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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政协委员沈思呼吁：“地大物博”应退出教科书。此论一出，舆论哗然：赞成者固不少，而反对的声浪也不低。确实，这种呼吁试图改写“民气论”的爱国家的“自恋图像”刺痛了他们的软肋；不过，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痛处被人戳中了却并不容易，因为这也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儿。反对派的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两条：
一、从资源总量上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地大物博”至于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落后，也不能否定中国的“物博”只能反映中国的人口太多；
二、浪费观念的形成并非“地大物博”的灌输所造成，把浪费的罪因归咎于“地大物博”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
其中第二条还有个精彩的点睛之笔曰：把“地大物博”请出中小学课本，即意味着要对教材进行一次修改——修改教材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浩大”主要体现在“耗资”上。
不能不说反对派的这两种意见都是事实、都很在理。虽然点睛之笔其实是“败笔”因为工程浩大并不能成为阻止教材修改的理由，若按这种逻辑，我们现在最好是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做教材。何况，修改教材未必就如他所说的那么“浩大”前不久还听说罗大佑的歌词进了教材，将“地大物博”请出去未必就比把罗大佑加进去还难。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展开在你面前，而且“地球上的大部分矿产资源在我国几乎都能找到，有些储量还相当丰富”要说“地不大物不博”似乎容易落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口实。此外，浪费的罪因也确实不能归咎于“地大物博”这样看来“地大物博”真的不必退出教科书了，让“地大物博”从中小学教科书里退出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之举，更有甚者，深究起来“只能是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了。
然而，在当下“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语境压力下，反对派毕竟觉得沈思委员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于是提出了两条解决纷争的好办法：
一、“计划生育”的理念和实践对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远比“地大物博”产生的虚荣和暗示要强得多。
二、我们一方面教育孩子为“地大物博”而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又为人均占有量太低而教育孩子要树立节约意识，这样做岂不更好？这要比让“地大物博”从教科书上消失更有意义。
不过，他们在这两个好办法里却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一个承认“地大物博”产生虚荣，另一个要“教育孩子为‘地大物博’而引以为豪”也就是说，当说到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时，国人确实引以自豪。而恰恰是这一点，便是我们要把“地大物博”请出中小学教材的理由。
自然，爱国家可以说引“地大物博”以自豪并没什么错，相反，不但没错，而且是爱国。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无聊与精神贫乏到要依靠自然的恩赐来支撑自己的爱国心的话，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堕落与人民的无能。其实，所谓的“地大物博”只能说明你脚下的土地的肥沃与广大，若以此作为自豪的资本，实在比阿q的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也高明不到那里去。
诚然“地大物博”似乎很能鼓舞民气，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却是建立的一种虚无的“气”的基础上，就像抽白粉的人产生的美妙的幻觉，虽然很美妙，却是戕害生命的毒药，不要也罢。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里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衡量国民的实力的标准大概并不是看地是否大或物是否博，恐怕国民的素质与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罢，地并不大而且物并不博的，我们的“民气论”者所痛恨的邻居日本便是“民力论”最好的代表。
引“地大物博”以自豪与其说是爱国，倒不如说是一种“团体自恋”“团体自恋”是一种心理的残疾，它是生活或精神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的人获得安全感、纾解自身的生存焦虑并与世界或人关联的一种方式。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说“它能够使团体里的分子感到满足；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得到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里称这种爱国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在这个多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里“地大物博”到底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世界民工”的地位：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我们低价把资源出口给别人，别人加工成产品之后再高价卖给我们，别人出资金和技术，我们出土地和资源，绝大部分财富别人拿走，所有的环境污染我们留下——“地大物博”不过是别人餐桌上的一块大蛋糕罢了。
