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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并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这段讲话的思想内容和意义这里不做品论，仅仅从文法上略作分析：首先是深入文化体制改革，说明我们从一开始或是很早就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其次改革的目的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促进文化产业化发展；第三，这关乎小康、关乎社会主义和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为何只对文化体制进行改革？那么这文化体制是什么？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这句话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的扩展。
那么我们具体的文化是什么？
从广义地概念上讲，那就是中华文明以及其所辐射的文明圈；从狭隘的意义上说，是指汉族文化或称为华夏文明。具体内容就是包括儒释道在内的“百家思想”以及其相应的文字、绘画、音乐、建筑、雕刻等等艺术内容，涵盖社会、政治和宗教各个方面。
这里不谈中华文明或是中国文化取得的成就，我们且看看西方现代文明是如何开始的。
在中国明清之际，受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影响，中国那时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的神秘天堂，也因此吸引了后来的贪婪者或掠夺者。那时西方派出大批传教士或以传教为名纷纷来到中国，其中马可波罗就是最为著名或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位传教士式间谍。
这些人来到中国，将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等技术先后传播到西方，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快速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法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莱布尼茨认为：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西方16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7世纪的工业革命，西方经济和物质文明迅猛发展，西方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全社会处于思想迷惘和信仰迷惑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精英和思想先哲们开始放眼东方，他们在东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发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道德价值，以此为切入点，以法国为中心，开始了影响或决定西方未来的“18世纪启蒙运动”
我们再回过身来看看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我们都知道，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或地区一直都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辐射影响之下，他们的思想文化可谓是与中国大陆一脉相承的。然而，正当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努力追赶或学习中国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来到了亚洲，中国这个看似庞大的帝国已然不敌西方列强，只能忍辱偷生，对于这些小国来说，除了服从以外，还能做什么？
然而，日本，却在这样环境下迅速做出相应的变革：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这就是著名的日本“明治维新”
维新取得成功，迅速使得日本由一个封建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加之列强对中国的肆掠，日本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剧变，他们要学习西方，更要做他们自己，于是乎日本加速了帝国化进程，迅速成为“战争文化”的代表，致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二战的失败，几乎摧毁了日本人的信仰和思想。但日本人民并未因此而沉沦，而是在积极地探索，尽管显得颓废或停滞。直到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明仁即位，日本韬光养晦近半个世纪，日本吸纳各种文化，形成多元文化，并把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活动中，使得日本在短短10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甚至提出了“收购美国”的经济战略，尽管被美国人“让日本人自己煮了自己”可日本现今的综合国力，仅仅次于美国，而与德国并齐。
再看看韩国：
韩国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不在于是否有美国人的原因，而在于韩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继承和发展，韩国人虽然因为历史而感觉自卑，但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使得这个国家或民族无比的团结和具备奉献精神。韩国依旧在祭奠孔子，韩国至今还有数百所孔子书院。现在的韩国，已经是最为“儒化”的典型的儒教国度。我想，如果中国教育继续现在这样，在若干年后，恐怕韩国会自豪地说“儒教”是韩国文化的国粹，儒教那时也不再是中国的。
继承，不等于拥有；只有发展，才属于自己。
再看看新加坡：
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新兴现代化国家，却是由华人建立起来的南洋国度。新加坡推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90年新加坡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些充满了典型的儒家伦理精神。
最后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提出的是文化体制改革，而不是思想文化教育。
文化体制与文化到底何种关系？
所谓文化体制，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政治环境条件下，国家或社会为有效管理文化资源、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和文化行为而配置形成的相应机制或制度。
从现实条件看，我们的文化体制如同教育体制一样，其所有制格局、文化市场开放度、文化市场主体、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行政职能等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的不足，的确有改革的必要。然而这文化体制本身也是属于思想文化范畴的内容，我们的思想文化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光谈改革，治标不治本。这在30年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已有前车之鉴。
且看我们要改革些什么？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这段文字是典型的“官话”看似无懈可击，实际却无内容，具体到基层，依旧是套话虚话，实际行为中也是热热闹闹的空谈或作秀。
且看我们以往的改革是怎样的：
1、1978年——1992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否定阶级为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体制恢复到“文革”之前的模式：即革命时期的那种全民化、军事化的文化方式。这种方式在革命时期，无疑是非常有用有效地，也产出了不少好作品：如曙光、哥德巴赫猜想、老井、红高粱等。
然而，这样的体制下，中国文化事业被政府建立的层层“文艺团体”所垄断，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人财物浪费不说，严重缺乏创新精神，全国数十万的“文化精英”居然没有什么作为。这才有后来“下海”、“走穴”的现象出现。
针对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为改革指出方向和目标：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是对文化团体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实行精简或合并，推行承包经营，促进了歌厅、舞会的大量兴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
