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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笑,笑得婀娜杨柳舞春风,却不做正面回答,让人越发心里痒痒的。桂花不笑,却把眼睛瞪圆了,问:勘探队要不要女的?
小柳不笑了,正色道:不要,要不我怎么到郑家湾来?
桂花便微微地叹了口气。半晌,说:你总归比我们有福气。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这“福气”是指小柳被赶到郑家湾来呢,还是小柳总归是地质队员的老婆?也许是指别的什么东西?小柳怪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
冬天里,小柳家来了个陌生男人。小柳叫他老谭,说是她丈夫的队友。老谭一脸的坎坷,一身的沧桑。他一句话也没讲,但不知怎么的我已闻出了他那北方汉子的气味。他坐在那里抽烟,一口一口凶凶地将烟“拔”进去,却不见纹丝出来。他用那发黄的指头,将烟灰弹在一个他随身带来的又重又壮的玻璃烟缸里。
桂花怯怯地打量着老谭。终于,她怯怯地问:
你坐过大轮船么?
坐过,老谭答,喉音很重。
你坐过火车么?
坐过。
还坐过飞机么?
坐过,这次就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老谭的普通话比我们县广播站的男手播音员不知强多少倍了。
桂花的眼睛圆了,就这么一直圆着,不肯还原。我们的呼吸也有不畅起来。和一个坐过飞机的人坐在一间屋里,我们的呼吸没法子顺畅。
后来的谈话却变得顺畅了。因为老谭问桂花:你是离了婚的吗?我一听就火了,就奋起来辩解,越辩解越糊涂。老谭宽厚地笑笑,做出不与我女孩子计较的模样,然后他很熟练地介绍自己,说在地质队里干了十五年了,结过婚,又离了婚,妻子十分漂亮,十分能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盯了桂花一眼,桂花自知没有那个女人能干、漂亮,便将那双一直圆着的眼睛顺了下去。
老谭继续说:那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鬼着呢,我长年累月地在山上跟石头打交道,她在城里跟一个男从好上了,别当我蒙在鼓里,我一回家就翻抽屉,翻箱子,最后让我翻出证据来了,一封信!当然她花言巧语一大堆,可我的头却戴不得绿帽子,就这么,离了。
我们便一齐骂那个女人,嫁了那么光荣的地质队员还生二心,真不要脸。
那年放寒假,我前脚刚踏进家门槛,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居然有了水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上面印着大红的某某地质勘探队字样。
阿丹,你代我写封回信,桂花说。我问,怎么写?她喃喃了半天,说,照,照那歌上写,再叫他不要累着,不要冻着,再桂花忽然扭昵起来,说你都是高中生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那时候,我们的口吃班主任天天敲木鱼般地敲着我们:不,不准递条子啰!不,不准逛马路啰!不,不准谈恋爱啰!我们被敲得都像小尼姑了。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过过写信瘾。我拿腔作势地拿起钢笔,把肚子里的墨水,统统倒出倒满了三张纸,然后要桂花抄一遍。
桂花紧紧抓住钢笔,一会儿问这字该读什么音,一会儿又问那字该怎么写,还抱怨我的字“画”得像天书,比老师的字还老师。看她写字的样子真把我累死,于是我夺了过来,又重新发挥了一通。
此后我每回一次家,便替她写一封信。我想,我的大作一定让那个北方汉子折服,因为写到了第十二封信的时候,老谭便带了块火红的灯芯绒和两双尼龙袜,来和桂花结婚了。
婚礼就在桂花的闺房里举行。没添任何家具,唯有一对很厚很重的玻璃烟缸摆在桂花的那斑驳的小桌上。然而桂花身上那件火红的灯芯绒就带来一屋的喜气,它烧红了桂花的脸庞,烧得桂花的眼珠子一闪一闪地发光。
两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到郑家湾首先去看她,发现她脸色发灰眼圈发黑,不但没了结婚时的那分喜气,反倒平添了几分丧气。
我惊问:你病了么?桂花摇了摇头,只是挑她的十字花。我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早就听人说过“踏门胎”这个词儿,意思是刚踏上新房的门槛就怀孕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意思嚷了出来。
桂花还是摇头,还是把脑袋俯在花巾上。
要我替你写信吗?我问。桂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得我没了耐心回了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桂花结婚的那晚就挨了打。因为闹房的时候,桂花的胸脯被人捏了一把,桂花却“忍”了没吭气。
我问妈是怎么知道的,妈说是桂花隔壁的阿眉娘说的。半夜后,那北方佬在吼:人家都摸捏你了,你为什么不嚷嚷?你为什么不给他一耳光?他侮辱了你同时也侮辱了我!你准是这么被人摸捏惯了的!接着便听见钝钝的声响,也不知打在哪儿了。
我努力回忆桂花的脸,桂花的手,回忆不出哪儿有伤痕。或许,夫妻相打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真的留下什么的。
约莫过了一个学期,那老谭便来郑家湾休探亲假。第二天,阿眉娘去河边洗衣过我家门口时,她把鹅兜一放,人便像鱼儿般游了进来,贴着我妈的耳朵吃吃道:
昨晚又打了!
