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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阿兰觉得自己变了。她走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不同寻常。她去割稻,左右前后只听到比赛般的刷刷声,本来整天嘴上挂着粗话的人都变得文气了;她去车水,小后生们脚下生了风,根本用不到她下力,水车转得飞一般快。她经过别村的河边洗洗手、抹抹鞋上的泥,挑水的男人把水桶按在水里,老半天打不上水来;洗衣的女人棒槌停在空中,不晓得放下来了。她去交她挑的十字花,花社里的工作同志全都齐刷刷地抬起头,像欣赏一幅最美的花巾一样欣赏她。她挑起水来,肩上的扁担一悠一悠,两条辫子一晃一晃,柔韧的腰枝一摆一摆,像鱼儿在游水。她静坐着绣花,小鼻子均匀地呼吸着,大眼睛扑闪扑闪着,纤纤的手臂一上一下轻轻舒展着,像睡莲花在开放。
有一次,她经过一家裁缝铺。一个身量和她差不多的女人,攥着一件做坏了的衣裳,吵吵着索赔。明知理屈的裁缝师傅一边责骂徒弟,一边打着哈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裁缝师傅的脑门直冒汗。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像遇见救星似的把阿兰请到前头,央求她试试这件倒霉的衣裳。怪,这件弄皱了的短袖衬衣穿到她身上,变得平服,熨帖。领口是开低了,但显露出她洁白玉莹的颈项;袖口是做小了,但荷藕般的手臂更显得丰腴了;衣襟一片比另一片长三分,反倒有一种俏皮淘气的美!嘿,不是衣服叫人漂亮,是人把衣服穿漂亮了。
乡里的姑娘作兴十四、五岁订亲。那几年光景好,说亲的人把她家门槛都踏损了一截。极能干极要面子的娘懂得真疼独根苗苗。她客客气气地打发着所有的媒人:
“我们这辈子没得‘自由’,让她‘自由’一回吧!让她自己慢慢儿选个可心的,省得委委屈屈一辈子”
都以为日子越过越红火,谁料得鱼米之乡会断了炊烟?去年八月的一天傍黑,天有多闷啊!拔了一天番薯藤的妇女们,累得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娘落在后面了。当她走到村口,治保队长“缺德”像猎狗似的正在嗅鼻子呢。娘的手一抖,两块拳头大的番薯,从衣襟里滚了下来。一辈子争强好胜的娘,怎么能让人插上白旗、敲着铜锣兜圈子游村?当天夜里,她纵身跳入门前的河里
娘一死,家就像断了芯的磨砻。窝窝囊囊、病病歪歪的阿爸根本不是那些舌如莲花的媒人们的对手。一个叫“一支花”的媒婆很快地击败她的竞争者,掌握了这个可怜的老实人。
“要得么?要得么”阿爸只会催问女儿,他浑身虚胖,拉风箱般地喘着气。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看着女儿的脚尖。
这次媒人提的男方叫阿四,家道很殷实。据说他在集上见过她,早就迷恋得没法解了。答应事情一讲定,就送过200斤谷子来。阿兰心里很清楚,阿爸指望这谷子救命呢。
她垂着头,泪珠儿扑达扑达,像断了线的珠子。
隔壁二叔家9岁的儿子小狗子正蹲在门口地上,兴致勃勃地对付三只死老鼠。这阵子,村里的孩子们多么热衷于捕老鼠呵。小狗子拿着剪刀,内行地剪开老鼠腹部的皮肤,然后把整张鼠皮剥了下来,他提着赤裸鲜红的鼠肉,双眼闪着兴奋的光:
“阿兰姐,阿兰姐,我家中午有肉吃!”
阿爸忽然咳嗽起来。他咳得那么凶,黄胖的脸憋得黑紫,喉咙里像蛤蟆似的咕——咕——叫着。她觉得揪心地疼。为阿爸,为自己,也为小狗子他们。
“小狗子,有稀粥么?给奶奶一口”隔壁传来二叔老娘的乞求声。阿兰知道,在这“舍卒保车”的非常时期,60多岁的奶奶已经好久不见米粒了。
“小狗子,滚起来!吐出来给她吃!拉出来给她吃!”二婶忽然叫骂起来。嘭的一声,好像是瓦盆什么砸破了,一阵叫人恶心的烂菜帮子气味散发出来,接着又是二婶尖厉的叫骂声。
阿兰记得在小学时听老师说过:“人,是最高等动物”——可是,当最高等的动物连最低等的日子也没法儿过时,有的人,也许会变成野兽?
