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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阿兰觉得自己变了。她走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不同寻常。她去割稻，左右前后只听到比赛般的刷刷声，本来整天嘴上挂着粗话的人都变得文气了；她去车水，小后生们脚下生了风，根本用不到她下力，水车转得飞一般快。她经过别村的河边洗洗手、抹抹鞋上的泥，挑水的男人把水桶按在水里，老半天打不上水来；洗衣的女人棒槌停在空中，不晓得放下来了。她去交她挑的十字花，花社里的工作同志全都齐刷刷地抬起头，像欣赏一幅最美的花巾一样欣赏她。她挑起水来，肩上的扁担一悠一悠，两条辫子一晃一晃，柔韧的腰枝一摆一摆，像鱼儿在游水。她静坐着绣花，小鼻子均匀地呼吸着，大眼睛扑闪扑闪着，纤纤的手臂一上一下轻轻舒展着，像睡莲花在开放。
有一次，她经过一家裁缝铺。一个身量和她差不多的女人，攥着一件做坏了的衣裳，吵吵着索赔。明知理屈的裁缝师傅一边责骂徒弟，一边打着哈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裁缝师傅的脑门直冒汗。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像遇见救星似的把阿兰请到前头，央求她试试这件倒霉的衣裳。怪，这件弄皱了的短袖衬衣穿到她身上，变得平服，熨帖。领口是开低了，但显露出她洁白玉莹的颈项；袖口是做小了，但荷藕般的手臂更显得丰腴了；衣襟一片比另一片长三分，反倒有一种俏皮淘气的美！嘿，不是衣服叫人漂亮，是人把衣服穿漂亮了。
乡里的姑娘作兴十四、五岁订亲。那几年光景好，说亲的人把她家门槛都踏损了一截。极能干极要面子的娘懂得真疼独根苗苗。她客客气气地打发着所有的媒人：
“我们这辈子没得‘自由’，让她‘自由’一回吧！让她自己慢慢儿选个可心的，省得委委屈屈一辈子”
都以为日子越过越红火，谁料得鱼米之乡会断了炊烟？去年八月的一天傍黑，天有多闷啊！拔了一天番薯藤的妇女们，累得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娘落在后面了。当她走到村口，治保队长“缺德”像猎狗似的正在嗅鼻子呢。娘的手一抖，两块拳头大的番薯，从衣襟里滚了下来。一辈子争强好胜的娘，怎么能让人插上白旗、敲着铜锣兜圈子游村？当天夜里，她纵身跳入门前的河里
娘一死，家就像断了芯的磨砻。窝窝囊囊、病病歪歪的阿爸根本不是那些舌如莲花的媒人们的对手。一个叫“一支花”的媒婆很快地击败她的竞争者，掌握了这个可怜的老实人。
“要得么？要得么”阿爸只会催问女儿，他浑身虚胖，拉风箱般地喘着气。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看着女儿的脚尖。
这次媒人提的男方叫阿四，家道很殷实。据说他在集上见过她，早就迷恋得没法解了。答应事情一讲定，就送过200斤谷子来。阿兰心里很清楚，阿爸指望这谷子救命呢。
她垂着头，泪珠儿扑达扑达，像断了线的珠子。
隔壁二叔家9岁的儿子小狗子正蹲在门口地上，兴致勃勃地对付三只死老鼠。这阵子，村里的孩子们多么热衷于捕老鼠呵。小狗子拿着剪刀，内行地剪开老鼠腹部的皮肤，然后把整张鼠皮剥了下来，他提着赤裸鲜红的鼠肉，双眼闪着兴奋的光：
“阿兰姐，阿兰姐，我家中午有肉吃！”
阿爸忽然咳嗽起来。他咳得那么凶，黄胖的脸憋得黑紫，喉咙里像蛤蟆似的咕——咕——叫着。她觉得揪心地疼。为阿爸，为自己，也为小狗子他们。
“小狗子，有稀粥么？给奶奶一口”隔壁传来二叔老娘的乞求声。阿兰知道，在这“舍卒保车”的非常时期，60多岁的奶奶已经好久不见米粒了。
“小狗子，滚起来！吐出来给她吃！拉出来给她吃！”二婶忽然叫骂起来。嘭的一声，好像是瓦盆什么砸破了，一阵叫人恶心的烂菜帮子气味散发出来，接着又是二婶尖厉的叫骂声。
阿兰记得在小学时听老师说过：“人，是最高等动物”——可是，当最高等的动物连最低等的日子也没法儿过时，有的人，也许会变成野兽？
她忽然打了个寒战。
