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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间，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0年“文革”留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回忆，而在这些痛苦的间隙里也漏下点点滴滴的无奈与幽默。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现将当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革轶事八则”供诸君共赏。
摔跤摔成“现行反革命”
谁也想不到，这个生长在红旗下，刚刚小学毕业的贫农子弟谢老幺，竟在一瞬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了“稳准狠”地打击，被“从重、从严、从速”专了政。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夏天某日，莲花大队的社员们在一块吊远地里干农活。工间休息时，谢老幺与几个要好的毛头小伙子比赛摔跤。当谢老幺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小伙伴儿摁倒在地时，由于用力过猛，穿在身上的收腰便裤的裤裆“嘶”的一声，崩开了一条10多公分长的口子。那个年代，农村人大都是穿的大裤裆便裤，基本上无人穿内裤。谢老幺的裤裆撕破了，眼看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要露出来现丑。他气馁地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哀求与他摔跤的伙伴儿去向坐在田头的婆姨们要一根针线来。小伙伴一边拍着手笑叫着：“看谢老幺的雀雀儿哟，看谢老幺的雀雀儿！”一边去向大娘大婶姐姐妹妹们讨针线，但她们谁也没带针线。这时队长喊上工了，谢老幺万般无奈，趁人们往田头涌去的机会，急中生智地取下胸前挂着的一枚毛主席像章，当成锁针，麻利地锁到撕裂的裤裆中间。他站起身，感觉勉强能遮掩住丑，不敢往有女同胞劳动的“移口”去，提着锄头挤到几个老年男劳力中间。干活时尽量半勾半伸，担心现丑。谢老幺的动作，被在地头的一个红得发紫的革命造反派头头发现了，认为谢老幺是在“磨洋工”故意不放下身子劳动。这位头头观察良久，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个箭步射到谢老幺面前，猛地一把从谢老幺的裤裆底下抓出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声嘶力竭地吼叫到：“好你个兔崽子，竟敢侮辱伟大领袖！”当天收工后，谢老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无情地批斗。
在那个人妖颠倒，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的岁月里，谢老幺这个老实娃儿百口莫辩，很快被专政机关以仇恨和侮辱领袖罪，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7年。
取名字惹下大祸
一位与我是至交的小学校长“文革”前得了儿子。按照家谱，他的儿子辈是“新”字派，于是给自己的儿子分别取名为新建、新民、新国。
“文革”一开始，某校长便被夺了权，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有人揭发，某校长给自己孩子取的名字，暴露了他“反革命的狼子野心”旨在配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而“新建民国”由于某校长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更被说成是“有其反革命的历史渊源”算得上“罪上加罪”了。于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口号声和无休止游街揪斗，几乎陪伴他整整10年。
“钩钩鼻子鹞子眼”的故事
“文革”时期，林彪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事。所以，一度时期，人们大会小会上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时，也少不了喊一声“祝林xx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话。
我的四叔杜礼宣是个老实巴交，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干农活却是个能手。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他背黑棒棰（一种烧焦了的木柴）出了名的，多次被评为“五好社员”1969年春的一天，生产队正在开会，年逾花甲的四叔叼着一根3尺多长的牛奶子烟杆，站在毛主席画像和林彪画像前端详良久后，忽然神差鬼使地指着毛主席像说：“老毛倒是一副福相，你看他顶平额宽，一痣在嘴边，典型的帝王天子之相。”他又指着林彪的画像说：“这个家伙瘦筋寡骨的，钩钩鼻子鹞子眼一副奸臣相，必定是个吃人心挖人胆的人。”四叔评价林彪的几句话把当时在场的人吓得半死，大家赶忙制止他别乱说。但没过几天，就有人把四叔说的话报告上去了。上面来人叫四叔到公社革委会去住了半个多月学习班，边交待问题边接受批判斗争。后来有关负责人了解到四叔平时为人忠厚，树叶子掉下来也怕打破脑瓜，从不惹事生非，也没有其它破坏活动，又看在他年老体弱的份上，就报请上级专政机关判了他两年管制，交群众监督改造。
