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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丽从小就知道自己漂亮。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她的漂亮就已经受到大人的赞叹。还在那个年龄她就隐隐约约感到，某些叔叔伯伯抚摸她脸蛋的手有一种别样的意味。她的脸蛋是光润鲜嫩的；那些手或粗糙或光滑，或干燥或潮湿，或肥胖或干瘦，都在她脸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感觉；她不用抬眼就能知道头顶上那些叔叔伯伯的目光是什么样的。
她理所当然地有了女孩的骄傲。这种骄傲不仅表现在对待同龄男孩身上，也表现在对待大人的态度上。母亲从小便给她立下一条规矩，不允许任何叔叔伯伯抱她，使她在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对成年男性的矜持。她知道自己皮肤白，长得美，当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在幼儿园的游乐场上飞跑时，她觉得自己像一片白光闪闪发亮。
她五岁就上了小学，到了五六年级，她更知道自己的漂亮在别人心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了。女孩们都在背后打量她，羡慕她，并且有一种自觉不好意思的神情。那种神情在她又长大一点之后，便知道用自惭形秽来概括它们。男孩们总是找出理由跟她亲近，又忸怩着不敢，想讨好又不知该怎么做。他们的目光闪闪烁烁地落在她的身上，及至她抬起头又都迅速地闪开。如果她要求哪个男生帮她做点什么，往往会得到兴高采烈的响应。大汗淋漓的奔波操作中，帮忙的男孩就有了与她坦然说话的勇气。她无师自通地懂得了漂亮的力量。
上了初中，她更加领会了自己的美在异性中起着什么作用。不仅同年龄的男孩怯怯懦懦地围绕着她，那些高年级的男孩子也从四面八方将目光躲躲闪闪地照射过来。当她在校园走动时，她总是乐陶陶地感觉到那些热辣辣的目光。她走到哪里，那些目光追随到哪里，它们尾随着她欢快的脚步穿过人群，穿过路旁的小树，穿过教学楼前的宣传栏。课后，只要她出现在操场，那些跑步的、打球的、玩双杠的、练体操的男生就会此起彼伏地将目光盯上来。她毫不理会地干着自己的事，或练体操，或轻盈地跑步，她知道，她的漂亮让那些高中的男生也不自然了。自己像浑身发光的小天使，那些比她高好几个年级的男生只要遇到她的目光，同样感受到压力显出窘促来。
从初中开始，她的美丽和矜持已经使男人们很少敢于随随便便伸出手摸她的脸蛋了。
她感到在那些貌似长辈的和蔼言语和微笑中，有一种抑捺不住的欲望。她训练有素的骄傲和礼貌，平平静静的自信与矜持，杜绝了这些骚扰。当然，偶尔也有人笑呵呵地拍拍她的脸蛋，摸摸她的头发，她会对那只手很从容地做一点礼貌而矜持的躲闪，对方的动作也便难以为继了。她知道自己的哪一个动作，哪一个表情，哪一个眼神，能够有效地制止。当她得到男老师的特别关照时，她总是很坦荡地接受这种额外的辅导，活泼快乐而又无邪；同时又会根据母亲的教导，非常得体地拒绝去任何一个男老师的家中或宿舍。异性的目光中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她很早就有了敏感的分辨。
上高中后，她开始更多地用眼睛阅读自己的美丽。假期，她跟着父亲去北戴河，当身着泳衣在沙滩上沐浴着开阔的阳光时，她觉出自己身体的苗条与丰满，四肢的修长与美丽，被泳衣绷紧的腰身已经出现了柔和起伏的线条。当她一步步趟入暖热的海水中，扑向翻着浪花的蓝色大海时，她因美丽而快活。当她在家中洗浴时，她会长时间地对着卫生间的大镜子，欣赏着自己，看着自己一天一天地变化，越来越美，她侧着头，梳理着垂在一边的湿漉漉的长发，有一种抒情的感觉。
转眼，她长大了，从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了。她越来越掌握了运用美丽的能力，也比较微妙地领略了与异性情感交往的内容。这时，她常常生出对男人冷静的俯瞰来。很多时候，她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翻开着放在大腿上，陷入思索与遐想。她处在一个微妙的界限上：因为她富有，骄傲，聪明，她已经冷漠地看透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她年轻，空白，一切还没有开始，特别容易陷入童话般的遐想。
