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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是我的一个知青战友，他叫王福林，是大山里的一个侗族儿郎。
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近七年时间。七年啊，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七年，而且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老王下乡后，无论是知青还是本地老乡，全都叫他“老王”其实他那时才16岁，中等个子，样子憨厚老实，性格偏于内向，不大讲话，再加上他是一个侗族山里娃，汉语说得不够标准，所以一般情况下，见了人他只是“嘿嘿”笑笑，不怎么说话。我们大家在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时，他总是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听得高兴了，就出来附和几句“是啊，是啊，是这样的”我当时因为年纪比他大两岁，又是高中毕业生，加上知青办对我在学校里优等学习成绩和学校学生会主席的业绩的介绍，老王对我很是钦佩，经常爱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事总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也就把他当作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待之。
在农村，老王比我们适应得快，他很快就“如鱼得水”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各种农活他驾轻就熟，非常在行，人又没有城里人的架子。穿着草鞋，挽着裤脚，扛着犁耙，活脱一个农村青年样。所以老乡们都很喜欢他，有什么事都爱找老王办。很快生产队就让他当了记工员，后来又让他列席队委会开会，知识青年评选先进，社员们回回评老王。
从下乡后的第二年起，知青们就与当地社员一样评工分，国家不再发钱发口粮了，自己要凭劳动工分吃饭了。老王每次都能与本地青年劳力一样，评上很高的工分，是我们知青当中最高的工分了，加上割草、积肥等论斤计分的活，他得的工分就更高了。年终分配，他的口粮与现金都比我们多好多，那时候，几十元钱是个大数目呢。当我们称赞他时，他只是“嘿嘿”笑笑，然后又说了—句：“我比不了你们，我家里穷”我们听了这话，都沉默了。是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啊，不像我们这些干部子女，困难时，家里还可以帮一把。所以老王一应家务活也干得漂亮。他住的地方，收拾得井井有条，下乡时知青办发的被子、床单等，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的早就又脏又破扔掉了。他自己做饭做菜，洗衣洗被，手脚麻利又轻快，真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由于老王的踏实能干，好多农村姑娘都看上了他。其中有一个叫做“阿麦”的胖胖的姑娘，圆圆的脸，红润润的，样子很好看。经常来老王住处找他。寨子上的人慢慢都看出了点名堂，但老王本人却毫无察觉似的。后来他才跟我说，这件事，他想都不敢想，自己养活自己都难，哪里有钱去娶得起妻哟。
“阿麦”的母亲对她说：“别做梦了，你配不上人家”后来，她家里怕她日久生情不好办，就把这个可爱的姑娘嫁到很远的一个高山寨子里去了。
老王这样的好青年，自然也会有女知青喜欢他。其中一个与他同队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小菊，由于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帮助，自然间双方就有了感情。俩人就搭伙做饭、洗衣做家务等，俩人抢着干，慢慢就有了成家的想法了。小菊的哥哥与我是高中同学，也是熟悉的朋友，我告诉他这件事后，请他予以支持。他满口答应，还赶来我们寨子看望他妹妹和老王，亲口告诉他俩，他支持他俩好。
那两天，老王笑得合不拢嘴，—直叫我陪小菊的哥哥吃饭，我记得还喝了不少酒。我们大家当时都很快乐，老王见了谁都是“嘿嘿”地笑着。老王后来悄悄的告诉我，他俩都拥抱亲吻了，我真为老王高兴啊。
谁知没过多久，小菊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坚决反对，又哭又骂，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立即派出家里人来执行她的指示，限定老王与小菊马上“散伙”而来拆散老王他俩的执行者又恰恰是原来支持他俩“好”的小菊的那个哥哥，我的同学。
搞得老王和小菊痛苦不堪，小菊失声痛哭，老王说不出话来，也伤心地哭了。
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老王哭。我在一旁，也感到十分难过。我劝那个老同学，不要充当“刽子手”角色，况且又是你原来亲口答应的这件事，何以变化如此两端呢？你就不能做做你母亲的思想工作吗？但是，小菊的哥哥是“易涨易退山溪水”此时如同老四季豆一样，油盐难进，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后来竟然把他妹妹带回家中“受训”去了。
老王经过了这次打击后，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嘿嘿”的笑声也难得听到了。但是，好男儿心胸宽广，他一点也不怪小菊姑娘，在劳动和生活中，他照样帮助她和其他同学，只是从此再也不敢与哪个女知青“搭伙”了。
—九七零年下半年，我们这个生产大队就有—两个在城里有关系的女知青先行回城工作了。知青点里又精神振奋起来，又看见新的希望曙光了。
—九七—年初，大家都在盼着城里招工的人快点来，就在这时，老王的母亲从乡下来找老王，她是来找老王回家乡去相亲的，她要老王回去当他们家的顶梁柱，说他作为老大，如果不回去成家，他弟弟也无法成家。她母亲在老王那儿住了两天，我们都纷纷去劝她老人家不要叫老王回去，说现在城里正在招知青进城去工作，老王在这里劳动六年了，表现又好，领导和群众都喜欢他，肯定先推荐他进城工作的。但是，王妈妈铁了心要他回家成亲，对进城当工人不感兴趣。她老人家已经在老家替老王物色好了对象，是专程赶来喊老王回家相亲的。
我劝老王要稳住，—定要自己拿主意。所以这—次他没有跟他母亲回去，把他母亲送上班车后就回知青点来了。
可是没过几个月，他弟弟又来了，这次他是奉母命来催他哥哥无论如何也得回去的。他弟弟不给我们说是什么原因。
我去看老王时，见到他们兄弟俩用侗语在脸红脖子粗的争吵着，我也就不多说什么，走开了。第二天，老王见到我们时唉声叹气，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知道事情是没有回旋余地了。
没过几天，老王在生产队和公社办好返乡的各种手续，真的要回老家去了。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我决定要送他一程。
老王早就整理好行装，六、七年了，破破旧旧的东西倒也收拾了两个挑子。我俩—人担一个挑子，好几十斤重，挑在肩上，一颤—颤的。走时许多知青和老乡们都出来送老王，有的老伯妈还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口口声声喊着：“老王，要回来看我们呀！”老王只能“呵，呵”地回答着。
我俩挑着担子—路走—路谈，我还在尽最后的努力劝说老王不要回去。
我说：“老王，还来得及，回去把手续退了，还来得及！”老王苦笑着，没有回答。我知道了他心中的苦。
老王走了，奉母命回家成亲去了。这—走，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我们共同劳动生活了七年的大山林知青点来。
从那一年的秋天开始，前后几年时间里，知青们就陆续地—批一批回城工作去了。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营业员，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
多年以后，他带着他的两个十来岁的女儿从乡下来看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那个当年和我们在一起“嘿嘿”笑着充满活力的老王。粗黑的双手，一脸苍涩；旧而过时的衣着，脚上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站在门口不敢迈脚进门，他的两个女儿—句汉语也说不来，怯怯的牵着老王的衣角望着我们，我的心难过起来，紧紧抓着他的双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改革开放后，老王也曾经在城里打过—阵子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终因家中事务繁多，还是离不开他那几间瓦房、几亩地。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老王当初的选择是对是错，只有他自己明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掉这个知青朋友——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