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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表，是在前苏联的一篇小说里，那小说的篇名就叫表，被我们翻译、改编成连环画。连环画画得不怎么样，故事却很有意思。讲的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收容孤儿、流浪汉，改选懒汉、流氓的故事。在收容所里，一个叫彼蒂加的孤儿，从一个醉鬼手里得到一块带有链条的金表，然后围绕着这块金表发生了许多故事
再识表，是从电影国庆十点钟里。那是部反特片，讲的是建国不久，潜伏的特务利用男孩“小淘气”的闹钟，在里面装上定时炸弹，准备在国庆观礼的十点钟在天安门广场爆炸。那部电影原名叫双铃马蹄表。
原来那东西也叫表！而我以前竟一点不知道！
我们家原先是办学校的，有一只和国庆十点钟一模一样的双铃马蹄表。我爸因冤案被打入农村后，这闹钟就成了生产队的公有财产。爸带着它割稻插秧，车水施肥，让大家出工收工都有个准儿。田水和粪水溅湿了那只闹钟，让它的两个铃铛锈迹斑斑。它太老了，总是发病，爸就老是修它，一直修到它寿终正寝，我爸还利用它的发条给我妈做了发卡，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那都是孩提时的事情了。
再说手表。说起来怪寒碜的，我在30岁之前，还没有戴过手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女子，当年订婚或结婚时，一般会得到男方的一块“定亲表”可那时候我夫家和我娘家一样的穷，而我那十分清高的父母，绝对不会开口去为女儿去争取点什么聘礼的。
婚后的第二个春节前夕，我和先生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准备回婆家。在去车站的路上，孩子骚动了，我给孩子把屎时，等得不耐烦的先生顾自走了。待我弄好尿布赶到车站时，车走了，先生也走了。我怏怏地望着空荡荡的车站，那个春节过得可而想知。
这以后，不管办什么事去，总是满世界找钟；候车等船，总是不断地问身旁的人：现在几点几分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子会很夸张地抬一下手臂，然后十分优越感地报出时间，那模样让我艳羡不已。
我当然很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可是买表谈何容易，一是我们家没有这笔款子，二是那时候物质奇缺，肥皂、火柴、煤油、豆腐都要凭票，何况是手表？
有阵子我在一个山区工厂给丈夫当“家属”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叫凤鸣的少妇在水龙头前洗涤衣物。迟来的我完成任务先走了，她还在摸摸索索地没完没了。一会儿，凤鸣才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宿舍门口，她的手中捧着相扣着的一双布鞋，神秘地笑着。我看着她怪怪的模样，问，抓住小鸟了？她轻轻地打开鞋子，里面竟躺着一只锃光铮亮的手表！
那是只“英纳格”手表，名牌名货。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秀兰的，全体“家属”中只有秀兰有这样的一块好表。秀兰比我们大五六岁，她的丈夫被打上“反革命”抓走之后，秀兰患过精神分裂症。病好的她常常叹息：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儿子和这只手表。那晚她在凤鸣之前洗的衣服，想必是怕湿了手表，把它摘下来搁在窗台上，过后又忘了带走了。
凤鸣说，我们把表藏起来，吓一吓秀兰。
一会儿，秀兰来了，她很紧张地问：凤鸣你看没看到我的手表？凤鸣笑嘻嘻地说：什么手表啊？我哪里知道啊？秀兰就眼神发直，面如死灰，哆嗦着嘴唇再也说不出话来。我忙不迭地指着那双布鞋说：秀兰你的英纳格在她的鞋子里呢！事后凤鸣怪我这么藏不住事。我说：这表是她的半条命，我是怕她犯病啊。
婚后十年我怀上第三个孩子时，我发誓要买一块手表，省得老是搞不清孩子的落地时辰。当时我刚有了工作，单位有人在搞一种“互助会”十人为单元，每人每月拿出10元，合起来给最需要钱的主儿。我一抓阄，抓了个第八会，算算日子，刚好赶得上预产期。
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张罗“表源”了。“表票”离我太远，我识趣地死了这条心；于是，我就在旧表上打主意。我求助亲朋好友、街坊邻里，让他们帮我物色合适的旧表。
在我即将拿到那100元会钱时，我的妯娌带来一位面色凄凉的中年女人，说该女人家遭不测，无奈只得把心爱的手表出让。那是块上海牌的男表，八成新，表面上却有淡淡水渍，证明它的密封性能不好。我心里就有点犹豫。
