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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23时许，受害人程女士途经顺城区新华街“楚楚歌厅”南侧胡同，走进自家楼道，身后突然冒出3个女孩，随即两把尺余长的尖刀逼住她，还有一女孩手持砖头拍她。
惨叫过后，程女士倒在血泊中，胯骨被尖刀刺入导致骨折，双手肌腱被砍伤，后背被砖头砸伤。程女士的200元现金和上衣被抢走。且这些女孩一出口便是：“谁说我们不如男的，我们也一样干大事，比你们老爷们儿还狠。”（08月12日华商晨报）
据中国公安部新闻发布会关于上半年中国社会治安状况通报，与以往相比，犯罪低龄化现象日渐突出，上半年，十四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四成四，比去年同比上升百分之一点六；在抢劫抢夺等暴力犯罪中，青少年犯罪更占到七成以上；在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等治安事件中，青少年犯罪占到五成五以上。总体来看，青少年犯罪集中在盗窃、抢夺、抢劫和伤害四个方面。
由此可见，青少年暴力犯罪已成了一种社会顽症，正日益威胁着社会肌体的稳定与健康。如同治病首先要弄清楚致病原因才不至于盲目地乱开药方一样，预防与治疗青少年暴力犯罪这种社会病也不能不先弄清它的病因，才能从源头上扼制它，做到标本兼治。
暴力犯罪在心理学上大多属于破坏性侵犯行为，也叫恶性侵犯。据心理学家研究，恶性侵犯不能用人的“破坏性的本能”来解释，而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特征，也就说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原因产生的。具体到中国，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因对于青少年暴力犯罪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的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群众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生存空间的减小与生存竞争带来的社会结构的破坏使人的侵犯性大大地加强。生活在城市里的儿童，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大多数家庭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即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小皇帝”转，养成了他们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自恋”型的性格。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其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是这样描述“自恋”型人格的：
“自恋的人只觉得他自己、他的身体、他的需要、他的感情感受、他的思想、他的财产，以及一切属于他的人、他的物，是完全真实的，而凡不是属于他的人或他的物，或不是他所需要的对象，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不完全是真的，他只能用知性的认识去认识它，但在感性上说，他并没有感受到什么，那些人，那些物，对他来说是没有分量的，没有颜色的。一个自恋的人，在知识上的标准是双重的。而且自恋的程度越深，这种双重性越甚。只有他自己和属于他自己的事物才有意义，世界其他的部分则分量不重、颜色不深，或者根本没有分量没有颜色。由于这种双重标准，自恋的人在判断事情方面就有严重的失误，他缺乏客观能力。”
由于“自恋”使得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很容易将别人“非人化”从而切断自己与“他者”的一切情感联系。当他们对别人施展暴力时，他们往往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也没有任何道德训诫能约束他们——他们甚至以赏玩受害人的痛苦为乐。另一方面，当他们的“自恋”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十分恼怒，往往会处心积虑地找机会报复。
二、家庭的与社会的压力，尤其是与儿童的天性相违背的应试教育的压力。国人封建极权主义的专制下生活了两千多年，养成了易向权威屈服的极端的“奴性”心理。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下，人无法获得相当强度的“自我肯定”“从一切非理性的与剥削性的权威立场来看，自我肯定是滔天大罪，因为自我肯定是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真正的目标，因此对权威的力量是一种威胁；权威者向服从权威的人灌输教条，让他认为权威者的目的也就是他的目的，而服从乃是最佳的机会，让个人完成自我实现。”在专制的淫威下，人们往往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把自己也不把别人当“人”看，因为在强大的专制面前，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么地软弱无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如鲁迅先生所言，制御与虐待比他们更弱小的同类，是他们获得心理补偿的一种方式。另一种补偿方式，心理学家称之为“团体自恋”即鲁迅杂文里提到的“集体的自大”——弗洛姆曰：“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得到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青少年有一个团体叫“时尚”）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在这种社会里，女人与儿童是权力平衡的秘密通道，因这女人与儿童是或者说被制造成弱势群体，是渲泄由于社会压制而积蓄的“力比多”能量的“泄洪口”那女孩叫嚣：“谁说我们不如男的，我们也一样干大事，比你们老爷们儿还狠。”并非因为她们真的很强大，恰恰是因为她们现实生活中的无能感，故她要通过模仿甚至超越男性的暴力行为，以获得自我认同。在中国传统的“成人本位”的社会里，儿童只不过是大人们的私财产，是满足成人的控制欲或权力欲的工具——儿童从未得到真正的尊重与理解，自然，他们长大后也不可能学会尊重与理解别的人。周作人先生我的杂学一文里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型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中国的高考体制便是建立在对儿童的“儿童性”的粗暴践踏的基础上的。福柯曰：“考试是无形的权利对人冷酷的定位。”其实，考试如果仅仅作为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参考标准，那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考试却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升学、就业、晋级、提工资等等，这便是这种制度的最大的不公正。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
在高考指挥棒强大魔力的支配下，父母将自身的生存焦虑投射到儿童身上，为了让孩子们在将来能“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冲过“独木桥”家庭、学校与社会三者的合力将孩子们异化成了考试的机器——单调、无聊、挫折与现实中的无能感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而通过犯罪，通过做社会禁止他们做的事，他们找到了刺激和生活的感觉。
三、媒体的诱导。暴力、死亡与性是各种媒体永恒的主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己经被破坏，而新的却尚未建立起来，故没有一种精神力量能制衡或对抗一心只想着赚钱的媒体强大不良影响。没有分辨力或分辨力尚不完善的青少年往往通过媒体来建构他们的自我。媒体暴力激活了他们潜在的暴力倾向，并使他们在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合理化。因此，当他们施暴时，往往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
病因找出来了，药方往往也就暗含于其中了。就算笔者开出一张药方来，并不等于说就能把病治好了。毕竟，如果没有实际上的治疗过程，就算对症下药的药方也是不能治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