她忽然打了个寒战。
“我要见他一面。”她对阿爸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见面放在“一支花”屋里。她没敢奢望,可心啦,般配啦,这些想头都跟着娘一块儿走了。现在她的身价是200斤谷子,黄金般救命的谷子。她同意出卖自己,像一切贫病交迫人家的孝顺女儿一样,但即使是卖一条牛犊,也总得找个好点的主顾啊。
男的迟迟不来。她都坐得不耐烦了。没有喜悦,没有脸红,只不过心悬悬着。她的脚在椅子横档上来回搓着,布鞋千层底下的泥粉搓下一大片。
他终于来了,不是自个儿进来的,是让“一支花”推进来的。媒人一转身带上了门。
他的脸跟他的背心那么红,脑门上的汗亮晃晃的。他别着身子扭着脸,看也不敢看她一眼。她的心忽然一半儿落了地。他不敢瞅她,正好让她瞅他啊。哎呀,这个阿四,不正是那个领奖状、摸肥皂的“红背心”么?
“你——”她又惊又喜,暗暗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阿四”越发低下头去,额上那绺软软的秀发,直垂到膝盖头了。
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第二天是清明,她跑到娘的坟头,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她没有料到,她上当了,这个“红背心”根本不是什么阿四,而是代人相亲、为虎作伥的阿雄。
翠屏山秃得光光的,像害了一场可怕的热病。它支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俯视着山下那四五个村落,像一个无暇自顾的女人,无可奈何地望着自己那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它本来是异常美丽的,终年郁郁葱葱,终年散发出叫人说不清的香气。可就在三四年前,红松啦,龙柏呀,香樟啦,一古脑儿全填进小高炉的血盆大口,那一群群只会拉些又丑又硬铁屎块块的老饕们,连三尺高的幼树苗苗也不放过。
阿兰挑着一对畚箕,随着打柴的人群,一步步挪上山来。所谓打柴,既不用带绳子,又不用带柴刀,因为没有什么冒出地面的柴可砍了。男人们合伙着,用各种各样的家什,撼那些牢不可拔的树根,女人和孩子们则用鹤嘴锄,挖些杜鹃、山楂的小根根子。
阿歧独个儿在整一个山毛榉的根。一个刚刚扒开、很大很深的土坑里,露出半人多高的大树根来,他站在坑沿上,举着斧头高声嚷嚷:
“共产主义?‘根铲’主义!看看,树根柴根全都铲光了。”他狠狠地吸了口气,把肚子吸得凹了进去,就势用破网衣把腰身束得一圈儿,那身子越发显得瘦长了。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猛搓了几下,哧溜一声溜下坑,抡起利斧一阵子猛砍,只见白光飞舞,木屑片片四处飞溅开来。孩子们一哄而上,吵吵嚷嚷地你抢我夺
“我日你们娘的共产共到老子头上来了?再抢,拖下坑统统活埋!”他嘴里只管骂,手里却不停地砍。两片又粗又大、湿漉漉的木片飞到阿兰身边,她迟疑了一下,放下自己那挖了半天也没挖出来的山楂根根,伸手去捡
“阿兰,回家去,你爸喊你!”二叔挑了担空畚箕从她面前走过。
一阵山风吹过,挖出一半的山楂根根似乎抖动了一下。她呆了呆,很快地挥动鹤嘴锄,挖出的土块纷纷向下边滚去,末了,她抓住那根子奋力一拔,一支七杈八桠的树根根终于被拔了出来。
她抹了抹额上的汗水,挑起没装几个柴根根的畚箕,踏着坎坷的山路回家。
阿爸躺在床上。这阵子他没有起来过。“一支花”坐在他身边。
“你爸又咯血了。几档子病夹着呢,得请个郎中瞧瞧呀。”
请郎中有什么用?他这病,该吃什么药,该打什么针,她早就成了半个医生了。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药。这年头!
“你女婿家有药,我晓得的。——阿兰,你去要吧,怕阿四那小子不给?”
阿四家有药,卖私价。他很能囤起俏货卖私价,这年头就有人发国难财——这个,阿兰还不懂,她只以为家境好的人该什么都有,她愿意走这一趟,她想看看那“红背心”她忽然脸红了,阿爸病得那么重,她为自己还有心思想这个而难为情。
她洗净身上的泥巴,换上件素素净净的褂子,按着“一支花”讲的地点,出门了。她没有料到,那边已做好了一个圈套,等着她去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