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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与我生之俱来。一头黑发，成就了我作为黄种人的基本特征。它覆盖头部，犹如桔子上带片叶子，玉米上连着须发，造就了我头颅的完整。它栉风沐雨，于风雨雪霜烈日骄阳，七尺竿头，首当其冲，经历着比我更多的风风雨雨。它暴露了我的喜怒哀乐，尽管怒发不足以冲冠，然而愁绪时时袭击，苦心常常熬煎，终于一根根，一绺绺，一片片，势不可挡地茫茫苍苍起来。辛酸之余，遂以为替自己的头发歌功颂德一番亦属必要，特作头发过去时，以为人生的某些局部的总结。
从降落到地球开始，我的头发就生生不息。知道它们终究会像菜园里的韭菜那样割一茬抽一茬，所以我的父母对待我的头发，一开始就听之任之，如同对待韭菜，播种是他们的责任，而生长则是韭菜自己的事。最隆重的莫过于剃满月头了。满月时我的头发被请进家门的剃头师傅剪得净光，却没有留下嚓嚓嚓动听的声音，留下的定是我被按住头皮后的不满和啼哭。我的父母对掉落地下的那几缕黄兮兮的头发没有产生丝毫的美感。农民本色注定了他们想象的一片空白，他们的日子是干巴巴的，所以他们的思维也是干巴巴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有限的几根头发，其实是挺宝贵的，其实是可以捡起来夹进红火火的毛选里的，其实还可以请个内行人像做鸡毛掸子一样做成一管胎毛毛笔的。父母什么也不做，父母在剃头师傅吃满月点心的时候，一扫把就扫掉了地面上随风飘散的我的第一批头发，连同鸡毛，连同尘土，一起缠缠绵绵地进了阴沟。于是，我的生命注定与高贵无缘。我从一开始就成了农民。
农民的子弟，那时候的头发长得都像稻草，稻草不整理就散乱，所以我的头发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蓬散乱的稻草。父母自己的头发也是乱稻草，但他们谩骂我的时候，硬说我的头发长得像乱稻草，真是没有真理可言的事情。于是，我们一次次地走进大队剃头店，去剃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头发。我忘了那时候剃头要不要钱，反正我袋里没有一分钱，反正要钱也不要太多的致命的钱，所以我只记住了大队剃头店里剃头要排队。剃头师傅剃头，印证了后来农业机械化的操作模式，就像联合收割机收割早稻，它的效果是“短平快”所以童年时代的头型，我们是清一色现在叫板寸那时叫板刷的头。剃头师傅吃的是社会主义的“草”剃的是社会主义的“苗”他们决不讲究形式主义，所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农民子弟，一个个板刷头就像一只只盛猪粪的畚箕，被美誉为“猪污畚箕”我们在“猪污畚箕”的肥沃笼罩下，像秋天的油冬儿青菜一样，黑乎乎地成长。
自然还要感谢父母，感谢父母在我的头发成长史上，创下了拔苗助长的奇迹。我的父母和别的父母没有两样，他们没有本事在田里拔苗助长，尽管他们也曾做过美梦，梦想一夜之间就把禾苗拔成沉甸甸的稻穗，但他们真的下不了这个手。既然在田里拔不了，他们就把那双发痒的手搭在了我的头皮上。我的头发怎么也逃不脱父母的巴掌，越是想逃脱越是逃不脱，事情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所以，三天两头地，父亲或母亲像拔秧苗一样地拔着我的头发。头发一到父母手里就特别听话，还带动我整个身体跟随父母的手掌而去，那吸引力远比父母手里有一捧糖果来得强。在拔的过程中，我们谁也没有得到欢乐。比如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在拔过我头发之后，一点也没有快感，惟留下一长串藤蔓似的唉声叹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让父母拔；尽管如此，我的父母还是一如既往地拔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在历经一次次被抓被拔之后，根基理应更加扎实，所以除了头发的继续疯长，还有一个个道理也在潜滋暗长。这些个道理像家乡的小河那样清澈可见，虽然浅显却有粮食那样的实用，比如痛苦总是暂时的，比如乐极便要生悲，比如棍棒之下出孝子，诸如此类的道理，源于头皮的拔发之痛，而不是源于一日三餐餐餐白米饭。
头发的生存，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决没有庄稼那般容易。父母拔我的头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疼痛，而虱子的躲藏却让我充分享受了什么叫做奇痒。父母毕竟是赋予我血肉之人，尽管他们有时对我的头发也并不客气，而虱子在得到头发给予的寄身之所后，却反过来吸食着头皮的血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分得清父母毕竟是父母，而虱子到底是虱子。在头发过去时中，我与虱子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地歼灭战。我用母亲用过的那把箅几，那个村子里每家每户必备的生活用具，面对一只清水盈盈的面盆，或面向大地俯首低耳于母亲的膝盖旁，一梳一梳地在头皮上打捞成群结队的虱子。从额头顺梳往脑后，再从脑后倒梳到额头，从左耳根梳到右耳根，又从右耳根梳向左耳根，妄图一网打尽。