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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39年了，我们不堪回首又不能不回首那段荒诞的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
“文革”前中国17年大学制度，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文革”时期毛泽东在他和侄女王海容的几次谈话中，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主要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体现。按他的想法，中国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这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他自己在摸索，同时也要求下面的干部进行试点，搞出经验来。正在这时，上海机床厂搞了一个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对此，上海市方面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调查报告后，认为这个调查报告正合他的心意。毛泽东把上海机床厂的这个经验与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原则结合起来。于是，他要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发表前，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段话作为编者按。这段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共和国教育史上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教育实行了改革，几千年的科举制度、招生考试制度一下子被废除。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
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我国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们要使革命后代永不变色，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占领教育阵地，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挑战，开创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纪元。
“工农兵学员”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这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据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例如，有的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1/2十1/2＝2/4的笑话。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严重降低了教学水平。也有少数工农兵学员，经过文化补习和刻苦自觉，掌握了较高的专业知识，并在以后的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
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必须接受学工、学农、学军锻炼。学工到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体验实际生活，从思想上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学农除了学校轮流派遣各班到农场翻地、种植、施肥外，还要集体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活动。几十个人分住在农民家中，与各家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军是到部队住到临时军营里，操练，瞄靶射击，进行拉练长途夜行军。工农兵学员们自编了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壮志凌云，红心朝阳，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青春似火，意志如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又红又专，茁壮成长，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不久“反回潮”、批“克己复礼”的政治逆流波及到学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开展。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使得教师无法认真教课，不敢严格要求；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取消了考试，没有了选拔的标准，使得那几年的大学从招生到教学都很不正常。招生时，几乎没有公正可言。推荐本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做保障，这两条中国社会当时都不具备。不能说在“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中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这种制度在当时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调干生制度”（在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中选拔，直接保送上大学读书）的延续。只要有关系，只要政治好，文盲也能上大学，像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上大学。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很能说明。那电影一个情节是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就是比谁的手上老茧多。手上老茧多的才能上大学。一个情节是，一个老教授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课，讲的是“马尾巴的功能”结果，这个教授遭到工农兵大学生的批判。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之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在1970年至1976年持续了七年时间里，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中国的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起来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中国文化教育的薪火总算传承下来。这一点，在十年动乱中，算是难能可贵的。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制度寿终正寝，成为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