那忧郁女人说，这表的原价是110元，现在急着用钱，100元让给你了。我说，这表下过水的。那卖主急于出手，说，你戴两天试试，这表走得很准、很准的。
我受不了诱惑，竟然接了手表，戴在腕上。多年的习惯使然，开始几天上班的路上，我还是不断地找建筑物上的大钟，待看清了时间，才想起腕上的手表，心里就笑了。走一阵路，又习惯去找街上的钟，又想起自己已经有表了，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可是当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时，我还是急着催母亲去找钟。为什么？因为上几天我家先生出差，没有手表的他就把我的表给戴走了。
1975年，我那经受不住文革折磨的公公终于病倒了。久病床前无孝子，有七个儿女老人，居然床头冷落少有人理会。婆婆更是唯恐避之不极，因为公公得的是极易传染的肺结核。那时候我的小儿子正在吃奶，该是最需避讳的时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孤苦伶仃地扔在那里，天天下班都先来到他的病榻前，说几句宽心话，揩去床头柜上的灰尘，洗去痰盂里的血迹。有一天，广播里正播着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看见泪水从公公瘦骨嶙峋的脸上汩汩下流。他哀叹说，国丹你总是安慰我啊，可是连总理这样的好人都活不了，哪还有我这个百姓的活路呀。公公原先有一块金表，因家里总是入不敷出，他先是把表链卖了，换上一条发锈的铁链；继而又把表壳挖掉了一大块，缺口处用难看的铁皮补上。在我看来，他的心也被挖空了。弥留之际，他坚持着要把那块伤痕累累的怀表给了我。公公走后，我把这块表放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那一后每打开抽屉一次，我的心就疼痛了一次。
日子消消停停地过，熬到了1979年那个著名的春天，我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女表，那表小巧玲珑，造型美观。戴上她时，我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再接着，中国人的日子就渐渐好过起来，表便不稀罕了，隔上三五年，我就轻轻松松地换一块新表。
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娘家亲戚的一次婚礼，菜吃得差不多了，我正待起身走人，却被告之还有一道螃蟹没有上。我正在纳闷螃蟹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服务员呈上的却是一盘闪闪发光的、大块头的男式电子表！再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人家给的纪念品也是手表，有两次给的还是那种一男一女的情侣表。
望着满抽屉的手表，我感慨万千。戴吧，哪里戴得过来？不戴吧，觉得挺对不住她们的——如果我是国王，她们就像我的后宫的佳丽们，有的竟一次也没被临幸过，就被我打入冷宫。
于是就拿着表去随便送人，可是别人也不缺手表啊！再后来有传呼机，手表便显得多余了，再后来有了手机，连呼机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手表就越发被冷落了。
不过有两块表值得一说。一块是1998年九江洪灾后，杭州市政府送给抗洪救灾的解放军战士的，盒子上烫着“送给当代最可爱的人”的金字。一位“最可爱”的战士却把那表转送给了我这“不可爱”的人。我望着他晒得黧黑的皮肤，陷得深深的眼圈，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甸甸的感觉。
后来我去了次俄罗斯，导游小姐带我们去了一个手表柜台前，那些表的表面图案，有列宁在红场挥手演讲的，有庆祝十月革命成功的。价格不菲。因为有着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我认为有收藏价值，就买了一块。回家后喜孜孜的拿给朋友看，人家就笑我做了冤大头了，说那些表就是我国的地摊货弄过去的。我不相信，朋友拿起表晃了晃，指针就卡住不动了。我大呼上当。小儿子在一旁振振有词地批评说：“旅游购物是不成熟的表现。”我的朋友们哈哈大笑。“不成熟”的我从此落了个“她的钱是最好骗的”坏名声。
老表、新表、男表、女表、国产表、泊来表，众多的表就在我抽屉里，一天天老去。机械的，发条不动了，电子的，电池耗尽了。我就有了暴殄天物的罪恶感，就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慨。
我想，表们如果有灵性，她们不知怎样骂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