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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看到这个题目或许会以为作者写错了罢，要不就是发了昏，有点犯迷糊了：堂堂大学生，天之骄子，文化精英，新文化的创造者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似乎怎么也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挂不上边儿。其实各位不妨稍安勿躁，张大眼睛和在下一起来看一看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现状，或许就会觉得本人确实所言不虚罢。
首先，对“文化”这个词儿的意义有所限定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们没法进入下一步的讨论。据有关专家统计，对“文化”的定义，光在西方就有一百五十多种。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而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里则曰：“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习惯及价值而言，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相对于前一个概念，后者所包容的范围更广。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我们不得不把文化的意义局限于精神文化的层面，即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精神文化是一种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的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中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即文化的功能在于建构现实。
其次，对于“弱势群体”进行某种界定也显然是必须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简称，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social vulnerable g肉p。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关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学术界现在有多种说法：
郑杭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
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
有的学者在报纸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不但实际的经济收入偏低，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困难的人群。他们往往面临着心理的和经济的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到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以上诸种界定，均是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而言的，根本没有提及文化，所以都不能说是全面的。因为“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并非笔者杜撰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东西。我所理解的文化上的“弱”是指在文化上的被动性或不能自主，思辨能力的丧失，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失语症”而拥有知识的多少却并非文化上是“强”还是“弱”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上的强弱与知识量的多少没有一点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台装有巨型百科全书的电脑就会比世界上最聪明的智者都更有文化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再“博学”的电脑都是按照人们预先编写的程序运行的——它们不会思考。从中国社会表层的文化结构来看，大学生处于中上的层次，在他们底下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半文盲、文盲。如果把大学生归入“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样的群体才算得上“文化上的强势群体”呢？或许有人要问。答曰：文化的生产者。而且，他们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强势群体”只有当从他们作为“文化的生产者”的意义上，他们才是“文化上的强势群体”众所周知，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是必须通过学习与创新在每一代个体中重新再生产出来，所以，文化比古董要脆弱，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很容易断裂的。而且，文化的裂口要弥合拢来，往往要花费比造成裂口的时间多得多的时间。如我国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文化上的“东非大裂谷”恐怕并不是数十年的功夫所能填平的。如果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部门在文化的操作或引导上出现失误，则造成新的文化上的“东非大裂谷”便是不可避免的。
现代社会里，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学校与传媒。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学校，相对于就读于其中的学生而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教育契约是由学校单方面制定的，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或什么产品合格，什么产品不合格的标准，全部由学校决定，学生们似乎无权置喙。可以说，在现时代，学校已经异化成了“文化作坊”或“文化生产线”之类的东西，同时，学生们也就被几个简单的评定指标异化成了可以量化的、可以度量的、可以操作与可被操纵的“非人”有人指出，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的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的“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到底是否令人满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这并非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与学术界的共识，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就曾经近乎一致地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文化的功能在于建构现实。台湾的龙应台先生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中国大学生的文化现状使他们丧失了用文化建构现实的能力，更不用说坚持某种‘价值’和‘秩序’的能力。正是这种文化状况，加强了学校的特权地位，造成了有识之士指出的“教育者身份的无限膨胀——大学生在学问和智识上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被教育的对象，而学校正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教育者。但大学生这种知识上的残缺却被错误地引申为人格上、法律上的残缺，他们在课堂上的受教育地位，也被轻易地延伸为课堂外的受管制地位。而学校则从教育者摇身变成一个全能的牧羊人。当这个牧羊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金钱利益的牵制时，大学生们就越容易沦为权益上的无辜羔羊。”而学问和智识上不完整的绵羊们，拿什么来反抗牧羊人的专制与暴力，以改变自己“弱势群体”的地位呢？
由于学问和智识上的不完整，无法用文化建构现实，大学生们不得不为自己建构一种虚幻的“现实”在这里，传媒的介入不但为他们提供了建构这种虚幻“现实”的条件，而且无限制地刺激了他们的这种需求。撇开近年来各种媒体以铺天盖地之势推出的各种花里胡稍的低俗的针对全社会的“文化垃圾”与“文化快餐”不谈，且来看看定位于学生们（意味着学生们的被定位、需求的被制造）的所谓的校园文学到底是些什么货色。这一点，只要从各杂志的编辑们在网上贴出的约稿函就可见一斑了。笔者统计了数十个国内发行量较大的校园文学的约稿函，其中的关键词翻来覆去不外乎“魔幻灵异梦幻唯美浪漫轻松幽默青春纯情前卫离奇诡异搞笑无厘头”这十来个词儿，除了娱乐与欲望，可曾看到一点思想的影子。这一切还有一个好听的共同的名字曰：时尚。正是通过“时尚”我们的学生们建构了一个虚幻的“自我”获得了文化与身份的认同。齐奥尔格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里说：“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然而，时尚所建构的“自我”只有作为集体或共同体的“自我”才是“独立”的，而作为个体的“自我”只不过是某种脆弱的幻影罢了“突出不凡”只不过是“时尚”包装的平凡甚至平庸罢了。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曾说：“未经过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反思、思想与自由的选择，作为“自我”的实体的内在的价值体系才能建构起来；而作为外在的“时尚”——媒体温柔的暴力的产品——显然不能承担建构现实或自我的重任。有人撰文指出近年来各高校的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呈增多趋势，众多诱因导致一些大学生成为心理弱势群体。恐怕文化上的无力引起的“自我”与价值体系建构能力的丧失是其主要的原因罢。龙应台先生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指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文化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关系，而心理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失调。所以大学生成为心理弱势群体的根源其实便在于他们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
且就此打住！到底大学生是不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还是留给读者诸君自己判断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