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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任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
“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籁籁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
“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x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