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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快乐女声”于9月16日晚在湖南长沙正式落幕，就在当晚，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也向媒体证实，因为今年快女节目超时等原因，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已经通报，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选秀节目。
古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伟大领袖也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由于我对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及其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选秀节目更具体的原因并不了解，而评论的生命则在于靠事实与逻辑说话，所以，也就不便对此事发表什么看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文化传播者，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娱乐与教育的关系。在此，正好可以借着“快乐女声”的话题，把自己多年来就这个问题的思考好好梳理一下。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也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点。可见，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知”（或“教”）与“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毕竟，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天性，也是人类生存的意义之所在。近代以来，随着学界与思想界对娱乐、游戏或休闲的研究的深入，它们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及重要性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显豁。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因其“浅而易解”、“乐而多趣”其实是人类娱乐形式之一种，是故，如果将“小说”改成“娱乐”即“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娱乐’”梁氏的论点同样也能成立。
大多数普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往往就是在娱乐、游戏或休闲中形成的。三国演义开篇引用杨慎的临江仙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苏轼东坡志林有一段市井说书场的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些樵夫渔父或市井小儿之类的“草根”阶层可能并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但不等于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笑谈”、听书或其他娱乐中形成的。由此也可见出，娱乐于人类是何等地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快乐女声”与湖南卫视的其他娱乐性节目——如天天向上等——的设计理念与“寓教于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寓教于乐”的好处即在于——它合乎人性，故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因此，披着娱乐外衣的思想和理念往往更能深入人心。就拿“快乐女声”来说吧，它的娱乐背后所传达的是一种对压力永不畏惧，对梦想永不放弃，勇于挑战和完善自我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却是以故事、形象、图片、音乐、舞蹈等娱乐化的形式，而不是道德说教呈现的。如传播学的老祖宗麦克卢汉所言，就像把人们骗进马戏棚去看马戏的那种大声的吆喝，坏消息使好消息占有市场——同样，娱乐化的信息也可以使不那么娱乐化的信息，甚至枯燥乏味的道德教条占有市场。从传播的效果来说，一个李宇春的力量往往胜过一千所孔子学院。自从互联网出现之后，娱乐化信息的传播效果变得更是惊人——如今年的“快乐女声”pptv和湖南卫视联手打造的台网互动真人秀，打破了电视台和网络之间的壁垒，通过网络的力量深层次地参与和改变了选秀，将网台联动的传播模式推向了史前最高峰。在72天，1728小时里，pptv 120位后台协作人员，83人的团队驻扎湖南，使用了500台服务器，50台摄像机，10台移动游机，竟赢得了5亿点播量和1050万粉丝留言——这是何等强大的传播能力呀！
此外，具有浓厚“草根”色彩的选秀形式本身，也传达了一种民主、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理念，使观众和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民主这一生活方式的洗礼，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选秀节目本身。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以“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各种娱乐形式，应被看作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和核心构件，而且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认真借鉴和研究——若果如此，我相信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将取得长足的进步，真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