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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我们一家便开始品尝饥饿的滋味。
父亲的人品无可挑剔。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讲真话。当年他是一座颇有名望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两位功课很差、勉强毕业的学生要回校代课。父亲说：“找点别的事干吧！你们教书是误人子弟。”那两位学生转身走了。运动一到，学生就弄老师一下。那时的运动真是厉害得很，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仅被弄倒了，而且一副手铐把他铐到了牢里。
母亲是农村小学堂的小教师，以她每月十八九元工资，负担那么个大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常常是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我揭开米缸盖，薯丝桶，发现里边空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便一排儿坐在门槛上，圆溜着青青的眼珠望着门外，盼望着母亲籴得或者借得升斗粮食回家。
母亲卖掉她结婚的雕花木床，卖掉嵌着花玻璃的立式柜子，接着又卖掉父亲书房的书桌和书床，再卖掉八仙桌、画桌、琴几。我们倚着墙壁，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将我们的家一天天搬空，只剩下满屋的凄惶。最后，母亲将正屋也换了粮食，我们全家都挤到小小的畚斗楼上去。好在搬家极是简便：除了二副权当床板的门板，就是几个权作箱子的马粪纸盒了。
父亲出狱了，公职失去了，代课也不准。父亲在劳改时得了钩虫病，身体虚弱得随风晃荡，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一上磅秤只有九十斤。打掉了钩虫，父亲就下地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泼上命去干。他是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不让我们这班孩子饿死。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发现家里不管何种形式的粮食都精光了。母亲到县城学习去了，借粮的能力我们基本没有。我很忧伤，苦难教我早早懂得忧伤，苦难也教我直面人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菜园角落里尚有两株开花的老芥菜。我去斫了来，洗洗，煮了一锅，因为没有油（那时的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奢侈品），煮出一屋子“黄婆”味。
父亲回家了，用不着揭锅，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回避了我们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连黄婆芥菜也不吃，挑起壅桶就出门去了。倒是住了我们正屋的亮哥追了出去，他的手里抓了一把番薯条。父亲不肯要，只听见亮哥说：“挑大粪呢，空着肚子哪里挑得动！”
父亲进了屋，仍旧不敢接触我们的目光，只将番薯条放在凳子上，走了。
我家六弟原本白白胖胖，人见人爱。自从陷入缺粮的恐慌后，他就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圆脸变成刀条脸，饿痨痨的大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屁股一抓一把皮，谁都可以抓着这把皮把他倒提起来。
那年暑假，喂养六弟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做好了全家人吃的一大锅糠菜薄粥，舀了一碗先喂他。六弟等不得粥凉，急急地看着粥碗直哭嚷。我舀了一勺倒在他嘴里，他连舌头都没搅一下就吞下去了，荧荧饿眼直盯着碗勺。我怕他烫着，用嘴唇碰了碰勺沿，他抗议般地一仰身子朝后倒了下去。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一仰就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后脑砸起了鸭蛋大的包。我抱他起来，一勺粥就止住了哭。接着又是喂粥，动作稍慢一点，他又仰头倒了下去，一点也不接受后脑疼痛的教训。我只得一勺接一勺以最快的速度往他嘴里填粥，烫得他嘴唇起泡舌头脱皮，都不吭一声。
后来我考取了一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是个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按规定，户粮关系一律迁入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吃三年商品粮了。