虽然浪费观念的形成并非“地大物博”的灌输所造成，但浪费观念与“地大物博”的“团体自恋”“本是同根生”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两个“毒果”——它们共同的根即是极其严重的精神空虚与无能感——“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可国人的暴发户式的奢侈浪费却令西方人瞠目结舌，自叹弗如。上亿美金的豪宅、90吨啤酒的喷泉、倒入垃圾桶的20万人民币的“满汉全席”、每年餐桌上倒掉的600个亿、“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所耗费的大量钱财在中华大地上，种种可耻且可悲的浪费随处可见。然而，中国式的浪费并不昭示产品的丰裕与过剩，恰恰相反，它显示的是国人精神的贫困，当然，在物质上我们其实也很贫困，但我们却“打肿脸充胖子”装得比谁都阔气。
中国式的浪费大多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它满足的不是人们必要的物质上的需求，而是用来填充精神的空虚与无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巫术仪式性的消费，它普适的公式便是“我消费（浪费），故我在”可以说，与“地大物博”一样，这是国人应对其存在性焦虑的一种方式。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说“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之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之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下，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印第安人在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就是这样，巩固社会组织是通过对宝贵财富的竟相破坏来实现的。克瓦基于特尔人放弃棉被、独木舟和刻有花纹的铜器，把它们焚烧掉或扔进大海，以此来‘维系他们的血液’与证明他们的价值。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的。”人类文化学家马塞尔•莫斯在论馈赠里谈到原始部落的“夸富宴”时说“每一位酋长首领必须为自己，为子女、女婿和家族的去世者举办夸富宴。他惟有证明自己为神灵和财富所选，被其附身，而又确拥有万贯财富，方能维持自己在部落、村子的首领甚至家庭里的家长地位，以及在部落的内外关系中酋长应有的地位。要想证明拥有财富，惟有慷慨给予，四处赠送自己的所有来羞辱他人，使他人处于自己名字的‘阴影之下’”又说“因为夸富之故，等级于是便在首领和其臣属之间、臣属和其附庸之间确立下来了”可见，浪费与夸富是伴随着等级制社会产生的，是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建构性因素，是一种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的“身份符号”
在国人看来，是否有能力浪费与夸富是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而“面子”的大小或有无便是国人身份与地位的标识物。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里，官阶的高低与财富的多少是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知识与文化的因素显得微不足道，如果知识与文化不能转化为官阶与财富的话；而社会地位的尊贵与否却必须经由一定的仪式方能表现出来。除了规范上下或平辈关系的“礼”之外，最重要的仪式恐怕就是形式各异、千变万化的“夸富”仪式了，其实很多“礼”也是一种“夸富”仪式。由于文化的惰性与惯性，现今社会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的因素与传统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夸富”仪式仍然是最重要的“身份符号”甚至显得比以往更重要，因为现今“拜金主义”似乎比“拜官主义”更有市场。与传统社会相比，知识与文化的重要性慢慢地凸显出来，并通过文凭或学位凝固成一种重要的“身份符号”但其势力却远远不能与“拜金主义”相提并论。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各个阶层不断地分化与重组，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体面”的位置，而对于那些没有知识与文化的符号，即文凭或学位的人，或虽有知识与文化的符号却没有思想的人，仍旧需要使用“夸富”仪式来为自己定位，而且确实也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说浪费与夸富源于知识、文化或思想的贫乏，也就是极其严重的精神空虚与无能感，因此，只要人的精神的空虚与无能感存在一天，只要身份与地位仍然是衡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的社会指标“夸富”仪式就会继续下去，浪费就不可能被请出这个世界。
由此看来“构建节约型社会”仅仅停喊几句“节约光荣”之类的口号或用强制性的手段惩罚某些奢侈浪费的行为是很不够的。公共领域内的奢侈浪费固然可以用法律或法规来制约，但私人领域的奢侈浪费却除了无力的道德谴责之外，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强有力的法宝来。若从根子上着手，则不外两种途径。其一，即打破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提倡自由与平等，使社会由价值一元化向价值多元化转换，这样，也就削弱了“夸富”仪式对于“身份符号”的贡献；其二，提升知识与文化的价值，创造一个宽松而自由的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平台，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消除精神的空虚与无能感“夸富”仪式也就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并且，最终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