妈说:半年才回家一趟,亲都亲不过来,为什么要打?
谁晓得呢——那桂花倒是一声不哭,一声不嚷,许是真的做下了什么,被老公压了舌头?
妈说:桂花本来就“忍”读书时,有人在她抽屉里放了条草蛇,吓得她筛糠般抖,偏又不喊,也不告诉老师;你看她“忍”也不“忍”?
阿眉娘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出去呗,留在湾里还不招闲话?
妈说:她走到哪儿去?地质队深山峻岭地走,哪里带得了她?夫家好像又没有人了。妈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结婚前老谭说过要带她到哈尔滨他老家走一趟,让她坐坐轮船坐坐火车;可后来就没提起了。或许,老谭是怕她见了世面,就不老实了管不住了。
桂花是无路可走的,我想。此刻我急着要看看老谭到底打她打在哪里。我便对妈说,我们去看看她。妈破天荒地很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只有桂花一个人。她见了我们,很警惕地从花椅上站了起来,那眼睛却是哀哀地垂着。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妈一把捋起她的手臂,一切都完好无缺,甚至连青伤红伤都没有。妈说,桂花,别人都说老谭打你,让我看看,打在哪里了?我替你做主,饶不了他。
没有,他没有打我。桂花惊恐地后退着。
我不信。妈说,阿丹,把门关上;桂花,你是我学生,就像我囡儿一样,来,把褂子扒下。
桂花没动。妈凭她的权威、她的母爱扒了桂花的衣服,还拉下她的长裤,桂花的身子虽然不像缎子般光滑,却也白白嫩嫩的无瑕无斑,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样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妈说。回家的路上,妈说,阿眉娘总是见风就是雨。嘴唇薄稀稀,讲话不用力,编排得还有头有眼的!
第二天妈上课时,正好看见泥水张在学校的后院拌蜊灰。妈的心里一动,便让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自己走到教室门口招呼水泥张过去:
你听说了没有,桂花挨她老公打?
听说了。泥水张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的学生不管多大了,在我妈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
你说是真打?还是假打?
都打成那样了,还假得了?
打在哪儿?
头顶呀!那天桂花从我身边经过,我个儿高,一眼看见她的头皮肿了个大包,头发遮不住一条嘴大的口子,也没上药,就这么朝天顶着。
妈恍然大悟。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去验伤,然后就逼问桂花,老谭是用什么打的。
烟灰缸。桂花见再也瞞不过了,只得从实招来。
妈拿起那两只笨重的烟灰缸,翻过来,发现底部的棱角都已经砸钝了。
你为什么不说?
桂花不语。“忍”了半晌,突然呜咽了起来:
郑老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在郑家湾这块土地上,解除一次婚约已经低人三分,结了婚还住在娘家又低了三分,不时地挨丈夫打更是低人三分
桂花死的消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对付高考,郑家湾对于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重要了。等考结束回了家,阿眉告诉我说,桂花是小产死的。先是流血不止,她“忍”大概她以为熬熬就熬过去了,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到床上去。阿眉那天去看她,拉尿头正坐在婆瓜棚下,抿一口酒,骂一声我种你个娘!她骂桂花饭也不做了,还让他八十大几的人伺候她。拉尿头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骂起人来口齿不清,但骂锋不减当年。阿眉进屋,发现挑十字花的矮椅上,烧饭的板凳旁,床上床下全是血。阿眉吓坏了,慌忙推床上的桂花,人已经冷了。
桂花娘来了,老谭也来了,此起彼伏地哭,谁也不理谁。人们后来一想,他们本来就互相不认识,所以也用不着谁理谁。出丧的那天,拉尿头坚持要亲自扛棺材,只是他毕竟八十有五了,龙钟得让人觉得滑稽。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拄一会,风箱般地喘气。老谭只管自己抽烟,却不晓得给“四把手”们递烟,更不晓得递红包,那棺材便越发摇摇晃晃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嘭的一声,桂花被掼到地上去了。
“四把手”们便站直了身子休息。在扛棺材途中“四把手”能站直了身子休息,这在郑家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