无奈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虱子的玩强拼搏精神早在阿q以前就大放光芒。它们在我的头皮上掉下，又从猫狗身上崛起，它们从面盆里献身，又在破床上再生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虱子定然还有一套飞的本领。我的头皮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的头发充当了藏污纳垢的理想场所。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无奈头发依然生长在贫困里，只要贫困不除，虱子永远难尽。无论怎样在头上喷撒药物，无论怎样把头发包扎严实试图闷死虱子，一切都是那样的徒劳无益。就这样，我的头皮与我的肠胃一起，不得不在贫困里，经受着那一份永远的痒。
与虱共舞的岁月终于宣告结束了，我的头发除了偶尔长得像“长毛”受到学校班主任空前绝后的严厉批评之后，便开始追求另一种生长方向，一种称之为“西发”的方向。村子里的后生们腰板不挺但个个西发笔挺，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传染。连同村里的土地，村里剃头店是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头没法剃了。于是剃头不得不赶到集镇上。我在一个挂着“理发店”招牌的地方，很牛逼地理过一次发。那天理发师问我理短点还是理长点时，我坚决忘记了父母事先的交待，硬是让他随意发挥。于是理发师与我父母的意旨背道而驰，惜发如金，小心修饰，硬是对我的头发削不了手，于是在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上根根讲较，开出了纹路还不算，还用电吹风吹出方向，吹出方向还没完，还用摩丝把头发固定得像一张壳，我的头发生平第一次得到如此厚遇。回家后，我也第一次明白这种有方向的头发，在父母眼里竟是浪费的代名词。父母的说法是，花五块钱剃这样的头，连头发都没有剪掉，剃了等于不剃。
幸亏这个“等于”说出口时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的西发没有招来父母的手掌。这个“等于”也没有抑制日后头发新的发展方向，父母的观念最终也挡不过流行浪潮的强大冲击，就如他们的双手无论如何也对抗不了每年一次的洪水。由此而下，就像农田的责任制承包，喜欢种什么品种的稻，都是主人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那么我的头发，父母也终于管不着了，也终于懒得来管了。至此，我的头发迎来了改革的春风。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剃头店的名堂也如雨后春笋，历经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从剃头店到理发店，从理发店到美容美发室，从美容美发室到理容休闲中心。伴随着店名更替三次浪潮，我的头发，也像无人管理的庄稼地，爱怎么长就怎么长了。我的头发比我还要胡来，它跟着别人的头，一忽儿向东走，一忽儿向西走，一忽儿朝前走，一忽儿倒着走。我断定这与风吹的方向没有丝毫关系。在头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潦潦草草地读完了大学。工作了，我卷过发，卷过发的我，手执教鞭站立讲台讲授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台下的学子一定以为我的满头人工卷发是世上最美的头发了。再后来，我戴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又从一个单位走到了另一个单位。头发在那里安逸地生长，而我在头发下疲于奔波面黄肌瘦。很多的时候，我差点儿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但我终于没有实施这个宏大的计划。我知道我若真的抓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也一定跳不到三尺高了。
渐渐地，渐渐的，黑头发里冒出了零星的白发来了。我数得清这几根白头发姓啥名谁。我知道这一根白发，是那些天持续熬夜的成果；我知道那一根白发，是我为博得领导认可的结果；我还知道这两根是我在城市里安了窝的标记；还有那两根是为婚姻为事业发愤图强的旗帜我一点也不计较它们在这个时候偷偷地从头发里暴露出来。就像稻田里总有稗草丛生，它们终究成不了气候。所以我先是对着镜子，在无限的黑发中拔掉了有限的几根白发，后来是我的家人扑在我的头上，耐着性子搜索一日不见如三秋的白发，我的白头发越长越疯狂了，越来越丰收了
后来呢？后来我头上的稗草生长繁衍得相当恣意，它们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力量，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晃然明白过来，幼稚已经挡不住岁月的老去。当我无法拔完头上的白发时，我知道成熟已经占据山头，我分明感觉到那种叫成熟的东西，正大片大片地从我的白发里冒出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知不觉白了头。选择了成熟，我同时也默认了白发爬满头。这真是一点也没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