抵制父亲卖房的破落户主张。她说就是一座金山，卖卖吃吃，也吃得空的呀！她要我出去再拉一两个杰克布这样的冤大头来寄居，外国人做房客好，手面阔，小事不计较，再有一个好房客，买米买小菜就够了。有两个更好，横竖书房没人用，把书捆一捆卖掉，能隔出两间睡房来，多几个房客，大排骨总吃得起了。凯瑟琳跟我筹划着。她脸上光泽暗下去了，衣服光泽也暗淡了。家里买一点油荤，她都省给我们的好房客吃。不知怎么，她这副模样倒比曾经好看，更像她那个阶层精打细算，聪明贤淑的小家碧玉，那个当教授夫人之前的懂事女人。不知我爸爸怎样看，我是看她顺眼了许多。再去找一个房客来试试，我答应了凯瑟琳。
找房客的主张遭到了杰克布的否决。他自认为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是未来的女婿，有义务做这个家福利的唯一提供者。他常常夜不归宿，有时中午或下午回来，洗了澡换一套衣服又出门。隔三差五地，他丢下一些钞票，毫不计数。有一次我装着不经意地说：你别把美国护照带在身上，万一被日本人搜出来，会把你抓到敌对国侨民集中营去的。他让我放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在外滩一号的中法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护照锁进去了。我看着他，心想，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拿到你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不久我发现，杰克布的钥匙环上一共五把钥匙，排除我家大门的那把，其他四把里，有一把样子跟一般钥匙不同，红铜的，样子笨拙，方形匙把，半圆匙头。它一定就是中法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必须承认杰克布艾得勒的能力。尤其是乱世中办事的能力。很快他在犹太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那里都有了熟人，跟他去外滩附近的餐馆，去理查饭店顶层的花园餐厅，他都用名字招呼侍应生。每个人对他讲过的事物，他都记得惊人的清楚。进入国际饭店的电梯，他会跟人聊起来，问某人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到上海没有，或登广告想卖的马驹卖掉没有，或者某人某天去看的那场跑狗赛，赢到钱没有。他在犹太难民区更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好几次参加难民的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他样样玩意儿都玩得不错，却不精，实在是有精力没地方挥发，就什么都玩。假如不是因为他跟彼得完全不同的性格，就凭他在难民区混得那样烂熟，说不定最终都会和彼得混成哥儿俩。
他有时去浦东上班，一去两三天。路太远，工作太多，在总管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两夜。他就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笑容是说，我知道你不信，不过你再追问我还是这些话。
上海有的是走私禁品的人，走私烟土、西药、止痛灵都能发财。我怀疑藏在杰克布那笑容后面的就是这类不三不四的勾当。那些勾当变成凯瑟琳和我的大米饭、咸菜肉丝和爆腌黄鱼，我才不会去过问。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那时干的事情有那么大。
我倒是从世海那里听到了不少杰克布的好话。一天，世海几乎撞在我身上我都没认出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天一个样，何况我快一年没见他了。他戴的眼镜是黑框的，穿着旧工装，一丝阔少气也没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技工，这就是一九四二年八月温世海给我的印象。他才十八岁出头，在我看已经是个大谜团。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回家。他笑笑说他总是能把我等回家的。那次等到的是杰克布艾得勒。要不现在的工厂总管交椅可能就是我的了，世海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厂主花钱雇的就是一口好英文，管他男的女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帮他营销假冒“美国制造”的机器配件就行。
我说：我可不行，我绝对不可能口若悬河地说假话。
世海说：对待邪恶，正义没有必要说真话。
这种十八岁的哲理，能让我拿它怎么办？我定睛看着他。
世海，我问你，你和杰克布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为你父母的安全，让他们哭瞎了眼吧？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呆气的孩子真拿他自己干的事当真。
我问他今天找我什么事。
他说他只想问问我，他母亲可还好。他知道我会跟他们常走动的。
我说他母亲最近开始吃点干饭了。前几个月一直喝粥或喝汤。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地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八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说完我从茶摊子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萨巴士。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在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萨盟巴尔可克斯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萨巴士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