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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rx房。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了，当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做。世海活转来，他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浦。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浦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为了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浦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浦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浦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造了个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我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