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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级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这样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艾得勒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艾得勒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得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艾得勒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艾得勒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说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得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态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来，被“终极解决”呵呵呵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妖作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好的，没问题。
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