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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干，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蝶蝶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强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进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它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失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之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个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个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语辞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艺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还享受得起——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是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的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
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xdx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败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衷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荡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蹦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
当然当然。不过，在学院刊物上发表，并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说。
得承认并没有太多人能在学院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小说。我笑眯眯地说。声音并不强劲，有一点暧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过一次午餐。那是三个月前了。午餐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次文学聚会。他为自己的殷勤打着哈哈开脱，说一个我这样的遥远国度来的外宾可以使那场聚会去掉些省份气、本地气，增加些国际性。我忘了我胡诌了些什么托辞，只记得从那以后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当好的典范到课堂上去读了。
他马上听懂我语音中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我很可能在挑逗。那种撒娇发嗲的东方女人被动的进攻方式，他感觉新鲜极了。我看见希望如何在这个五十岁的光棍心里蹦着火星。他掩饰地将餐纸搓成个纸团，向纸篓一掷。希望使他如此无力，纸团在我和他之间便折断了抛物线，轻飘飘坠落在屋子正中央。我发现自己手指捏起那微潮的餐巾纸、直起身，走到那纸篓边上，投进去。
他咕哝一声：谢谢。
我回头对他笑一下。我的脸忽然变得很重，笑容推不动它似的。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殷勤动作做得很经济，用不着起身，弯腰，拾起纸团，再走到纸篓跟前。我舍近求远，就是给很少得到女性体贴的五短光棍足够时间，欣赏品位这份很东方的体贴。献媚变成体贴，令授者与受者双方都舒服。我没有时间检省自己：我难道在献媚？我难道要勾引这个五短的翰尼格？就为一份奖学金？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成败在此一举，九千块的奖学金将决定我的生死存亡。我是系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再拖延毕业时间，我会在这里做“学生奶奶”我的同学把一个四十岁的旁听生叫做“学生奶奶”一次来了个转学的新生，问起教授的名字，大家便指着“学生奶奶”的背影告诉他：她是最棒的教授，海伦拉地教授。新生马屁哄哄地上去，大叫一声：拉地教授！引起一片对年老这生命现象的嫌恶大笑。另外几个由于一直未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也自己取笑自己，说他们在系里变色，先变得焦黄，再变成灰白。最终将变成海伦拉地。
我受够了挣学费，受够了偷书，也受够了拖延房租水电费。甚至受够了安德烈每月按时寄到的五百元支票。
翰尼格教授说：我会尽力的。
他这句话有了责任的分量。
我说：你上次的朗读会成功极了。
噢，谢谢。你去了？
我没地方坐，只能坐在窗台上。你没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