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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了,农历丁亥猪年到了,又是一个隆重的中国春节来临了。

    春节是中国人生活中最为重大的节日。春节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上古尧舜,到秦皇汉武,都对春节亲自确定过日子。到了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规定,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可见历朝历代对春节的重视有加。是呵,悠悠历史长河,流走了多少达官富贾的显赫辉煌;滚滚红尘翻卷,卷去了多少英雄美人的风流佳话。然而,却永远也流不走、卷不去中国人的春节之传承。

    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介甫公描绘的情景又来到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腊月三十晚除夕守岁、摆供桌、点香烛、迎财神、拜祖先,大年初一放鞭炮、贴春联、贴窗花,大红灯笼高高挂。接下来玩龙灯、猜灯谜、舞狮子、划旱船,直到正月十五“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元宵节过完才会送年终了。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难忘的盛事啊。

    这么热烈而隆重的节日,近几十年来,随着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和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她的内容与色彩也在不断的变化,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

    记得我少儿时,五十年代初,对春节的期待就是“过年了,有好吃的了,可以有戏看了”那时家境贫寒,父亲当兵远走千里,母亲去他乡谋生,我一人栖身在外公家。外公一介贫民,仅能粗茶淡饭度日,每天都是萝卜青菜,偶尔吃上一顿油煎豆腐,就很高兴了。记得我随外公上街,从油条、包子铺前经过时,我馋涎欲滴,央求外公买一根油条或一个肉包子吃。可怜外公身无余钱,只好哄着我说,等过年时一定买给我吃。到了过年了,再要外公去买油条包子时,外公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又只好说,过年有肉吃,还要吃什么油条包子呢?我想,我亲爱的外公当时心里该有多么难受,外孙这一点小小的愿望竟然难住了他。现在每忆及至此,我仍不禁难过而泪下。然而,虽然是如此贫穷,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仍是那样的快乐。在街上到处跑,到处看热闹,天天挤在露天戏台前看免费的地方戏曲,忘记回家吃饭。手里仅有的几颗炮竹,也放得兴高采烈。

    到了六十年代初,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紧缺,市场凋敝,一切都要凭票定量供应。饭都吃不饱,就更不用说吃什么鱼、肉了,就连买大白菜也要开后门呢。那时,人们对过年的最大愿望是能否多供应一斤肉、半斤油。如果哪家人排队买到了一个猪头,那简直高兴得比过年本身还要高兴。我三弟从小就勤快又机灵,记得那年他去排队为家里买回来一个猪头,母亲称赞不已,直说三弟有本事。

    1962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寒假时,奉父母命,回江西老家探亲。因江西农村粮食状况较好,养鸡养猪较多。所以,我回来时,带了一大挑腌肉和糍粑等,约有六、七十斤重。我那时才16岁多点,这么多东西压得我也够呛,但为了全家人在过年时多得些肉吃,只有“勇挑重担”了。那时的交通哪有现在这样发达哟,三千多里路,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挑着东西上车下车,转来转去,换了几次车,真累坏了。在湖南株洲火车站换乘车时,被站上工作人员怀疑我是“投机倒把”的商贩而被拉住检查包包。我又是说好话,又是掏出行证明和学生证等,直到火车鸣笛要开动之时,我才被放行。当我一脚踏上火车箱的踏板时,火车就开了。那时节的客流,与现在的“春运”拥挤程度一样,我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站在车箱踏板上,根本进不了车箱。我只能一手扶着担子,一手紧紧抓住车箱把手,情况十分危险。就在这时候,一个善良又和蔼的年青女列车员从人群中冲过来,接过我的担子,并且努力地排开拥挤在车门边的旅客,把我拉进了车箱中间,我才脱离了险境。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位好心的女列车员对我的帮助。可惜我那时年少不知道问她的姓名,真不知如何感谢她了。尽管现在所谓的“红旗列车”不少,但是,像她那样的列车员已经很少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农村当知青,生活水平处在当地农民之下。后来,我们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知青也自己养猪、养鸡鸭,来改善生活。于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宰年猪”、“打糍粑”的欢乐。那年月,对杀猪的土政策叫做什么“购五留五”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养了一头猪,宰杀猪以后,要把一半的猪肉交售给所谓的“公社食品站”剩下的一半才能自己享用。我们知青不管那一套,从城里想办法弄上几斤当时才有的“青扛子酒”或“红苕酒”请本队有头面的农民来大吃一顿,叫做“吃庖汤”剩的几十斤肉就挑回家里来过年了。那时候,我们养猪不像现在用什么现成的如“希望牌”或别的什么牌子的猪饲料,都是自己在田间地头、山上坡下打的猪草,拌上谷糠煮成猪食喂养,到快要过年的前一段时间,就在猪食中掺一些“包谷面”去催肥,一般也就养到百十来斤就宰了。所以,其肉味鲜美,特别是“吃庖汤”时,别提多香了。现在到处都是机制的猪饲料喂大的猪,肥倒是肥,但是,其肉味就再也没有那时候的鲜美了。在那穷困的年代,我们用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来为家人过年做些贡献,也还真有点“穷开心”呢。

    中国人过年就要回家,任你路途千里迢迢,身处天涯海角,都要不辞辛劳,甚至历经艰难赶回热土家乡,团聚父母亲人身边,过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亲情年。看一看现在每年的“春运”吧,那车站、机场万头攒动,排队长龙的热烈场景,那千军万马奔回家乡过年的宏大场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盛大的壮举呀!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天寒地冻。要过年了,客运爆棚,开后门找熟人都买不到车票。我们公司上千职工要回家过年,大家急得不得了。为了帮助职工能及时赶回家中过年,公司党委决定派出自己的运输车队所有的解放牌大卡车,装上“蓬布”摆上长凳,按各县、区排定线路和车辆,由各单位党支部负责组织人员,派出带队干部,在年三十的前两天,一批又一批地送职工上路。我那时负责一个队的组织工作,还记得给每个回家过年的职工发送了从外地采购来的“雷公山大曲”酒两瓶。那时候,送“雷公山大曲”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当时街面上还没有敞开供应呢。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了,平时人们都是大鱼大肉的了,过年也就不再发愁什么“肉”呀“酒”呀的什么了。交通也发达了,高速公路都快联网了,火车、汽车、飞机任选乘坐。回家过年更快捷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过年送“压岁钱”越来越多了,打麻将娱乐的人也越来越迷了。许多人过年几乎变成了“麻将年”几天几夜不下桌子。这真是给过年添上了一道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新菜”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又成了中国人过年的一道新风景,年三十晚,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看“春晚”成了过年守岁的新习俗了。到了新年零点钟声响起,人们纷纷拥出家门,燃放鞭炮、烟花,城乡一片欢腾,红红火火迎来又一个新的中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