2、1993年——2002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扩大开放，改革进一步深入，既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力，同时也迫使或促进文化自身的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第一次把文化从以往的“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喉舌，是阵地，是教育手段，是娱乐形式”的认识中提高到“产业”的视角，认识到了文化的物质属性。然而，这仅仅是提出，而未能进一步阐述具体的内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似乎依旧是同一物不同称谓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化体制改革也注重于具体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而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对领导和管理的结构性调整。
这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就是各类报纸、刊物、杂志、图书获得空前繁荣，各类广播、电视、音像、新闻、出版也获得跨跃式发展；与此同时，夜总会、歌舞厅、酒吧、水吧、会所、电玩等娱乐业也获得空前繁荣。一副太平盛世的场景几乎呼之欲出！
3、2002年——2010年，前些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空前发展，传统的文化体制更加显得无力或失控，致使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目标或方向。因此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试验，顺利推进。”
2003年和2004年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这些经典的哲学式的论断，使得我们的文化精英不断研究或学习，等真正领会的时候，新的论断又出台了，又得重新学习了。
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就是：全国有九个省市和39家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步履维艰，成绩斐然，效果并不理想。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影视媒体的引导下，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成年人都一味地“追星”或者要成为“超男超女”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文化娱乐界的互相攻讦或谩骂甚至不负责任的行为。
4、2010年到现在，新年伊始，胡总书记就疾呼要“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三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就在喊着“文化体制改革”这和“教育体制改革”何其相似！而我们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1980年全部完成之后，后来增加了土地承包经营“30”年不变的内容，自此以后，农村改革几乎停顿，以至于出现“三农”问题，至今仍旧难以解决。而我们重视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商品房进程”而对于“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商务化”的前提和需要“配套化和功能化”的城市基础，却视而不见或是不知所从。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乎的是既得的效益或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大泡沫形成的根源。而这个泡沫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破裂的，否则中国的改革就完了。
然而，如果改革只是重于所谓“体制”这样的表象，而忽略自身“思想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的泡沫迟早将会破灭，所谓的改革，也将失败。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发展，而文化质量、文化思想、文化道德却失落在物质化的深渊。
当然，这期间也偶尔有几篇“精品力作”还在闪耀着光芒，只是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这点微渺都将淹没殆尽。
文化改革才是中华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隔鞋搔痒”的想象，那是因为我们只有指导性的论论观点而无具体的实际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重于外在的体制形式，而忽略我们了思想文化具体内容本身。我们的认识即未能达成共识，也未认识到文思想化本身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反而去重视所谓的“文化产业”这样的形式。没有好的内容，形式再好，包装再好，也是垃圾。
这里提出“文化改革”而不是“文化体制改革”因为体制只是文化的外表。而文化体制，在国外，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1、文化改革，就是通过学术争鸣、文化辩论等方式辩证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2、文化改革要吸取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反思“共产主义”、“三民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关系，正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现象，关注周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思想文化改革上取得的成就，这样我们才能在冷静中分析，找到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3、确立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道德信仰体系。我们固然容纳了各种价值观点和宗教信仰思想，然而，我们却没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以人为本”逐渐变成“物化人格”甚至成为“商品化人格”
4、彻底打破文化体制枷锁，这是制约或禁锢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要打破体制的枷锁，这需要对于文化体制的正确认识，需要正确认识思想文化的本质。思想文化的作用，每一个统治者都知道，因此历史上大多采用“愚化”教育，而真正能获得思想文化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如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是堵或防，而是引导或教化。中国文化被行政化所垄断，的确改革有必要，至于如何改革，却是大家都没数。这种原因就在于对文化的认识上出现了问题。这已经不是文化企事业生存的问题，更不是民间文化产业生存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生存或发展的问题。而现在大家所看到或谈论的文化体制改革，表现出来无非就是重新“洗牌”或“发牌”而已。当然，中央在部分省区将文化、广电、出版三局合并试点，的确是很好的措施，改革也必须试点成功后渐进推广，这也才是稳定的根本。尽管改革效果不理想，当然还是涉及部门利益问题，在文改认识上出了问题，但毕竟还是走了一小步，剩下的就看政府有没有胆量走一大步了。
我们依旧或是眷念政府对于文化的给养。学校、文物、博物馆、文化执法部门等单位的确需要政府才能确保其正确的发展，然而对于文化市场、文化交流、知识产权、文化团体等却还是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我们所期望的是政府少给养些文化闲人，多一些让大众表达文化思想的空间。国粹的东西，政府可以引导，而不是强行灌输，否则这文化艺术也只有最终成为历史。正是这样的文化体制，这也才使得金庸居然也要加入中国作协——似乎不加入只能成为作者，而加入后可以成为作家乃至于文学家等。
5、稳定是相对的，要改革，必然有牺牲。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味强调稳定，那就会裹住不前，这就是中国“文化、教育”改革30年来一直受到束缚的原因。改革理当是维持社会总体稳定基础之上，采用合理的策略和方法，从思想上和道德价值上入手引导改革的进行。而我们只是在说，而未能去做。当前的大学生除了想考公务员之外，就是想进入中国文化事业单位。这是好现象吗？那是中国人在自戕自己的文化。如此下去，要想复兴中国文化，产生新的中华文明，那是遥遥无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