“我要见他一面。”她对阿爸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见面放在“一支花”屋里。她没敢奢望，可心啦，般配啦，这些想头都跟着娘一块儿走了。现在她的身价是200斤谷子，黄金般救命的谷子。她同意出卖自己，像一切贫病交迫人家的孝顺女儿一样，但即使是卖一条牛犊，也总得找个好点的主顾啊。
男的迟迟不来。她都坐得不耐烦了。没有喜悦，没有脸红，只不过心悬悬着。她的脚在椅子横档上来回搓着，布鞋千层底下的泥粉搓下一大片。
他终于来了，不是自个儿进来的，是让“一支花”推进来的。媒人一转身带上了门。
他的脸跟他的背心那么红，脑门上的汗亮晃晃的。他别着身子扭着脸，看也不敢看她一眼。她的心忽然一半儿落了地。他不敢瞅她，正好让她瞅他啊。哎呀，这个阿四，不正是那个领奖状、摸肥皂的“红背心”么？
“你——”她又惊又喜，暗暗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阿四”越发低下头去，额上那绺软软的秀发，直垂到膝盖头了。
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第二天是清明，她跑到娘的坟头，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她没有料到，她上当了，这个“红背心”根本不是什么阿四，而是代人相亲、为虎作伥的阿雄。
翠屏山秃得光光的，像害了一场可怕的热病。它支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俯视着山下那四五个村落，像一个无暇自顾的女人，无可奈何地望着自己那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它本来是异常美丽的，终年郁郁葱葱，终年散发出叫人说不清的香气。可就在三四年前，红松啦，龙柏呀，香樟啦，一古脑儿全填进小高炉的血盆大口，那一群群只会拉些又丑又硬铁屎块块的老饕们，连三尺高的幼树苗苗也不放过。
阿兰挑着一对畚箕，随着打柴的人群，一步步挪上山来。所谓打柴，既不用带绳子，又不用带柴刀，因为没有什么冒出地面的柴可砍了。男人们合伙着，用各种各样的家什，撼那些牢不可拔的树根，女人和孩子们则用鹤嘴锄，挖些杜鹃、山楂的小根根子。
阿歧独个儿在整一个山毛榉的根。一个刚刚扒开、很大很深的土坑里，露出半人多高的大树根来，他站在坑沿上，举着斧头高声嚷嚷：
“共产主义？‘根铲’主义！看看，树根柴根全都铲光了。”他狠狠地吸了口气，把肚子吸得凹了进去，就势用破网衣把腰身束得一圈儿，那身子越发显得瘦长了。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猛搓了几下，哧溜一声溜下坑，抡起利斧一阵子猛砍，只见白光飞舞，木屑片片四处飞溅开来。孩子们一哄而上，吵吵嚷嚷地你抢我夺
“我日你们娘的共产共到老子头上来了？再抢，拖下坑统统活埋！”他嘴里只管骂，手里却不停地砍。两片又粗又大、湿漉漉的木片飞到阿兰身边，她迟疑了一下，放下自己那挖了半天也没挖出来的山楂根根，伸手去捡
“阿兰，回家去，你爸喊你！”二叔挑了担空畚箕从她面前走过。
一阵山风吹过，挖出一半的山楂根根似乎抖动了一下。她呆了呆，很快地挥动鹤嘴锄，挖出的土块纷纷向下边滚去，末了，她抓住那根子奋力一拔，一支七杈八桠的树根根终于被拔了出来。
她抹了抹额上的汗水，挑起没装几个柴根根的畚箕，踏着坎坷的山路回家。
阿爸躺在床上。这阵子他没有起来过。“一支花”坐在他身边。
“你爸又咯血了。几档子病夹着呢，得请个郎中瞧瞧呀。”
请郎中有什么用？他这病，该吃什么药，该打什么针，她早就成了半个医生了。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药。这年头！
“你女婿家有药，我晓得的。——阿兰，你去要吧，怕阿四那小子不给？”
阿四家有药，卖私价。他很能囤起俏货卖私价，这年头就有人发国难财——这个，阿兰还不懂，她只以为家境好的人该什么都有，她愿意走这一趟，她想看看那“红背心”她忽然脸红了，阿爸病得那么重，她为自己还有心思想这个而难为情。
她洗净身上的泥巴，换上件素素净净的褂子，按着“一支花”讲的地点，出门了。她没有料到，那边已做好了一个圈套，等着她去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