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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地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坏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