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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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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北清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那里的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1”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曹轶欧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情况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说道:“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下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没能那样做,她缺乏哄慰的力量。人经常处在微妙的矛盾状态中,这时一是一否的相反抉择常常只是微微可察的细小差别,而这细小差别有时却决定了其后的一切。

    以后,当他们每晚并排躺在床上时,经常出现一种难堪的沉默。再后来,他们尽可能避免同时上床,总是一先一后,后上床的总是在先上床者已经入睡或者快要入睡时才上床。

    光明和黑暗又将两人分开了,第一个人自然是开着灯上床,第二个人常常是闭着灯上床,在黑暗中似乎可以不惊醒先睡者而保持和平。当先睡者实在无法用伪装的熟睡避免尴尬时,他们就并排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光,或者看着黑暗的天花板,说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或者校内家中的琐碎。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合适的理由下,他们分开房间睡了。好在当初就是并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分开很方便。很多年后,想到这段历史的变迁,武克勤还有一种联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原本就埋下了一分为二的伏笔

    陆丈夫还是尽可能坚强地抓住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当然,一些大革命也有从始到终都坚持胜利的人物和力量。”武克勤稍含不屑地问道:“谁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从始至终坚持胜利的人?”陆丈夫扶了一下眼镜,摸了摸凹陷的两颊,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和很多大革命一样,风云人物此起彼伏。”武克勤问:“那有没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陆丈夫说:“在中国,只有一种人物或者说只有一个人物从始至终都会胜利。”武克勤问:“谁?”

    陆丈夫回答:“毛泽东。”武克勤把眼前的一摞材料拨到一边,说了一句:“那还用你说?”

    陆丈夫说:“所以,你的策略就是,永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和永远胜利的人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永远胜利。”武克勤瞟了丈夫一眼,说:“谈何容易?”陆丈夫说:“作为这个策略的派生原则就是,你要永远和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

    对方的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点尊重,或者说多少淡化了她对丈夫根深蒂固的成见。多年来,她对丈夫的冷蔑不断增长,夫妻关系之所以维系下来,除了有种种环境、惯性及社会舆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难被他人觉察的原因,那就是陆丈夫时而还能有一些引起她注意的言论。

    陆丈夫接着说道:“所以,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和他站在一起的。”武克勤问:“那现在的情况呢?”陆丈夫终于显出挺拔和振作来,他站起身说道:“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还有,陈伯达、康生与中央的其他领导相比,谁离毛主席更近?”武克勤说:“现在中央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从运动开始以来的迹象看,康生、陈伯达当然比刘少奇离毛主席更近。至于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们俩今天在电话中的态度有差别。”陆丈夫一伸拿着蒲扇的细长手臂,指着武克勤煞有介事地说道:“凡是看得清的时候,就要最大限度地投入;凡是看不清的时候,你宁肯退在后面。”为了加重语气,他的蒲扇像把刀一样挥舞着,切割着夏日炎热的空气。他难得争到这样的好气氛,他要抓住话头,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

    今晚,他早就想过来与武克勤商谈国家大事,然而,踟躇良久,总下不了决心。及至端起茶杯硬着头皮走进武克勤房间时,武克勤的冷淡以及房间里充溢的武克勤的气息都对他有压力。顶着这些压力硬往里走,他能觉出自己瘦长身躯的贫瘠。现在,他像一只快被旱死的大虾又回到了水中,可以舒展长须挥舞一番了。他要争取为妻子出谋划策的资格与权力,他说:“你要和昨天的批斗大会尽可能保持距离。你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你已经和毛主席站到了一起,轻易不要伤了自己的老本。”武克勤脸上现出思索的神情,这让陆丈夫感到特别舒畅。他只能通过不间断的精辟论断牵引妻子的注意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大量地读报纸,听社论,看大字报,翻历史,他渴望成为武克勤的军师。

    他正要接着讲下去,女儿陆文琳与她并不曾公开的男友江小才来了,说着嚷着就进到了武克勤的房间。看见陆丈夫坐在这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也在妈妈屋里。”

    然后伸手拿过父亲手中的蒲扇,自顾自地扇了起来,另一只手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她高瘦的身材像父亲,脸庞更像母亲,至于戴眼镜这一点,她和父母都没有差别。因为激动和天热,她脸涨得通红,说道:“你们都知道工作组的决定了吧?妈妈,你得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判断。我刚才还和江小才讨论呢,小才,说说你的看法。”

    江小才个子不高,是个江西籍的男生,他和陆文琳同在北清大学哲学系读书,陆文琳二年级,江小才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江小才长白脸,额头宽下巴尖的形状像葵花子。他站在陆文琳身边,因为局促,尤其显出身长腿短的特殊比例,像是屈着膝。武克勤不知道女儿怎么会看上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只知道江小才是以同一届的最高分考入北清大学的高才生。江小才很腼腆地挠了一下后脑勺,笑了笑说道:“我还要再想一想。”

    陆丈夫的高谈阔论被打断虽然有些不快,但见到女儿还是感到愉快,女儿一直是缓解他在家中终日压抑的和平使者。武克勤看着比自己高出多半头的女儿,平和地问:“学校里都有什么议论和动向?”

    陆文琳拉着江小才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停地在眼镜片后面眨着眼,说道:“我觉得批判黑帮及反动学术权威,大方向肯定没错,但是带钢牌子、打人肯定不应该。”武克勤又问:“这是不是保守派的说法?”陆文琳说:“我和江小才都是造反派,我就不同意打人。钢牌子据说有二十来斤,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谁受得了?”她捅了捅身旁的江小才,说道:“李浩然教授不是心脏病发作了吗?”

    武克勤与陆丈夫交换了一下目光。李浩然是哲学系的老教授,五十年代初从欧洲回来的,在国内有些名气。陆文琳又接着说:“昨天在现场,李浩然的女儿当场晕倒,还叫人踩伤了。”武克勤问:“李浩然的女儿也参加大会了?”陆文琳说:“她女儿是北清中学的学生,好像叫李黛玉。”她转头问江小才:“是吧?”江小才点头说:“是。”武克勤看看这对年轻人,没说什么。她知道,江小才是李浩然的研究生,自然熟悉李浩然家中的情况。

    陆丈夫看着两个年轻人问道:“昨天没有死人吧?”陆文琳摇了摇头,说:“那倒还没听说。”陆丈夫转头对武克勤说:“那就不算什么。任何大革命都难免有些过头行为,政治家用不着有什么妇人之仁。”

    他的话此刻无疑有一点分量,武克勤正陷入与康生、陈伯达通电话的恍惚回忆中,这时冷静地一笑,说道:“让革命造反派“2”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该谁做出牺牲,就让谁做出牺牲。”

    注:

    “1”中央文革全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28日,是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成为指挥“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权力机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组长)、江青(副组长)、康生(顾问)、张春桥(副组长)、姚文元。中共九大建立了新的政治局后,中央文革活动随之停止。

    “2”革命造反派指“文化大革命”中造各级领导反的人和组织,与之相对立的人和组织则称为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曾演化得十分激烈复杂,阵营也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