写错一个字，挨斗大半年
易老师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1968年夏天，公社革委会抽调易老师刷大幅标语口号。在书写过程中，易老师一时疏忽大意，竟把“狠抓阶级斗争”的“狠”误写成“恨”字，这下可惹下了连天大祸。当天下午，有关领导就宣布易老师停职检查，交待问题。在暴风骤雨般的轮番批斗中，易老师被无限上纲成“仇恨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仇恨阶级斗争”、“反对伟大领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边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边接受批判斗争达半年多的时间。
“早请示，晚汇报”的故事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全国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普遍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所谓“早请示”就是每天早上吃早饭或上午上班时，人们手捧64开红色塑料壳包装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恭恭敬敬地集中到毛主席画像或塑像前，背诵几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进早餐或开始工作。“晚汇报”则是在下午下班时进行的，形式和内容与早请示相同。
1968年冬的一天，我清楚的记得是农历的腊月23日。临近中午时间，我到响水生产队陈吉银家去办事。陈吉银的父亲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人，会造纸手艺。1930年，他只身来到这里的陈家纸厂当师傅。解放前夕，陈家纸厂倒闭，陈吉银的父亲就在当地找对象安了家。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时，评为贫农成份。由于这里是高寒山区，土地瘠薄，加之陈吉银的父亲只会造纸，不会种地，日子一直紧巴巴的。虽然党和政府一再扶持救济，但穷坑难填，全家6口人挤在两间草屋子里。草屋的四周是用野竹子夹成的竹壁，再用茅草剁碎的草屑和上稀泥，往竹壁上一敷，就作为遮风挡雨的墙。陈吉银在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姐姐和弟弟都是半聋半哑的先天性残疾人，妹妹才4岁，却很聪明。
20岁的陈吉银，虽然说话有点儿结巴，但在这个家庭中却是唯一的顶梁柱。他虽然没读过一天书，但居然能背诵出数十条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真可谓时势造英雄了。这天我到陈吉银家去时，恰逢天下鹅毛大雪，生产队放假，陈吉银却没在家里。他多病的父亲一边热情地请我到烧着柴火的火炉旁烤火，一边告诉我，陈吉银上山砍柴禾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陈吉银的母亲是个50出头的高脚亮杆的女人，只见她一手拉着小女儿，一手麻利地向火炉里添柴禾。她穿着一件补丁加补丁的对襟吊灰白旧棉袄，一看就知道是民政局发的救济寒衣。衣襟上满是垢迹，上边的两颗扣子掉了，里面也没穿什么内衣。当她伸手拿东西时，不时会露出两只大甩甩的奶子。
我烤了一会儿火，陈吉银就背着一大背篓木柴回来了，他已成了个雪人。我帮他拍打干净满身的雪，让他烤暖了手脚，忙着与他办完我该办的事以后，就急着要走。但陈吉银一家人说什么也要留我吃了饭再走。他们说今天是小年，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饭菜端上桌子时，陈吉银的小妹妹高兴得像只喳喳叫的小喜鹊，慌忙往桌子上爬，嚷着：“吃尕尕咯，吃尕尕咯！”陈吉银慌了手脚，一下子将小妹妹抱下桌子。他说：“还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呢！”他从怀里掏出红宝书，我也慌忙的从衣袋里拿出精装的毛主席语录本，同他全家人一道站在饭桌下方，面对饭桌上方竹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跟着陈吉银背诵了两条“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后，陈吉银说：“毛主席呀，今天是小年，您给我们供应了12斤盐板板肉（供销社用鲜肉加上许多盐巴渍成的肉），今天妈妈又打了一升黄豆的豆腐（升，容器，一升等于5市斤），家里又来了一位稀客，在我们吃饭前，全家人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请示完毕，一家人盛情地请我坐在上席，把一碗煎豆腐、一碗和着萝卜咸菜炒的盐肉推到我面前，热情地招呼我多吃点。陈吉银的姐姐和弟弟多次企图把筷子伸向盐肉碗里，都被陈吉银的父亲用眼色制止住了。在主人一再催促下，我夹了一块盐肉往嘴里一放，妈呀，刚端上桌子时还在咝咝炸响的咸菜盐肉，已经成了冰疙瘩，而且难以下喉。我三下五除二，咽下了半碗豆渣和包谷面蒸的混合饭后，就慌忙下桌，道了谢，踏着厚厚的积雪往回赶路了。
“ 三红”风景线
“文革”中的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在全中国成了一道风景线。
