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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由于**中的含锌量极高，所以男子性成熟后锌的消耗量可想而知。虽说当锌摄入量不足时，人体会作出相应的反应降低**中锌的含量以自保，但这样一来不但会使精子活力大大下降（严重的话会出现死精，即不能令女子受孕。），而且会引起**减退等不良症状，甚至会出现性无能的情况
赵旉前世学习生理学时一直对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中医一向主张节欲，认为纵欲伤身；西方的医学对此则要宽松得多，而西方人也确实似乎不受多大影响，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果照着西方人那样乱来，十有**会活不长，难道真是因为我们的人种在这方面不如他们吗？
赵旉虽然承认种族的不同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差别，但绝不相信会大到那种程度，何况那些海外的二代华人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生活，一个个不也活蹦乱跳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当年的赵旉虽然在很多人眼中除了成绩几乎是一无是处，但他却有个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地方，那就是钻研精神，不管是否有用，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他想知道答案，就一定会为之努力探索，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如此，直到后来他参加了公共营养师培训，才意外地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他想到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东西方的饮食结构不同。
东方人（特别是东北亚人，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以素食为主食，肉食摄入量比西方人少得多，而且东方人的肉食又以猪肉、禽肉和鱼肉为主，无论主食还是辅食，含锌量都不高。
以中国人为例，成年男子日均锌摄入量普遍还不到推荐值的一半，哪儿还有存量去纵欲啊！而西方人与那些游牧民族则以肉食为主食，而肉食又以牛羊肉为主，日均锌摄入量要比东方人高四五倍，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资本挥霍
当然，锌的摄入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纵欲伤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性兴奋时迷走神经会过度兴奋而压抑体内其他主要器官的活动，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脑缺氧，这显然对身体是相当有害的。
虽说这种伤害可以自行恢复，但如果过于频繁，伤害将会持续累积，这对降自然是很不利的。而西方人因为肉食尤其是红肉摄入较多，所以相应激素的摄入量也比东方人多得多，这虽然对降不利，却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可以增强神经的兴奋性，间接减小那种伤害，这也进一步拉大了东西方男人的差距。（有必要补充一下，食物中因非自然原因而多出的激素其危害要大得多，因为鬼知道是什么来历，而且那含量也没上限的）
不过，西方的膳食结构虽然有利于身体强壮（不是降），也能增强智力（即使这样，还是普遍没东亚人聪明，可见中国后来的衰落与基因无关。）与性功能，却与东方追求长寿的养生思想相冲突。所以赵旉在前世就曾经寻思过一些变通方法，以图重振中国人的雄风。
若是前世的话，在保持传统膳食结构的前提下，想要保证足够的锌摄入量其实很简单，每天定量服用锌补充剂就可以了，比如葡萄糖酸锌之类。可是赵旉现在身处古代，就只能在膳食上做文章了。
其实宋朝的情况还好（西门大官人不就是宋朝的吗？一笑。），因为宋代中国人的主要肉食是牛羊肉（羊肉比例更高一些，因为有保护耕牛的律法。），猪肉被视为垃圾食品，没钱的人才吃，这一点从“东坡肉”的由来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宋代的中国人也是以谷物为主食，所以锌的总摄入量还是稍显不足的，更不能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相比。可是赵旉却不可能采用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那样身体是强壮了，可却是会短命的，所以他只能在辅食上做文章。
因为辅食的量比主食少得多，所以含锌量得比牛羊肉更高才行，那么也只有含锌量远超其他食物的牡蛎（顺便说一句，法国牡蛎世界第一，大家现在知道法国人的浪漫是哪儿来的了吧？）符合条件。
一开始赵旉只是因为营养的原因才吃牡蛎，但一吃之后就喜欢上了，因为在没有味精的古代，鲜美的食物实在是太大的诱惑，所以菌类与贝类从此渐渐成为了赵旉饭桌上的常客。
菌类常吃可以预防癌症（香菇、云芝、茯苓等）、软化血管（黑木耳），是公认的降食品，多吃一点有利无害。可锌摄入太多却是会出问题的，为了防止锌中毒，也许需要适当地增大消耗量
至于激素的作用，可以通过锻炼迷走神经来代替，中国古代这类功夫很多，比如有名的“铁裆功”不过赵旉并不想成为一个下半身动物，而且他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光靠食补应该已经足够用了
在这一过程中，赵旉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生殖系统与神经系统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所需的资源是共通的，也即是说只论先天素质，脑子聪明的人也更可能拥有强大的生殖能力，这似乎可以作为进化论的一个佐证。
但在后天的成长上，两者却又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因为二者所需的资源是相通的，分配给某方的多了，给另一方的必然减少；另外，大脑越活跃，迷走神经便越被抑制，反之也一样成立。
总结一下，就是说先天智力过人的家伙，先天生殖功能也普遍强大；但后天培养中二者却不可兼得，到底哪个更重要，就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大概是由于注意力转移而使得精神放松下来的缘故，也可能是智力进一步发育的原因，赵旉原来苦思多日依然无解的一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尽管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后更是如此，与西方那些世袭的贵族全然不同，虽然更加公平，却远没有血缘判定和姓氏传承来得严谨。而在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影响下，以学识和经历作为判定标准，忽视出身与血缘之类的先天因素，固然孕育出了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中华文化，却也使得中国古代缺乏民族主义思想扎根的土壤。
诚然，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国家，其民风往往会变得偏激狭隘、好战残忍，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例如纳粹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中国古代正是因为从未兴起过民族主义（冉闵灭胡纯粹出于自发，而没有能够上升为理论，所以影响不能持久。），因此才有了“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的说法，在内部团结这方面远远比不上那些构成单一的民族国家。
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或者说汉人，实际上是一个由汉字和文言文（建国后由定型的白话文取代其地位）统一起来的特殊（因为与另外两个有明显差异）文化民族（和宗教民族有点相通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其内部主要人群之间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甚至超过了很多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别无分店，而更麻烦的是，古代中国民众的识字率却从未高于30%，不同地区的个体之间想要沟通一下都很困难，汉人的凝聚力又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