现实的故事她几乎都不满意，她所见到大学生或社会上的男人们，都让她读出那种从小就熟悉的目光：围拢她，追踪她，小心翼翼地讨好她，又怯怯懦懦地不敢正视她。也有男人有声有色地出现了，也曾有过拥抱和亲吻，在情欲的诱使下，她也曾有过冲动，然而，她从未深入下去，她不想就这样乏味无聊的开花结果。
到了二十二岁的年龄，她因为美丽和富有，已经经历了一切，又轻视了一切。当然，她远未失去遐想，在一种看来游手好闲的快乐中，她朦朦胧胧地期待着，她在等待着她的故事。
当高大英俊的堂哥沈夏来到身边对她百般奉承时，她心中只有一丝宽容的好笑。这里没有故事，或者说，只有一个一眼能够望穿的故事。一眼望到底的故事，就不会成为故事。
她从学建筑出身的父亲那里知道，巧夺天工的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能够在有限的空间构造出一个观赏不尽的世界，从一进门的屏风、假山开始，这些设置就杜绝了一览无遗，就连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是如此。在二十二岁的这个年龄，她才懂得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经得住阅读的书，因为它永远不可能一览无遗。父亲很早就说过一句话：“再金碧辉煌的建筑如果一览无遗，就是最无聊的建筑。”父亲还把它引伸为一句人生格言：“一个人如果被你一览无遗，也是没有趣味的。”沈丽现在深深领会了这一点。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或是任何其他人，还都不知道她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很多故事。而那些故事无论有过多么诱人的开头，很快便以一览无遗而结束。自己太聪明了，太优越了。她常常想，自己的一生要不就是最出色的，要不就是最无聊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诗经常在她淡淡微笑时浮现出来。
这时，她就止不住又想去北清大学看大字报。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动荡，隐含着深不可测的刺激力。下雨的时候可以穿着雨衣去，冬天可以戴上帽子、口罩去，但在晴朗的夏日就会有诸多不便。她知道自己的漂亮引人注目，她并不愿意给自己也给父亲带来什么麻烦。莫非女扮男装是合适的做法吗？想到这里，她很好玩地微笑了，那天冒雨陪父亲看大字报的情景又浮现出来。
北清大学校园内，道路两旁一望不到头的大字报席篷上架着遮雨的人字形篷顶，瓢泼的大雨使篷顶纷纷挂下了水帘。隔着水帘看大字报，一步一步走过去，大字报相夹的道路上依然有时疏时密的人们在冒雨看大字报，你会觉得社会生活非常稠密。因为雨雾朦胧和人群蠕动，你根本无法将原本可以一目了然的景物看清。飘飘渺渺中，雨丝打在脸上，让你觉出周围的大字报与人群组成了一个浩瀚不见底的世界。
她禁不住想，自己的故事在哪儿呢？
这一天，沈丽家里要来一大堆客人，这些客人绝大部分是母亲娘家的亲戚。团聚的缘由非常简单──今天是沈昊的生日。下午三四点钟家中就开始热闹，三层小洋楼上下洋溢着喜气。第一拨客人是三舅，一个身材高高的老工程师，一脸温和的微笑使得一头银发熠熠生辉。三舅妈和三舅长得有点像，从她喜眉喜眼的脸上可以想见年轻时的漂亮。跟着来的是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伙说说笑笑地一进来，一楼的客厅里立时就热闹起来。沈丽的母亲杜蓉是上海人，上海的亲戚一到，空间就密布着上海人特有的稠密话语。杜蓉出身于绍兴的大户人家，兄弟姐妹十人，她是老四，在姊妹中排行第二，所以，兄弟姐妹中比她长者称她二妹，比她小者称她二姐。
