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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班长姓周，黝黑的皮肤，有棱有角的眼睛，身材不高且瘦，透着农村孩子的精神和干练。
有人告诉我，周班长是安徽人。可他自己不承认，他把睛睛瞪得老大反问道：谁说我是安徽人？我说，那你到底是哪儿人？他不答。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三省交界的山沟沟里人，因为贫穷落后，就有一种家乡的自卑和忌讳。
作家连三排九个班，算我们的八班长最凶。训练场上，总是响亮着他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
“不许说话！”
“不许嘻笑！”
“不许看脚！”
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地回到寝室，正待小憩一会，他那短促、强硬的吆喝声又起：不许坐在床上！就连吃了饭，我用碗接了点开水，他吼道：把水倒掉，不许带回寝室！
我们这帮“阿姨兵”们就在背后嘀咕：真倒霉，碰上这么个不近人情的家伙！
嘀咕归嘀咕，他的命令我们还得乖乖执行。为了少挨批评，我们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尽力把每个动作做得到位，即使在大雨中，烈日下，我们连眉头都不皱一皱。
教叠被子的时候，班长的动作敏捷而准确。我们学着他的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以为完成了件“好作品”班长一看，马上否定说：
“那么难看，打开重新叠！”
我们一屁股坐在规定的小板凳上，再也不愿动弹了。他倒没生气，跪到在我们的床上，抖开了被子，又是捋又是抹，又是挖又是压，叠出来的被子有棱有角，连折进去的部位都有一条齐崭崭的对角线！我们欢呼道：“太漂亮了，我们睡觉都舍不得打开了。”班长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冻坏了怎么办？
他还教我们整理脸盆，把毛巾叠得四四方方，连筷子都一律按45度摆在碗上，于是那几十个脸盆，就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于是“内勤卫生”的光荣榜上，就有了八班的名字。我们起哄道：看，我们多给你争脸呀！班长头一次笑了，露出了两个宽阔的门牙。
那一天练习瞄靶(是描靶不是打靶)，班长那矫健的身影一次次在我们身边趴下，他的手里拿着个检查镜，在枪上一插一插的，尽力把我们纠正得准确一点。
手枪实弹射击开始前，我问班长你能打几环？他的脸倏地红了，说：那是领导们的权利，我还没摸过手枪呢！
班长上过家乡的土军校，17岁正式参军，今年才20，却已经是带过三轮新兵的老班长了。这个年纪，在城里还是个孩子呢，打打球，吹吹口哨，打打游戏；或者趿双拖鞋，含着冰棍压马路呢。可这位周班长，已经肩负了太多的责任和重担！于是我们心里就有了几分尊敬，几分疼爱，几分牵挂，几分沉重。总想着这些农村兵，如果提不了干，回去该干什么呢？
饯行的时候，班长和我们同坐一桌，我们这班阿姨兵轮番向他举杯，他都喝了，却极少吃菜，而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眼里流露出几分慈爱，仿佛我们是一帮馋嘴的孩子，他倒成为老大人了。
脱掉了军装，我们就肆无忌惮地叽叽呱呱开了：班长，你开始为什么这么凶啊？他露出两个门牙，老老实实地说：我不凶，你们能听我的吗？
分手的一刻终于到了，班长一直送我们到车旁，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他的眼里漾着泪水，等到我们上了车，周班长已经是泪水滂沱了，他像一个小孩子般毫无顾忌地哭着，用手背揩着眼泪，左手往左揩，右手往右揩，那不听话的泪水却越揩越多，直揩得整张脸都红彤彤、湿漉漉的了。
我们的心好酸好酸，一遍一遍地挥着手喊：班长再见！班长再见！心里却在默默地为他祝福。祝福什么呢？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