“红卫兵”最早出现在学生中，后来发展成为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外的所有工人、农民、干部和居民都参加的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组织。当时的西宁区就有东方红1127战斗队、6714战团、青年军、灭资兴无挺进队等几十个战斗组织。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主要成份是区公共所及区属单位干部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6714战团则是以全区公民办教师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
“红袖章”是红卫兵佩带在手臂上用朱红布印着“红卫兵”三个金黄色毛主席手写体大字的一种标识。戴着红袖章，就表示他是“革命造反派”
“红宝书”就是毛泽东选集，或是甲种本，或是乙种本，或是全集，或是单行本，或是语录本。毛主席语录的典型格式是红色塑料袋装的64开本，共270页。毫不夸张地说，当时6亿5千万中国人，至少每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一起“抓革命”时，人人高举红宝书，加上手臂上佩带的红袖章和胸前佩戴的金光闪闪的毛老人家像章，汇集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当时的人们，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及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或开会、或讲话，都必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或“最高指示”为开头，然后有选择地背诵几条毛主席语录。这种表达方式在10年“文革”期间成了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既表现在官方文件、报刊杂志中，也流行在民间语言文化上。人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学习毛主席语录，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中梁公社莲花大队有位60多岁的老贫农谭学寿，虽然只读过几天识字班，他却能把整本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全部背诵下来。因此，他光荣地出席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造反派”夺权“走资派”遭殃
“文革“中，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有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也有造反派夺造反派的权。
1967年，西宁区东方红1127战斗队首先宣布原区委、区公所的党政领导及各公社党委、管委会的领导都是“走资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接管了全区党政财文大权。1968年春，6714战团在区武装部的支左人员和红卫兵巫溪部队的支持下，宣布东方红1127战斗队是保皇组织，夺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权，将东方红1127战斗队的骨干成员同“走资派”一起批斗。公社以下大队、生产队的的造反组织也纷纷夺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权。
“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当时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革命口号”各个战斗组织，为了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组织，都纷纷把揪斗县、区、公社、大队“走资派”列为抓革命的首要任务。他们把原来的县、公社、大队的当权上挂下联，说成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棵毒苗上的毒瓜，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牛鬼蛇神，在他们头上戴上用报纸做的写着“走资派”、“黑帮分子”的高帽子押解到各个地方去批斗，名曰“肃清流毒”各种场合的批判会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x 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这些被批斗的对象，不但被罚站勾90度，而且还常常遭到毒打、罚跪。中梁公社原党委书记吴立金及该公社柏杨大队原支部书记王文朝，受到的迫害尤其严重，他们被勒令罚站、勾90度，还被人在脖子上挂上装了人粪尿的粪桶，受尽了凌辱。
焚书毁古破“四旧”
文革中的破“四旧”被一些人简化为焚书、毁古。他们把除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象吉通书、“四书”、“五经”、红楼梦、水浒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都难逃毁之一炬的厄运。
一些古建筑物上雕龙画凤的装饰品、墓碑和庙宇中的佛像，更是在劫难逃。清乾隆时，西宁桥峡门口立的一座杨老爷捐资修路的功德碑，峡龙洞天然生成的一条口里喷水的龙头石，以及清嘉庆时代刘民楚在高楼顶寨修建的三重城门，都统统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对象，有的被砸毁，有的被掀下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