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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文坛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散文成了知识分子最理想的阵地并凭借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力形成潮流，大众口味的认同和欢迎姿态使文本创作炙手可热、气象万千；并且，它的得宠到目前为止全无衰退的迹象。在这种话语兴奋里，一大批文本制作者异常迅捷地占领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如余秋雨、苇岸、韩石山、筱敏、张汝伦、余杰等，在文坛形成了一股亮丽的风景，以至有人惊呼“散文时代来临了”其中余杰以其笔锋颇利的思想随笔构成的“抽屉文学”尤为突出。在这个越来越为商业的节奏所掌握的历史境遇里，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激动与热情，呼唤人们去重新认识消逝的、现存的和将现的世界与时代，给既存的观念与秩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也带来了相当的瓦解力。本文将通过对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一系列文本的解读，对余杰的“抽屉文学”作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勇敢的时代青年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后在北大求学至研究生毕业。北大的厚实学风培育了大批的大师和巨匠，余杰在其中深受滋养，形成了自己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他被视为“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最优秀的传人之一”“他以激扬的文字吹皱文坛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有当年李敖的影子，针砭社会现实和文化弊病，令人耳目一新，表达了新一代的锐气。”1他的“出现像征着”70年代人“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批判工作必定会‘惊风雨’而‘泣鬼神’”2
当然，余杰的天才并不止于思想上的桀骜不驯，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上。“黑马文丛”的策划者贺雄飞先生对此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遍览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并将其精华凝炼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渊博让他的导师亦大为惊疑，但他不是简单的克隆名著中的只言片语来唬人。他还通读中国历史名著，并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我看水浒和资治通鉴批判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用双手写文章。白天他用左手写那些拷问心灵与批判历史的思维性随笔，晚上则用充沛的激情描述风花雪月和红尘沧桑”
而余杰自己借用加缪的话为自己的写作表白：“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我们悲痛而高尚的生活表达式了敬意。”余杰，以他孤寂的方式，向这个浮躁的世界观喊出了另一种声音，发人深省。他承担起了众多知识分子所遗落、逃避的责任。
余杰认为，在这样“一个物质比任何时代都要丰裕的时代”“一个情感比任何时代都要匮乏的时代”要想有所作为，真正认清它的内涵，就必须对一切进行反思。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整个社会已发生了深层次阵痛与变异。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幕了。单就文学而言，它的意义与价值一夜之间已变得非常可疑。在离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的写作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完成了历史转变，但或深或浅地陷入了一种虚无、混乱的中断状态，即失语。怎样解决这种时间与精神上的双重世纪未情结呢？这必然要求知识分子们建立强烈的前所未有的境遇意识，对自己及相关的能指进行反思、发问、探索解决的可能。余杰“抽屉文学”对历史事件的重估、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对未来世界的追问，都有力地凸现了这一要求。他说：“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3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和可敬的责任感。有人评论说：“在黑暗的王国里，他是真正桀骜不驯的游侠。”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反思。
