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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罢浪上得岸来，见应医生正在给她的霞小姐做沙滩浴。她问我做吗？我毫不犹豫地答：做！
应医生不愧是做理疗的，有着足够的经验和耐心。她把沙滩弄平，让我和霞小姐并排仰躺下来，吩咐我手贴两胯，双腿自然伸直。她挖了些干燥的、被太阳晒得热热的沙来，把我们身体和沙滩的每一个间隙都塞得熨熨贴贴，塞得舒服极了。
接着，应医生轻轻的弄来一捧捧沙子，将我掩盖起来。当掩到脖子处时，她停住了，因为脸上的眼睛、鼻子，是进不得沙子的。海风轻轻地吹，把一些细细的沙，吹进我的嘴，舌头一动，牙齿就吱吱地发响。正是中午时分，太阳悬得高高，应医生用一条毛巾，遮了我的眼睛。
也许是冲浪累的，我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甜，很香。朦胧中，听到个陌生小孩子的声音：这两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啊？我马上醒了，回答道：是活的！睁开眼问应医生，才知道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了。
这一觉睡得我精力充沛。吃过小贩送到沙滩上来的盒饭，我们重新下海，继续在浪里上窜下跳，来往穿梭。
应医生说，在浪里的时间数我最长。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返回住地，就觉得浑身有点辣辣的，洗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皮肤那个红，——毫不夸张地说，红得就跟洗干净的红皮番薯一般。
当晚疼得不好睡觉。侧右边睡右膀子疼，侧左边睡左膀子疼，仰着睡背疼，腑着睡胸疼，我的妈呀，这日子可怎么过？
后来就开始寒噤，开始发烧。我心想，这可糟透了，出门生起病来了。亏得天亮前就退了烧。起床后一打听，应医生也是如此，说这叫“一度灼伤”；而霞小姐反倒没事，想来到底是年轻的优越性了。
一度灼伤的我并不后悔，想起六七十年代的一句流行语；“皮晒黑了，心练红了”心里还有点得意洋洋，——让我再“心红”一回，往后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了。
可是我马上就得意不成了：灼伤皮肤在太阳底下火烧火燎般，那痛楚已经超过了我的承受极限，薄薄的尼龙伞子已经毫无作用，阳光仿佛无数把钢针，毫不留情地直往我身上扎。有人教我，拿毛巾浸了水，披在肩膀上。我照办了，果然好受一些。无奈肩膀已经磨破了皮，小小一只包怎么挂都不行，只得拿在手中。
那毛巾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就这么陪伴了我三天。晚上洗澡，那水凉了不行，热了更不行，——或凉或热的水一触到皮肤就疼痛得让你浑身打颤；得很仔细地把水调到微温程度，当然更不能打肥皂，不能用毛巾擦，只能用水轻轻地冲冲，然后用干软的浴巾柔柔地按去水份，就算完成任务。第四天夜里，我觉得背上有点发痒，伸手一摸。只听得一阵轻微的、水泡破碎的噼啪声，手指已是湿漉漉的一片了。
灼伤的薯红变成了黧黑。回得家来，熟人们指着我的黑又是惊叫又是叹息。慢慢地，我开始蜕皮，先是鼻子，再是嘴角，接下去是背脊，然后延伸到两个臂膀。蜕皮的工程一直延续了二个星期，每天，我总能从身体的不同部位起下一张张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薄薄的黑皮来。朋友们都说，乌皮蜕净了，皮肤也就恢复原来模样了。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这一回不灵了。人老了，抗紫外线的能力差了，新陈代谢的功能也不行了。如今，死皮已完全剥去，那黑却并没有减去多少。
我只能说，青岛的太阳是入木三分的，它所制造的黑也是入体三分的。可是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