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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廷对于火器确实“重视”，朝廷明文规定，火器是只能由朝廷在京师统一制造、发放使用，战事结束还得统计登记上缴，地方部队是不允许自己生产制造火器的。直到嘉靖年间，由于战事的需要，加上运输的困难，地方有司和边关要塞、卫所，经过朝廷特许，可以就地制造一些火器，如铜将军神铳、连珠佛郎机炮、毒火飞炮等。
广东副总兵金齐家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广东，能够制造火器的工匠少之又少，而向朝廷要求制造和应用火器，那公文来往和官僚扯皮的时间加上去，估计等到向朝廷要求的大炮生了锈，才能有可能运到广州。
袁进、李忠秘密地从澳门葡萄牙人聘请来了造船匠，然后凭借他们两人在荷兰造船厂看到学到的经验，成功地在尖沙头、珠江口两地造出了四艘西洋式夹板船，两舷都开有40个炮窗。
本来军舰造好了就该下水试航，装备武器进行操练。可是，明朝军队体制完全不适应产生和推广新武器新装备。整个官僚体制的保守和守旧特性就决定了这四艘战舰的命运。
秘密制造新式战舰是袁进、李忠投降后，多次上书朝廷的结果。首辅方从哲对于出兵征讨台湾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虽然无决断能力不能干大事，但是却是个明白人，知道朝廷军队在海上作战方面很差。他看到袁进、李忠的奏折，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下令广东方面将本年度田赋扣下三万两白银，用作造舰费用。方从哲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造出战舰就能打仗了，丝毫没考虑什么武器配备、人员安排、作战训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这三万两银子被层层盘剥之后，落到船厂时已经只剩下一半不到了。最后，袁进、李忠发扬了山寨精神，在战舰的一些关键部位不得不舍弃金属构件而用木制架构代替，资金材料方面省了又省……
但是，袁进、李忠虽然在三个月内造好了四艘夹板船，不过却只能在船厂码头附近游弋，没法出海训练。
但是，他们偷偷摸摸造出战舰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就在泉州城陷的第二天，万历四十四年的最后一天，麦大海带领飞龙号主力战舰、第四战船队二十艘三桅炮舰以及澳门、珠江口数万疍民、渔民组织的辅助船队---足足有上百艘渔船和小帆船，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珠江口。
公司商情部、中华军军情部澳门主管余安福站立在飞龙号船头，意气风发地指着前方对麦大海说道：“麦大哥，那四艘官军的战舰，有三艘在珠江口东码头，还有一艘在尖沙头船厂。”
麦大海笑了笑道：“我们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夹板船而来，船主的意思是把广东水师一次性全都灭掉，不留一根桅杆。这样才能震慑住广东官军。”
他举起望远镜—现在，中华军已经得到了荷兰人最新的制造望远镜技术，已经能够自己独立生产望远镜了，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华军水军舰队的船长都能用上望远镜了。
麦大海向珠江口瞭望了一会，下令道：“全体火船准备，支援部队上前，用大炮开路。”
珠江口的广东水师正在混乱之中。他们发现了突然出现的敌人，但是那巨大的过分的飞龙号实在是太过吓人，其他的三桅战船中的任何一艘，都比广东水师的三艘帆船总和还大。
而且，密密麻麻的大炮罗列在中华军水军战舰上，官军水师也早就听说了中华军在海上的力量之可怕，因此他们只顾着逃跑，根本没有胆量前来迎敌。中华军出现得也太突然了，这时候台湾总公司的“七大恨”和“六大誓言”的宣传内容还没传达到珠江口的水军将士中，当然广东官府方面就更加不知道了。
不过，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华公司，已经正式和朝廷开战了！
顺着涨潮的海水，中华军战舰迅速前进，很快把大部分官军水师堵在了水师营码头边。很多水师官兵弃船登陆，纷纷向岸上逃去。水师把总眼见兵无战心、力量相差实在太悬殊，不得不也落荒而逃。
水军统领麦大海并无兴趣接受这些由渔船改装来的水师战船，也对水师营的武器装备缺乏兴趣，他让随行的疍民、渔民辅助船队上岸进入官军水师营，收缴到一些火药之后，就下令放出五艘火船。
片刻后，正在珠江边泥地里和田埂上逃命的官军水师兵丁发现了一股浓黑的烟雾在他们身后冲天而起，正是水师营被一把火烧掉了。那三艘刚刚造好的山寨版西洋风帆战舰，连武器还没装备，就已经丧身火海了。