可是去迁户粮关系时，和我父亲有隙的村支书阴着个脸说：
“谁批准你去考什么学校的啦？”
又是父亲惹下祸了。前不久，村里数十人联名状告村支书贪污粮食，胡搞女人，而且数字都不少。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那些女人也承认是饿急了，更怕支书克扣粮食。上头派员来调查，来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在田头拉住农民问东问西，可是农民们听不懂，就推了我父亲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翻译”后来，倒霉的不是村支书，而是告状的群众和当“翻译”的父亲。
为了让我能读上中专，我们一家去据理力争，母亲还托人说情，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开学已经五十天了，学校的功课也不知教到哪儿了。我感到绝望，不仅仅是对上学的绝望，而是对整个前途的绝望。母亲在绝望之余，却动员我给支书的老娘下跪。在我们家乡，下跪是不得了的事，被跪的和跪下的都要经受一番灵魂的折磨和冲击。
我磨磨蹭蹭地捱到支书老娘的屋里。支书的老娘正害着严重的肺结核，那间屋里充满着浓郁的秽气和带血的痰迹。我对着那个正被虱子和结核菌吞噬着的老太太，诉说着我的处境，提出了上学的要求，我也命令我自己跪下来，可我的身心抵制着，膝头无论如何也弯曲不了。
我的诉说得不到任何答复。我从支书老娘屋里出来，没有回家，却一直走到大榕树下的石桥上，我要从那里跳下去，了却我这十六岁的生命。
暗中监视我的母亲把我拉了回去。她狠狠地教训我道：“难道下跪比死还可怕吗？你想死，难道我和你爸就不想死？可我们得想想我们这一大家子！你是老大，你还有五个弟妹！我还指望你中专毕业有份工作，帮我一块把弟妹们带大”
接下去是一天一夜的心灵煎熬，这一天一夜，我仿佛长大了十岁。我重新蹭到了那个垂死的老太太屋里，咬了咬牙，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跪，屈辱，痛苦使我涕泗滂沱却泣不成声。支书老娘躺不住了，她披着一头乱得不能再乱的头发和一件脏得不能再脏的衣服，一边敲打着拐杖往儿子家走去，一边叨叨着：短命的儿呀！伤天害理的儿呀！凭什么总要捉弄人？害得我生病也不得安生！
支书终于答应放行了，却坚决不让我迁走户粮关系，他要将我们全家——当然包括我，紧紧地捏在他的手心里。只是因为某种忌讳，给我每月二十斤的搭伙粮票。
迟到了五十五天，我终于来到那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时什么都匮乏，锅碗瓢盆也奇缺，菜肴基本没有，老师们配给的豆腐渣让我们学生艳羡不已。我们蒸饭的器皿，都是草草烧就又脆又丑的粗陶罐子。我们拿了这个罐子和饭票到食堂去打米（常常只能打到粗黑的杂粮），回头自己冲上水，放到大蒸屉里让炊事员们蒸去。
我给自己一日三餐的粮食分配为2、3、2（不计炊事员打粮时的克扣），试吃两天，觉得不行，因为教室跟食堂、卧室有三里路，两节夜自修之后，腹中早已经空空。漫漫长夜，饥饿如小老鼠一般抓挠着我的胃，使我无法入眠。于是我调整我的吃粮方案，变作2、2、3；夜里稍微好点了，可下午又不行，体育课劳动课，饿得连手脚都抬不动。我像只“朝三暮四”典故里的猴子，不断地调整我的“分配方案”可怎么也调整不了那辘辘饥肠。
有一位姓张的同学患了严重胃病，对着那黑乎乎的杂粮饭皱起眉头。我问“怎么啦？”她说“不想吃，没食欲。”我惊羡不已，没食欲多么幸福！可以免掉多少折磨！
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几个年头，正是我们长身体的年头，也是我们将一半时间投入体力劳动的年头。我们仿佛从来没有吃饱过。想吃一顿饱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当年的学生又不准打工，也没有任何工好打，穷亲戚们也都自顾不暇，我无处求援也无脸求援。
我只能在自己一天七两粮食里做文章。
我终于想出办法来了，那就是“两天一饱餐”：即第一天为1、1、2；第二天的早、中餐仍是1两。当然很饿，我跟自己赌气说：饿吧，横竖饿了，让它饿个够！但是我懂得往肚里灌水，灌得满满的，水有时也可以骗骗肚子的。到了第二天的晚餐，我就拥有8两粮食，这宝贵的、富足的8两粮食！我把这8两杂粮一股脑儿倒进那个粗陶罐子，蒸了满满的一罐，让自己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两天一饱餐”我非常满足。
一年过去了，我和姓张的同学一样，也生起胃病来了。可是胃病算什么？它比饥饿确实好受多了。
多少年过去了，饥饿变得遥远而陌生。可执拗的我，却常常要把它寻找回来，慢慢咀嚼，细细品尝：
比如，面对儿子坚决要倒掉的残羹冷炙；
比如，面对越来越豪华的宴请酒席；
天底下，还有多少人在品尝饥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