而且，由于深受“五四”精神影响，余杰的反思不你80年代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向后看”文学那样视野狭窄，而是对整个人文精神进行理性思考，指涉一个广阔的多重的世界，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特征。它指涉各色人等、各类生活，跨越时空，一针见血，最终交给余杰对世界对时代的独特理解，譬如他对“五四”的重新解构：“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经常处于被误解状态，迫于多种需要被解释得面目模糊。它除了以“一场政治觉醒运动”的身份和爱国主义相等外，什么也不是。在这种语言暴力下“五四”更本质的意义付诸东流，丧失了思想上的转折性，个体自恋和民族狂乱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文革的发生与持久，现代的浮躁与失语，都是它的必然表现。余杰敏锐的洞察了这种现象，成了“铁屋”中最大限度的勇敢的清醒者。他阅读（黑色的）、冥想（孤独的）、呐喊（青春的），传递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真正的“五四”精神到来吧！他直面醉生梦死的人群“很自然地下了这样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五四”独创的现代理念变异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的鼓掌”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余杰为什么总热衷于冷言冷语，热衷于否定性。
这种贴近时代的反思，注定为读者所接受。“读这样的书，能使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关注”谢泳先生一语中的。
孤独的青春期
余杰还很年轻，年轻意味着热情。建立在年轻的热情基础上的青春期必然导致强调个体快感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的内涵由“青春期”的特征界定“青春期”具有私人的、片面的、偏激的品质，主要意味着“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极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暗中遵循罗米尔所谓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逻辑”4而余杰反复说明他的写作方式之一是“怀疑的精神”其特定背景恰恰是高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期许，与青春期特征完全吻合。
因为怀疑，余杰不相信旧存的价值系统，把加缪意义上的拒绝和反叛当成了一面大旗“怀疑一切，不怀疑自己的怀疑能力”彻底的“怀疑的精神”呼应了彻底的“批判的立场”而“批判的立场”扎根于广度、深度并具的“黑色的阅读”黑色是阅读的起线，是基点，是从来就有的否定行为，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于是余杰的批判常常那样咄咄逼人，随时都是根本的推翻和毁灭，没有宽容和冷静的“二分法”使文本内外都奔腾着青春的狂怒。这种狂怒闯劲十足，打破了既有秩序与传统神话，给文学发展带来了言语兴奋与挑战。因此“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旋地转”
可是，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余杰所否定的却又被余杰无意识地实践，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结局。更重要的是，这种狂怒陷入了绝望之井中，以偏概全，凡事想当然，使他的写作带有许多不理智的感性色彩。应当承认，这是“青春写作”的普遍特征。正是这样，余杰引出了那么多的热闹和敌人。他走在自己的路上，生活得富有激情而狂乱。
冯爱琳曾经以：“枫杨树乡村”系列文本探讨了苏童的小说创作，认为苏童文本中自始至终盘萦着浓郁的“孤独意识”5余杰与苏童在此有共通之处。钱理群在火与冰序中指出余杰在他的文章里经常谈到自己的孤独感，特别是同辈中的异已感，并认为它（孤独）的原因是选择了思想者的道路。的确，虽然这种“孤独意识”是形而上的，对生命群体具有绝对意义和终极色彩；但是，思想者的独特内涵显然让它更为质感、更具可触性。
世纪未最突出、最介入我们的是技术的无所不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经受技术的差异与尺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世界跳跃着飞速前进，但也让我们面临一个致命的尴尬局面：个体之间的精神沟通愈来愈难，情感交流已成为奢侈。于是艾略特所谓的“荒原”出现了，余杰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自然在所难免，而且由于思想者的角色体验得更加强烈、直接。此外，余杰的“孤独意识”还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余杰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我出奇地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极其明了地描述了他对“孤独意识”的先天自发与后天自觉。长此以往，它牢牢地控制了余杰的精神家园而成了他的生命标签，最终沉淀为孤独的沉思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本创作。在他的文本中，孤独无所不在，使他仿佛是一个世事洞明的隐者，为众人所称道，却又使众人觉得有点凉冰冰的。
余杰本人对孤独的态度是暧昧的，既勇敢又层懦，既欢迎又逃避。如此态度直接衍生了他的爱情观：他一边对爱情进行怀疑，把它钉在苦难的十字架上；一边向爱情投诚，热烈地梦想理想的爱人。个中酸楚难以让人一言道尽。看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余杰在涉及到青春话题时，十分矛盾，忽而凉透心骨，发泄的全为悲哀与痛苦；忽而倾情歌唱，流露的尽是美好与纯真。但不管怎样，孤独是无法克服的。
开放的民间写作
也许，在世纪之交这个使人文知识分子愤慨、失落、迷惘的时代，我们不仅仅只需要考虑市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个可怕的瞬间时代“纷乱的现实扰乱了批判者的眼光，并且快速而有效地消解着批判者的立场。”6大批的知识分子陷在自己的书斋，或者忙于保护自己的那份清高与安逸。而余杰这只初生牛犊，凭着自己那份固执，完全以一种开放性的大气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