到了这一天的晚间，新安县尖沙头方向也腾起了火光和烟雾。
一支200人的水手火枪队和100名特种营战士联合组成的夜袭队，这一天一早在石排湾（后世的香港仔）的南部海滩上登陆，然后穿越整个岛，在尖沙头对岸得到大批疍民水手和渔民、海盗的帮助，在天色全黑后渡海对尖沙头官军船厂发起了突袭。
夜袭队携带大量的霹雳燃烧火箭，还有大量手雷及桐油。
官军船厂虽然也得知了白天珠江口发生的事，但是袁进、李忠借口去广州城求援离开了船厂，因此船厂内失去了头目的指挥，人心惶惶之际，船厂内的官军和工匠们根本就没做任何防御准备工作。
因此，船厂轻易地被夜袭队打开了大门。三百名战士事先准备的大量武器弹药一点也没派上用处。
袁进、李忠以他们俩出色的嗅觉和与中华军多年对抗的经验，提前逃跑，以致夜袭队失去了主要战斗目标。
官军水师船厂被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工匠全被掠到了台湾魍港。
浙江舟山群岛也在正月里被中华军抢占，尹峰派出一批工匠和荷兰工程师，开始在舟山岛上建设一座军港。
在万历四十五年的正月里，中华军以海上力量为主力，利用海上战舰的机动能力，在长江口以南一直到钦州的数个布政司辖区，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发起袭击。
各地官军水师在一个月内几乎被消灭得精光，侥幸幸存的水师船只也躲在港口内打死也不敢出海。虽然中华军从来不把官军水师当个菜，但还是毫不留情消灭了他们，而且几乎没有经历过一场像样的海战。
大明朝的数千里海岸线同一时间一齐告警，告急塘报雪片似得飞往京师。
这只是战争的开始。朝廷开始把中华公司正式宣布为台湾海寇，诏告天下十三布政司辖区所有民众，无论何人以钱财或人力支援海寇，就是叛逆大罪，杀无赦。
但是在如何对付中华军在海上的战略主动权这个关键问题上，明朝朝廷并未有什么政策出台。兵部发下征兵文书，户部向内阁要求增加赋税用以充作军费。方从哲向万历皇帝递上奏折，请发内孥做军费，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奏折留中不发。
中枢部门虽然忙忙碌碌，但这只是出于官僚机构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惯性，整个大明朝中央机构在应对“海寇造反”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时，完全是凌乱和目的不明确的。兵部倒是推出了一套计划，要调动全国的精兵聚集在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地方，坚壁清野，迁海墟地，断绝对台湾海寇的供应，想以这种明初实施的严厉的禁海迁界措施来饿死中华公司海寇。
问题是，中华公司不是历史那些没有海上基地的流动作战的“倭寇”，他们如今不但能够粮食自给，还能把大量稻米销售到福建、江南，养活几百万内地百姓，“断绝接济”这种招数根本是兵部官员闭门造车的空想。即使是明初那么严厉的禁海，也没能断绝了走私海商的商品销路，如今大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力量如此薄弱，要想重新开始迁界墟地，只能是把更多的沿海民众推到中华联合公司这一边去。
明朝官府内部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福建总兵沈有容、光杆浯屿水寨把总俞咨皋上奏朝廷，反对禁海迁界。他们也反对立刻和中化公司决战，但是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中华军的水军力量。
明朝对于台湾、吕宋的情况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情报都得临时开始收集：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中华联合公司虽然已经成立十多年，但是明朝官方内部基本上懒得去全面了解中华公司的情况，除了沈有容这样的有预见性的人物早就开始派出间谍混入台湾内部以外，其他无论军队还是官府，对中华公司的了解都只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的只言片语，以及去过台湾、吕宋的商人们零星的见闻。幸好还有个俞咨皋在，他对中华公司和中华军内部组织机构的了解足够多，因此他已经被朝廷重新启用。
正月之后，千里海疆暂时停息了战乱，冬季的北风也不利于中华军舰队的行动。而这时，朝廷开始向沿海调兵和内部争论不休的情报，由潜伏在京师、南京、福州各地的中华公司暗桩间谍不断发往台湾港。
尹峰在泉州接到有军情部转发来的最近几期邸报。明朝中枢机构很轻视保密工作，什么样的奏章、塘报都会在邸报上刊登。
曾棋前来见他，板着一副老脸，很不高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