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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国势大衰，政治走向靡败，除了边防诸多外患，四海之内又有天灾、水旱横逆，苦不堪言的河东与关中的居民纷纷往长城以北迁徒，进入游牧民族契丹人的生活地避祸，没走的则是忍气吞声地过著日子。
但时日一久，积怨难平，民间的暴动也逐渐地酝酿，进而爆发。
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兵团声势浩大，蔓烧了好些时日，最终被李克用所带领的“鸦儿军”重挫，黄巢以自杀了结，其余党四散逃窜，继续肇祸屠害民间。
黄巢一乱历久经年，加速唐廷中央政府的垮台，李渊与李世民父子打下的大唐江山被若干拥兵自重的藩镇将领与节度使狠狠瓜分。
他们之中，多数人心藏“皇帝梦”为了一逞“君临天下”的帝王野心，臣弑君、子弑父，改朝换代的戏码不断重复上演著。儒家推崇的君臣之义与父子人伦之情到此荡然无存。
在如此无法无天的时代下，士大夫心目中所谓的礼仪之邦，早变成了书册上的神话，无不体验出，生逢乱世下，唯有坚守“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原则，才是上策。至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们，只得忍受北方契丹人不定期的对汉族村落“打草谷”并忍下改朝换代以后新官酷吏的折磨。
老一辈的人不禁怀念过去有皇帝在上的好处，因为即使出了再大的乱子，总有能人在他们肩膀上顶著，胡作非为不得。
所以在某一日，距离首都千里之远的乡民，被新到任的知县告知，唐昭宗被一干胆大包天的宦官？k禁并挟持到凤翔城，宣武节度使朱温以他那雄厚的兵团威迫宦官们交出唐昭宗，并强迫皇帝将执政朝廷与文武百宫从长安迁到洛阳去。
这不等同造反了吗？
果真，迁都未几，唐昭宗与周身的大臣便遇害了，其余的孤臣孽子逃走四方，终其一生不敢露面。
朱温一连杀了唐昭宗的八个儿子，只留下十三岁的皇幼子“辉王”李祝，立其为唐哀帝。
四年不到又把李祝给废掉，然后明目张胆地以自己的“朱梁”取代了“李唐”天下，却又装模作样地对天下人说，是李祝禅位给他！
老百姓本以为——管他是猪天下，还是狸天下，谁有本事“以整易乱”让他们有一顿饭可吃，即使是阿猫、阿狗当了王，都不算是一件坏事。
于是，大夥对禅了位的唐哀宗——李祝的下场是死是活，倒也不那么在意了。
有人说，李祝跟他父亲一样，被朱温加害了。
也有人抱持一线哀怜的希望，认为李祝没死，只是趁早逃了。
不论旧皇是生是死，关中地区有了一位言不正、名不顺的新皇帝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扶唐”以及“兴唐”这两大“杀朱抗梁”的意识在民间纷纷觉醒，有志一同地想推翻那个残暴且不义的朱温。
可惜，颠沛流离的年头儿，好人都下地狱去找阎王老爷申诉了。
阳世间，竟然没人能制坏东西！
以致天老爷儿不长眼，让恶人当道的多，好人只得做冤鬼。不甘心冤死的，就来个一走了之。走不掉的只好闷不作声，让时势继续坏下去。
也在这时候，老百姓不再看“天”吃饭了，而是仰望自家州县掌握兵政大权的节度使了。
而说到这个节度使，也是有好有坏的：好的，他们就希望大老爷他长命百岁；若是不幸碰上了坏的，除了自认倒楣以外，总忍不住要在背地咒那些贪官酷吏早死超生，然后继续逆来顺受地将日子过下去。
直到又有那么一天！
城里的人敲锣打鼓，争相走告地嚷。“朱梁垮了！朱梁垮了！兴唐有望啦！”
原来打著“振兴李唐、安家定邦”为号召的李存勖，推翻了朱温的政权，重新建立了“唐”！
这消息是再好不过的了！
可消息传到穷乡僻壤时，衣衫褴褛的村民竟没有一个雀跃欢呼的。
他们仅是张著深洼的空洞眼珠，仰望当头酷日一眼，然后一个接著一个弯下腰，无动于哀地继续锄著那几畦龟裂多时的黄土，碎念了几句“老天迟迟不下雨，这把大麦种籽什么时候才撒得？”
怕的是要像去年一样“不见青苗空赤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