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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的救助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到学生、学校、国家与社会三个方面，若仅仅从某一方面入手，恐怕不易得到合理的解决。
然而，在学生、学校、国家与社会的“三重奏”中，学生自身的演奏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人必自助然后人助之，天救不如自救。如果贫困生并不设法依靠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心指望着救世主的出现，无疑是不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有专家提出“贫困生”是社会臆造的伪概念，是社会对现实的某种妥协和对教育的某种放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贫困”确实是个模糊且难以定义的概念，把贫困定义为物质的贫乏、每月生活费的低下确实过于简单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贫困生”了，但是，由于他心中有“道”故对于客观的贫困，并不挂在心上，能坦然地面对，保持一种平和而愉快的心态。据报道，我国目前的贫困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的占贫困生总数的80%之多，而贫困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5%以上。出现这种状况，固然国家教育体制与社会环境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得从学生自身去找寻。由于心中无“道”也就是说缺乏理想的支撑，无法建构一个坚实的自我，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故不能正确地看待与面对贫困。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亦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贫穷能毁人，亦能成人，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志”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贫困生思想上的弱势也昭示着我们的应试教育在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方面的失败。然而，仅仅只是有“志”或只有良好的心态并不足以战胜“贫困”的恶魔，更重要的是还得有行动。行动包括两大方面，首先，自然指的是学习。在这个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正在向着所谓“知识社会”迈进的时代，学习无疑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我们却得抛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的陈腐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于孟子对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划分，是使封建统治合理化的一种工具。而对于贫困生而言，行动自救的第二个方面则意味着劳动。靠自己的劳动——不管是“劳心”的脑力劳动，还是“劳力”的体力劳动，甚至被社会视为“低贱”的某些劳动赚取自己的生存资料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而且，劳动也未必影响学业。教育专家端木先生指出：
“不要忘记社会上有千千万万顽强自学的公众，他们的生存压力百倍于大学生、学习时间只及他们的百分之一，但他们中却不乏学习成功卓有成就的人士。大学校园里，一边勤工俭学、向社会交换劳动一边学习的贫寒学子们也并不鲜见。其实，自大学生们跨进高校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可能面临一道考题——物质贫穷的你却有同样的学业压力，怎么办？这道题不容回避、任何人也帮不了他们，能否真正成长和成才，就要看四年后他们交上的答卷了。”
不过，贫困生自身的努力未必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勤工俭学所能挣的钱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并不是一切努力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贫困生所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不合理，甚至存在很严重的“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尤其突出。我国的贫困的学生来自两大群体，一是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二是城市低收入阶层。富裕的学生也基本上属于两大群体，一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官员的子弟，二是私营企业主的下一代(富学生的成绩与能力在大学里往往并不是最突出的，最好的学生一般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贫穷，贫困生在教育上的投入显然远远不及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与富裕家庭的学生，这就意味着贫困生与中产阶级家庭或富裕家庭的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从而加剧了贫困生与其他学生在知识、能力上的分化：
“海大(海南大学)的王同学说，自己来自西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小时候就薄弱，和那些家庭条件好、基础教育好的同学相比，自己肯定就占下风了。他说，在很多周末和节假日，有钱的同学结伴出去玩，但是他自己还在自习室里苦苦学习，可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却才50多分。”
“海师(海南师大)外语系的伍同学说，由于生活所迫，贫困生需要为解决温饱，花去大量的时间做勤工俭学，这样势必会耽误时间。而海大的郭同学说，他算是个富学生，用着近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他认为自己眼界开阔，涉猎广泛，掌握的知识远比那些一味死学的贫困学生多。”(转自海南新闻网-南国都市报)
