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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地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坏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