杜蓉照例在厨房主事，客人到了，先露一下面，笑呵呵地拉拉手，让大家各自得到宾至如归的好感觉。话一出来，总是又亲热又和气又周到，转眼就把三舅一家七口人说得眉开眼笑。她的记性好，对每一个晚辈名字记得清，特点抓得牢，就像弹钢琴一样，该摁的键都摁到。五个晚辈，她顺序把小名叫一遍，依次揶揄夸奖两句。毛弟是眼睛长得更大了，更漂亮了；根根是个子比哥哥还高了，打起篮球来更了不得了；芳芳是比原来胖了一些，酒窝也更大了，原来左边有酒窝，右边没酒窝，现在右边好像也有酒窝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雯雯长得更像爹了，嘴还是像娘的，把爹和娘的优点综合了。毛毛还是一笑就脸红，这么大了还害羞，以后谈恋爱要难为情的。从从容容地将晚辈们舒舒服服捋了一遍，她才对两位大人说道：“三弟你和宝珍坐定，让沈昊陪你们聊天。”三舅妈宝珍便说：“我帮你一起弄菜吧。”杜蓉说：“也可以，不过都弄得差不多了。”说着，便回到厨房，在保姆的配合下，色香味俱全地做起菜来。买菜洗菜有保姆，烧菜时她样样亲自下手。过去，兄弟姐妹十人中，她最能言善干，既博得父母的欢心，又能维护好兄弟姐妹。在绍兴那个大家庭中，她是中心人物，她长相的漂亮也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
四舅一家也跟着来了，又是一个工程师的家庭。四舅虽没有三舅那么高大，但身板挺直，显得神采奕奕。四舅妈一看就很贤惠，朴素的衣着与言谈举止很像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家庭妇女。四舅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舅、四舅和沈昊三家人凑在一起，越发热闹非常。
第三拨客人是长辈称做五妹、沈丽称做五姨的一家人。五姨是医生，四十岁的人了，仍显得又年轻又漂亮，明媚的脸上一双杏仁眼，洋溢着善良的目光。看到她，沈丽就会联想到母亲。从母亲一家人的漂亮，再想到父亲的轩昂，就能想到自己来自什么样的遗传。
五姨夫清瘦挺拔，今天来的亲戚里惟有他是北方人，显出与这个家庭气质上的差异，加上他的职业是文艺报的副主编，在这个工程师为主体的大家庭中也显出与众不同来。他们带来的两个女儿从来是大家议论的话题：大女儿小名叶叶，小女儿小名红红。叶叶长得像小瓷人，白白嫩嫩的，纤纤静静的，用杜蓉的话讲，千万不要用力碰她，弄不好就把我们的小瓷人打碎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得叶叶小脸通红。妹妹红红却长得胖胖壮壮的，脸圆圆红红的。杜蓉和蔼的揶揄着：红红要比叶叶多花几尺布票，按需分配嘛。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看着这两个表妹，沈丽真觉得是造物主的神妙。两个女孩分开看长得都像父母，但站在一起却迥然不同。
都凑齐了是主客四个家庭，加上堂兄沈夏，有二十来人，喧闹震响了三层小楼。这种时候，沈丽最佩服的是母亲的干练。她里里外外从从容容把客厅和厨房安排得头头是道。
表兄弟表姐妹们个个被逗得眉开眼笑，大人们更是在喜洋洋的气氛中团团就坐，云山雾罩地聊起来。母亲总能不露声色地将父亲摆在众星捧月的中心位置。大客厅中的气氛被母亲进进出出时的三言两语搅和得十分协调，大人们都围着父亲兴高采烈地谈论起来，父亲便心安理得地发挥幽默机智的谈风，惹得客人们笑声不断。母亲虽然在厨房中不停地安排忙碌着，却总是不忘记照顾这边。她把沈夏介绍给娘家的来宾，又把娘家的来宾介绍给沈夏。
沈夏在这个家族气氛中毕竟感到有些像局外人。她笑呵呵地对沈夏说：“你不是学建筑的吗？这几个娘舅以后都是可以帮助你的。”这样一点题，沈夏也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谈话中。
沈丽由衷赞叹母亲的才能，无论是到客厅说话，或是亲自下厨烧菜，或是安排保姆的活计，绝无一丝一毫的忙乱和窘迫。她脸上总是浮着笑意，生活的漩涡围着她从从容容地旋转，整个楼中没有一个人、一个角落不被她搅动起来的漩涡裹挟。