与富学生相比，贫困生的形象往往被描述为“内向、自卑、孤僻”：经济上的弱势引起了贫困生思想上的弱势，而贫困生思想上的弱势在一定程度又上加剧、强化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社会的不公与教育的不公于是在这里螯合成了一个封闭的“怪圈”只有那些胸怀壮志、意志比较坚定的贫困生才能冲破这个“怪圈”摆脱贫困的阴影。何况，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们正处于青春期，性格多半还未定型，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或者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贫困。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坚毅、顽强、勇猛；而且，一个文明与进步的社会，理应给予贫者与弱者更多的关注，给他们提供一个建构健康自我的生存空间。可我不得不说，有很多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如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本来只能算“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市场行为，却硬要厚着脸皮贴上一张花里胡梢的爱心标签。正如某记者所质问的：“学校既是显示对贫困大学生的人性化关怀，为什么不适当降低公寓住宿收费让贫困生入住，反而把没有改造的旧楼当作‘贫困生楼’呢？”这种行为把原来仅仅是背景的不平等显性化、仪式化、符号化与固定化了，就算校方并没有歧视贫困生的意思，甚至真是如他们说的主观上是在为贫困生着想，客观上却对贫困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不利于贫困生的健康成长。如该校一位贫困生的话就很发人深省：“一旦我进出这幢专门为我们设立的‘贫困生楼’时，我都会感到压抑，它好像成了我们的标签。”
近年来高校的学费持续攀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家庭的承受能力。有媒体曾说：
“现在大学患上了‘狂热症’。上海某名牌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将于今年竣工，这无疑是世界高校中罕见的超高层建筑！这座雄伟建筑也堪称中国当代大学的一个缩影。除了向高空发展，各大学还纷纷加入‘圈地运动’的行列，校园一扩再扩，校园面积超过5000亩的高校已不在少数。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这些世界名校与中国的一些大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是什么支撑着我国大学的极速扩张？国家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主要是来自大学生学费，换句话说是学生家长背起的高校的大楼和庞大无比的校园。正是大学的高收费，导致了“三个重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因教致贫”的令人震惊的现象。”(人民网，netbig/edu/n/2005/0121/6778。htm)
大学本来是一个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的场所，除了应该对贫困生提供人性化的关怀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优秀的文化来熏陶与培养青年一代——这些国家的希望与未来的栋梁，使他们将来能适应社会的与时代的发展潮流。近年来高校因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带来的市场化，造成很多高校一边免不了传统事业单位的官僚气，一边又增添了商业导向下的市侩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传统职能，即“文化再生产”发生了移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变成了“文凭”与欲望的再生产。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的“文凭符号”的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前程、不同的含金量。而与此同时“文凭符号”背后的意义，即“文化含量”却被抽空了。对于教育的消费者，即学生而言，由于考试的成绩——其衡量的尺度是分数的“暴君”与文凭意味着金钱、地位与权利，他们的“消费需求”便被定位与内化成了对于分数与文凭（代表着欲望的“身份符号”）而不是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到底是否令人满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这并非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与学术界的共识——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同济大学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就曾经近乎一致地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
对于社会与国家在救助贫困生这个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喆委员提出的几个观点颇有点道理。他说，首先，中国的企业实力和社会文化都使赞助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还没有普遍培养起赞助教育的意识，企业和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次，助学贷款很难成为主要方式。由于国家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需要，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工作、做基层工作，但是工资又不是很高，使得大学毕业生的还贷能力受到限制。故文喆委员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奖学金、助学金的投入，把钱使在刀刃上，支持贫困家庭子弟完成学业。既能帮家庭脱贫，又为国家发展积蓄力量。具体实施上，他建议建立国家奖学金制度、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可以采取国家划拨专项资金，也可以组织调动社会力量，以基金的形式实现。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进行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各种改革，摈弃种种不合理的，不利于青年人，尤其是贫困青年发挥自己才能的制度。优化社会环境，促进并确保教育公平，督促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控制或制裁高校的乱收费倾向，为贫困生提供各种勤工俭学或就业的机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为人才辈出创造社会条件。
总之，在贫困生的救助这个问题上，学生、学校、国家与社会这三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应各各尽到自己的责任，通力合作，共同奏出祖国未来的和谐而美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