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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远门”其实只有三十多里。可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三十多里难道算得上近么?
那一年,我父亲因为纯粹的冤案锒铛入狱。母亲养不活我们姐弟妹四个,说好了将最大的我寄放到县城的大舅家里。
妈怀抱着四妹,坐在那伸不直身子的畚斗楼上,——我们家的正屋都已经租换了粮食,一家大小就挤在这只有六七平米的畚斗楼上。
大舅家的路是这样走法:从我家出门步行五里,到柳市;从柳市坐小火轮到乐清城关东门码头;上岸后再七拐八弯步行三四里,就到县城的最西北角,乐清中学的大舅家了。——去年,妈曾带我去过一趟。可这一次不是走亲戚,我没有一点欢愉,只有满肚子的委屈和彷徨。
我坐在楼梯口,开始哭泣。妈把几件换洗的衣服放进我的书包,说,别哭了,上路吧。
我知道,妈决定的事,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可是我实在不想离开这个穷家呀。我接过那个由妈妈的旗袍下摆改成的书包,屁股向下“磨”了一级,接着啼哭。
妈说:“你怎么这般不懂事,大凡家里还过得下去,我也舍不得把你往外送呀!”
我越发哭得厉害。其实我也知道哭是没有用的,可止不住地要哭。我向下挪了一级,泪水一串串的跌落在胸前的书包上。
“二弟、三妹都比你小,难道不送你,反倒送他们不成?”
家里我是老大,必得往外送一个,当然是我。我这么想着,又向下挪了一级,可心里堵得要命,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还不快走,要不就赶不上小火轮了!”
我就这么磨一级哭一级,哭一级磨一级,十二级楼梯哭泣了十二次。所以后来上初中时老师提问“你家的楼梯有多少级”这么个怪题目时,全班能正确回答的就只有我一人。
到了最下面的那级楼梯,我感到仿佛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坐在那儿嚎淘大哭起来,而且哭泣的时间是前面十一级楼梯的总和。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她咆哮起来:
“你走不走?不走就揍死你!”
我听到了妈妈挥动竹梢的呼呼声,接着是威胁性极强的“嘭”的一声,我尝过竹梢的厉害,所以跳起来就跑,边跑边恨恨地想:既然妈妈对我这么不好,我为什么还要赖在这儿呢?——连妈妈在后面喊些什么都没有听见。
柳市我跟着大人走过多次,这条路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顺着后来被我命名为“奠耳河”的那条不大不小的无名之河的河岸一溜小跑。河堤是土垒的,一截一截的被河水刷去一边,只留下脚板宽的沿边儿。我一脚没踩好,人和土块一起往下滚,幸而抓住一束牛筋草,才得爬上岸来,却已经把裤腿和书包湿了半边。我的眼窝一热,又想哭,想想谁也没在身边,哭也没用,就只扁扁嘴而已。河堤还弯曲得厉害,像极了我后来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渤海湾。我绕过一个又一个“渤海湾”又过了三座高低、大小、形状、角度各异的石板桥,然后折上一条麦田中间的小石路。
走着走着,道路却越来越陌生,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赶忙退了回来,退到桥脚的时候,听得两个路人在互问:某某人你到哪里去啊?另一个人则答:到街上去。我们的“街上”就是指柳市,我暗暗地跟着那个答话的人,一路顺风地到了虎啸桥,遂脱离了那个人,直奔小火轮码头。
那时候我们家乡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乐清三件宝,乌灯、拖轮、豆腐皂。乌灯,是指电力不足,电灯老是暗暗的;拖轮,名堂在这个“拖”上,小火轮老是晚点,拖泥带水,拖拖拉拉;豆腐皂,是指肥皂像豆腐一样软稀稀的不顶用。那天的小火轮还算争气,只晚了个把时辰,拖轮裹挟着汹涌的波涛拢向码头,船身进进退退摇摇晃晃,不住的和河埠碰撞,我找准了时机,一跃身跳上了船,找个角落坐了下来。
一个抱着木匣子的售票员过来,面无表情地说:有大人带着的娃娃不用买票,没大人带着的买半票。我掏出了妈妈交给我的八分钱,买了那张半票。
到达乐清县城已经是傍晚时分。上得岸来,只见家家户户都在摆饭,大人们呼唤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心里就有些酸酸的,苦苦的。从码头到我大舅家,要穿越整个乐城从东南这只角到西北那只角。我随着人流沿着河岸走了一阵,就拐进了东弯街,然后又折向了大街。大街挺长,走着走着我觉得错了方向,我站定了看了一阵,回过头来就跑,跑了一会儿又感到不对劲,又转身寻着原来的道路前进。我就这么跑过来跑过去,跑得背上热刺刺的手脚凉冰冰的,越跑越心慌越跑越糊涂。天完全黑了,恐惧紧紧地攥住着我,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生怕当街就嚎啕大哭起来。
“路长在嘴上。”在我逃离家门时妈妈追加的一句话突然在我的耳边响起。借着昏黄的路灯,我选择了一位长者,硬起头皮,开始了生平第一次问路:
阿公,白鹤寺怎么走?
我的选择没有错,那老人和蔼地指着个方向,说:那面是北,你朝北一直走到底,再左拐往西,沿着金溪,也一直走到底;听到瀑布的声音,就是了。
我还没有学会说谢谢,只是满心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撒开双腿就飞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