当丰盛的晚筵摆开之后，沈丽便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赞叹母亲的烹调。二十个人挤在一张硕大的长条桌旁，大人小孩不分开，吃得热闹。母亲亲自烧得一色上海菜。红烧肉是当仁不让的，里边配着豆腐干、香菇，几个大碗盛上来，烧得酱黄发亮，喷香扑鼻，用父亲的话讲，这是“天下第一菜”随后，一道又一道菜接二连三地摆上了桌子。雪里蕻炖黄花鱼，用两个青花白瓷大汤盆一左一右放开。咸肉炖笋更是引起了上海亲戚的赞叹，这是他们从小过年最爱吃的一道菜。咸肉是母亲亲自腌制的，干竹笋是泡了几夜后预先炖好的，当白嫩嫩的咸肉与黄嫩嫩的笋片被炖得滋滋润润摆在大盘里时，那荤素混淆的清香让人赞不绝口。白斩鸡是母亲待客的必备菜：旺火嫩鸡炖出来，白切成块，摆满两大盘，沾上酱油，鲜美无比。然后是红烧鱼，炒鳝糊，鸡蛋肉馅饺，雪里蕻炒豆腐丝，乌贼丝肉沫汤，红烧虾，油豆腐烧油菜，肉丝烧青豆，五颜六色滋味齐全地布满了一桌，父亲的生日宴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沈丽这才发现，刚才楼上楼下长辈晚辈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目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席卷社会的运动，谁都在这个风暴之中。她的注意力也便从母亲身上转到了这个话题上。此刻，父亲一边吃饭一边笑道：“咱们今天的‘国共合作’，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引得满桌一阵哄笑。舅舅、舅妈、姨姨、姨夫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只有父亲是国民党，所以“国共合作”是他在这种亲切聚会中经常的一个说法。一说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沈丽一边吃饭一边很有趣地想，这个社会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家庭，常常会被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卷到一起。想想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是这样。
一打世界大战，参战国中的每一个人都逃离不了战争的漩涡。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哪一个中国人能够逃离战争的影响呢？
这么想着，便又想到文学中的故事。像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倒可以在一个与他人无关的环境中发展。这么想似乎又不完全通，在一片筷子调羹飞舞的吃喝说笑中，她来不及做更深刻的思索，只是觉得，在这个家庭聚会中谈论文化大革命，颇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沈昊从来善于抓住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话题，他说：“那天在日月坛公园，我和丽丽亲眼看见北清中学的学生将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活活打死，还有一个打成重伤。”沈昊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时的过程，讲到沈夏如何亲手把那个被打死的老师从喷水池中拉上来。
这时，大家才想到四舅家的孩子杜晓弟就是北清中学的高三学生。
沈昊看着坐在斜对面的杜晓弟问：“那两个被批斗的老师到底是什么问题？”杜晓弟抬起清秀的面孔回答道：“男老师叫贾昆，说不上有什么问题，被打死了。女老师只听说常在周末参加舞会，也没抓到什么具体问题，被当做流氓分子打了一顿。”沈昊又问：“现在怎么样了？那天，我看到你们学校的两个学生把这两个人弄回去了。”杜晓弟点点头说：“是。
弄回去以后，贾昆被糊里糊涂地火化了，公安局来人看了一下，好像也没说什么，听说北京有好多单位都有打死人的事。米娜还那样，学校里现在打倒的人多了，她算不上重点。“
沈昊一边啃着鸡腿一边接着问道：“那天去把两个老师拉回学校的同学你认识吗？”杜晓弟点点头说：“知道，不熟。一个叫卢小龙，一个叫李黛玉。”沈昊打断他的话：“什么林黛玉？”杜晓弟摇了摇头，说：“不，她姓李，叫李黛玉，是跟着卢小龙一起去的。”沈昊又问：“为什么卢小龙会做这个事？”杜晓弟想了想，说：“这就不太清楚了。听说卢小龙和这两个老师关系有点什么。”沈昊问：“能有什么？”杜晓弟说：“谁知道呢！人们也是瞎猜。”沈昊放下吃剩的鸡骨头，用手巾擦了擦手，接着问道：“卢小龙是个什么样人？”杜晓弟皱着眉想了想，说：“这个人有点怪，挺倔的，平常不爱说话。”沈昊摇摇头：“为什么一个学校这么多学生，只有他做了这样的事？任何事情都该有原因嘛！”杜晓弟吃了几口饭，回答道：“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学校，很可能是他做、别人不做。”
