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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人，我一贯避之唯恐不及：一曰小资，一曰女才子，而尤其不愿与之为伍的则是有小资情调的女才子。然而，不幸的是，小资虽未必是女才子，但女才子往往却一定会是小资。如此说来，女才子比小资更可怕。
小资与女才子都是一种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物种。我倒并不认为自恋有什么不好，只要是人，难免都有点儿自恋。不过，小资与女才子的自恋却似一座无形的监牢，将自己与外界凡有损他们自恋的一切事物给隔离开来——他们就像古希腊神话里顾影自怜的那喀索斯，沉迷于自己水中的倒影而不能自拔，甚至终其一生都走不出来。
读者类“心灵鸡汤”风格的杂志是中国小资们的圣经，而方文山的歌词、于丹的论语心得、周国平或余秋雨的散文之类的则是中国女才子们的最爱——矫揉造作、故做深沉、华而不实、无病呻吟是这类文字共同的特点。当然，小资与女才子们也未必不“喜欢”真正的杰作——如被冠以“世界名蓍”的作品和中国的古诗词。在咱这块神奇的土地，被西方世界视为“天书”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度竟成了畅销书，这和小资们“矮人看戏何曾见，尽凭他人说短长”式的飘浮不定的爱好不无关系——遗憾的是，乔伊斯的天才究竟还是不能在小资们的心里引起共鸣，尤利西斯后来终于成了书店里的滞销货，以至于不得不打折低价出售。
小资与女才子们往往“多才多艺”——总之，一切风雅或时髦，且能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或高人一等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爱好。然而，以他们的天赋，往往不可能精通任何一种他们喜欢或装作喜欢的才艺，或将之从形而下的“器”发展到形而上的“道”的层面。由于真正的大家往往并非他们的智力所能理解，他们往往将自恋投射到那些足以证明自身趣味之合理性的——如方文山和余秋雨之流——知名度很大，其实却是草包一个的所谓“文化名人”身上。只要有人竟敢对他们所推崇的这些人略表不敬，他们必摩拳擦掌，群情激奋，甚至拿出泼妇骂街的劲头对批评者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正是我要避开他们的重要原因：惹不起，总算还是躲得起吧。
或许有人会说“男才子”的自我感觉往往也同样地良好，其自恋程度往往一点不亚于“女才子”为什么单单地挑出“女才子”来说事呢？——不可否认，这种质疑确实不无道理。如此地贬低女才子，倒并非由于我是一个如叔本华似的“憎女者”而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男权社会”里，处于弱势的女子往往更容易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在文化艺术和生活品味上——的自恋来获得相对稳定的个人优越感和自我认同。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的台词里说：“原来咬文嚼字的气息不仅毒害了巴黎，也传布到了外省；并且这两个女人吸进去的毒气还真不少呢。她们的为人，一言以蔽之，是又要咬文嚼字又要卖弄风情。”——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在男女两性间分配的极端不公，生活于“男权社会”中的女子获得个人成就感所必需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欠缺往往使得她们更容易受到诸如此类的精神“毒气”的不良影响。
出于对所谓的“女才子”的厌恶，再加上我几乎不读1949年后中国作家或中国学者写的任何文字，有“才女”之称的陆蓓容似乎很难进入我的视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微博上看到朋友对陆蓓容更与何人说的介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禁不住在当当网搜索出了这本书，并在线阅读了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即年年年尾接年头，当时即惊异于她文笔的成熟与老练，并认为其随笔足以与钟叔河及止庵二人一决高下。
凡对散文有深入研究或了解的人都知道，随笔被称为“老年人的文体”是散文中最难写也最见功力的文章门类。陆蓓容小小年纪，能写成这样，实在也是难能可贵——在她之前，我确实从未在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中见过有如此功力者。然而，拿到中华书局的编辑李忠良兄快递过来的书之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将整本书通读了一遍，则发现自己当初对陆蓓容的评价还是过于草率——比之止庵与钟叔河，她还是差得太远。此无他，毕竟年纪太小，生活阅历、学识学力与思想深度尚嫌不足，下笔为文之时，难免捉襟见肘，剑拔弩张——其一，在很多地方过于用力，缺少从容之气度；其二，在行文转折之处，往往略显笨拙和生硬；其三，因内外功夫尚未到家，凡发议论之处大多空泛无力，给人一种“隔”的感觉。尽管如此，仍不能不说，陆蓓容是当代中国难得一见的真正的才女——用武侠小说上的术语来说，她所修习的是“上乘内功”只是在火候方面尚有所欠缺罢了，假以时日，前途将不可限量。
子曰“辞达而己矣”文章的最高境界“辞达”二字既足以尽之。语言通过遮蔽自身而凸显自身——好的语言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它往往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是不自觉地直接进入它背后的意义世界，即禅宗所谓“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然而，咱中国虽人口众多，当下能领悟这种上层“内功心法”的却鲜有其人。
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见真如来。”凡小家子气的写作者，往往喜欢在色、音、声三者之上做文章——使用大量不必要的装饰性文字，且自认为那就是所谓的“文采”其实却是步入了魔道。与大多数文章大家一样，陆蓓容的文字走的则是平实的路子，而且受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就算她目前对文采之三昧的领悟尚不能与大家比肩，至少走的也还是正道。
现如今正是“大雅久不作”的时代，而且“黄钟废弃，瓦釜雷鸣”——在当下中国这种浮躁、庸俗而浅薄的小资趣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平实的文章风格将注定被边缘化，并不被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就算她的书因成功的营销而卖得很火，也并不表示当代中国社会就真正接受和理解了她，尤利西斯在中国的畅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没有被生活于其中的平庸氛围所感染既是陆蓓容的幸运，也将是她的不幸——在此意义上“更与何人说”这个书名将成为陆蓓容及其作品之命运的带有谶言意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