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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各有各的房间。他们都有七十左右年纪，或者甚至已过了七十。他们都还自得其乐——当然是傻里傻气的。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混，可我并不是有意要说混话。我的意思只是说我想老斯宾塞想得太多了，想他想得太多之后，就难免会想到象他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完全驼了，身体的姿势十分难看，上课的时候在黑板边掉了粉笔，总要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走上去拾起来递给他。真是可怕极了，在我看来。不过你要是想他想得恰到好处，不是想得太多，你就会觉得他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举例来说，有一个星期天我跟另外几个人在他家喝热巧克力，他还拿出一条破旧的纳瓦霍毯子来给我们看，那是他跟斯宾塞太太在黄石公园向一个印第安人买的。你想象得出老斯宾塞买了那条毯子心里该有多高兴。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有些人老得快死了，就象老斯宾塞那样，可是买了条毯子却会高兴得要命。
他的房门开着，可我还是轻轻敲了下门，表示礼貌。我望得见他坐的地方。他坐在一把大皮椅上，用我上面说过的那条毯子把全身裹得严严的。
他听见我敲门，就抬起头来看了看。“谁？”他大声嚷道。“考尔菲德？进来吧，孩子。”除了在教室里，他总是大声嚷嚷。有时候你听了真会起鸡皮疙瘩。
我一进去，马上有点儿后悔自己不该来。他正在看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般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浴衣，大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或者浴衣。他们那瘦骨磷晌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没什么毛。“哈罗，先生，”我说。“我接到您的便条啦。多谢您关怀。”他曾写了张便条给我，要我在放假之前抽空到他家去道别，因为我这一走，是再也不回来了。“您真是太费心了。我反正总会来向您道别的。”
“坐在那上面吧，孩子，”老斯宾塞说。他意思要我坐在床上。
我坐下了。“您的感冒好些吗，先生？”
“我的孩子，我要是觉得好些，早就去请大夫了，”老斯宾塞说。说完这话，他得意的了不得，马上象个疯子似的吃吃笑起来。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平静，说道：“你怎么不去看球？我本来以为今天有隆重的球赛呢。”
“今天倒是有球赛。我也去看了会儿。只是我刚跟击剑队从纽约回来，”我说。嘿，他的床真象岩石一样。
他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他会的。“那么说来，你要离开我们了，呃？”他说。
“是的，先生。我想是的。”
他开始老毛病发作，一个劲几点起头来。你这一辈子再也没见过还有谁比他更会点头。你也没法知道他一个劲儿点头是由于他在动脑筋思考呢，还是由于他只是个挺不错的老家伙，糊涂得都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屁股哪儿是自己的胳膊弯儿了。
“绥摩博士跟你说什么来着，孩子？我知道你们好好谈过一阵，”“不错，我们谈过。我们的确谈过。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呆了约莫两个钟头，我揣摩。”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他说得挺和蔼。我是说他没有蹦得碰到天花板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劲儿谈着什么人生是场球赛。您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加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绥摩博士已经写信给你父母了吗？”老斯宾塞问我。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告诉他们，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回家，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嗯，他们听了会觉得烦恼，”我说。
“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换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经常摇头。“嘿！”我说。我经常说“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象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几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起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
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他还开始掏起鼻子来。他装作只是捏一捏鼻子，其实他早将那只大拇指伸进去了。我揣摩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房里只有我一个。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只是眼巴巴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兔有点恶心。
接着他说：“你爸爸和妈妈几个星期前跟绥摩博士谈话的时候，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再好没有的人。”
再好没有，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完全是假模假式。我每次听见这个词儿，心里就作呕。
一霎时，老斯宾塞好象有什么十分妙、十分尖锐——尖锐得象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他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从膝上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想扔到我旁边的床上。他没扔到。只差那么两英寸光景，可他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上拾起杂志，把它搁在床上。突然间，我想离开这个混帐房间了。我感觉得出有一席可怕的训话马上要来了。我倒不怎么在乎听训话，不过我不乐意一边听训话一边闻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一边还得望着穿了睡裤和浴衣的老斯宾塞。我真的不乐意。
训话终于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
老斯宾塞说，口气还相当严厉。“这个学期你念了几门功课？”
“五门，先生。”
“五门。你有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微微挪动一下屁股。这是我有生以来坐过的最硬的床。“英文我考得不错，”我说“因为贝沃尔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这类玩艺儿，我在胡敦中学时候都念过了。我是说念英文这一门我用不着费多大劲儿，除了偶尔写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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