“那为什么？”这一回是沈丽发问了。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反复听一个人的名字，听人们对他的议论，你就开始感兴趣了。杜晓弟正好挨着沈丽，这时便扭过头说：“他这个人就这样，话不多，可有时做出事来让大家都意想不到。”
沈丽正吃着鱼，一边从嘴里小心地剔着鱼刺一边问：“他长什么样？我那天没注意。”
同时极力在记忆中追想那个叫卢小龙的男孩子模模糊糊的样子。
晚饭后，大人们到一间屋子里搓麻将去了，当然，麻将桌上海阔天空的闲话常常离不开文化大革命。年轻人自然都聚到沈丽的琴房，按照以往的惯例，说拉弹唱，下棋，打扑克，但是“转轴拨弦三两声”这些玩耍就都停了下来。无论是手里拿着提琴、二胡的，还是弹钢琴的，下棋打扑克的，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文化大革命来。这十多个人中除了最小的两个是小学生外，其余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各校都在如火如荼地“大革命”因此都有共同关心的政治话题。当这种谈话进行到比较热烈的程度时，手中的小提琴弓、二胡、笛子都成了指手划脚的道具。沈丽不禁想起父亲讲过的某个伟人的格言：政治是人类最大的游戏。就连年龄最小的表妹红红也对这个话题充满了热情，她说，他们红星小学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沈丽问：“学生打老师了吗？”红红抬起胖呼呼的圆脸说：“打了。”沈丽问：“你打了吗？”红红说：“没有。”沈丽问：“你同意打吗？”红红说：“当然同意。”沈丽问：“为什么？”红红说：“有些老师太坏了，留那么多作业，放学也不让我们回家。”
站在靠窗处的一个表弟指着窗外远处的光亮说道：“那边就是北清大学吗？”沈丽说：“这边是日月坛公园，往那边一点就是北清大学。”有人提议：“咱们别玩了，去北清大学看大字报吧！”立刻得到一致的响应，红红与另一个小表弟还特别高兴地拍起手来，他们早就想到北清大学看大字报，但是爸爸妈妈一直没有带他们来。十几个人前呼后拥地跑下楼去。
沈丽想，有这些兄弟姐妹们簇拥着，半夜去看大字报也还是挺方便的事情。
北清大学已经成为向外日夜开放的革命圣地。他们来到北清大学的大字报中心区，这是一条通往南大门的笔直道路，两边的大字报篷上贴满了大字报，篷上挂着的一盏盏电灯将这里照得灯火通明。夜晚不像白天那么多人，却也并不稀少，时稀时稠的人流显出夜晚特有的沉静。有人一边看一边做着抄录，也有人站在某一张大字报前久久不动，还有几个学生蹲着用扫帚蘸着浆糊桶中的浆糊刷贴着新的大字报。
沈丽与众兄弟姐妹们边走边看，在北清中学上学的表弟杜晓弟突然用胳膊碰了一下沈丽，低声说道：“你看，那个人就是卢小龙。”沈丽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那个不见已经忘却、一见又还熟悉的年轻人。这一次，她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特别注意地观察了一下。
这是一个外貌再平常不过的年轻人，一件起皱的短袖白衬衫，一条灰裤子。此刻，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大字报，边看边缓缓地挪动着。如果不是特别有心的话，不会在人群中注意到他。然而，一旦注意了，便能够发现他的一点特别之处。这个特别就是他的表情显出对这个世界的十分专注。他扬着比较凸出的额头观看大字报时，从他的侧面能够看出，他正在极为认真地思索。他阴沉的眼神表明这种思索确实有异于一般人。
卢小龙专注而阴沉的神情给了沈丽一种说不上来的特别感觉，好像在一大堆华丽精巧的工艺美术品中看到了一块粗砺的石头，当然，又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