“封闭的书斋”不可能拯救世界，这是自然而然的。余杰对此深有所感：“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他才思敏捷，笔墨广泛，除“深深地指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外，他还时刻关注历史的镜头所没有捕捉到的东西。他已完全走出了学院派那种慵懒与做作，为文方式及语言追求通俗与明晰。他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呐喊，呼唤“文以载道”呼唤“资治通鉴”呼唤应有的及可能有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甚至还以他温柔细致的另一面，使用深情与悠扬的语句构造出诗歌一样的情怀：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飘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这一刻，雪消，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火与冰“欲望与诗歌”）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
我准备了枕头
让你在群山的怀抱中轻轻地呼吸（想飞的翅膀“眼泪的味道”）
诗意阑珊，余杰，让我们的心灵温暖、安逸。
余杰的这种“开放气质”决定了他的作品繁杂而多，也决定了他的声音始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时常会为他精辟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大胆的言论所倾倒。
浓郁的“孤独意识”培养出爆炸性的倾诉意向。余杰的倾诉策略是坚持“民间立场”摆出一种“边缘姿态”边缘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全新状态，是伴随知识分子旁观者、私语者的角色而生的。布罗茨认为“边缘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而正是世界开始阐明自身的地方”蕴含的是积极介入与参与。所以，余杰“为抽屉而写作”却又说“作品能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他一直企图通过写作进入社会，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五四”精神。但是，现实的边缘使他的诗人“大地乌托邦”倍受打击。沉重的失落让他思慕文字激荡的80年代，渴望“搭上80年代的末班车”但这显然是幻想。退一步说，即使中心地位下的轰动效应尚能找回，他也缺乏鲁迅那样的生活体验，思想，理论，文学品味都有尚欠火候，也只能落入俗套，通过媒体的包装炒作获得读者的承认（我在此并无贬低余杰的意思，他现在被读者所接受还是归功于他自身的确优良功力）。
余杰称自己的东西为“抽屉文学”虽然不乏做作的成份，却又确实有几分道理。抽屉代表着一种寂寞和自我放逐，其实就是一种边缘。在此我要特别谈谈余杰“边缘姿态”的根基：民间立场。余杰的“抽屉文学”始终针对大众，不佯作高深，坚持着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是“民间立场”的具体表现。他说“为抽屉而写作，也就是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写作”“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向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的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正是这种“民间立场”使余杰拥有了“边缘姿态”使他那孤独中的呐喊光芒四射，产生了那么强的穿透力，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但韩东说得好“真正的民间是永恒而持久的”随着抽屉的打开，鲜花和掌声的芳原展开了，余杰，这匹孤独的黑马，还能保持“民间”的血液吗？还能平静地面对书桌吗？“抽屉文学”正走在悬崖的边缘，继续或丧失都在一念之间。
反思与启示
经过上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抽屉文学”其实是一种孤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开放的“民间写作”众多的光荣与优异已不需我们再次伤叙述。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欠冷静的“青春期”中进行开放的人文反思，一个是妄图在民间的边缘获得中心效应。它们无疑是一下子无法克服的，不管是余杰还是非余杰。这界定了“抽屉文学”远离经典的宿命。余杰要想有所突破，前者需要他更深沉的内省，逐步从情绪化的心态中突围，既不急功近利，又不自我放逐；后者需要他苦练内功，在继续坚持“民间立场”的同时，不断扩充自己，为自己的“否定性写作”注入一种大气。总之，余杰（包括余杰的类似者）要认识到，既然自己认清了社会与时代的特质，既然把自己的文学定位于抽屉，就不要一味沉浸在市场包装和媒体炒作所带来的虚荣里，而应当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及相关性责任，继续自己最有力度的内涵，丢掉自己浮躁的部分，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扬弃，才能保持既有的读者，并获得更多。
但是，不管怎样，在文学持续低迷的现在，余杰的“抽屉文学”迅速打开了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尤应看到的是，余杰的这些随笔大都短而精，都有因为某一个点而有所悟、有所叹，并且都发人深省。虽然余杰称这只是在“捍卫自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但实际上凸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这个浮躁的、商业化的时代，一个完美的大构思已不可能，文学的光辉已如浩瀚背景之下的流星，小而短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重现已遥不可及，因为时代只给我们短暂的宁静，只给我们迷失的读者，只给我们浮躁的生活。于是，我们说“小巧才美”我们说“瞬间万岁”一道热闹的大门打开了，各流源纷呈纷消，各作家花开花谢，各“小”体裁（如小小说、小幽默等）日增日长，文学进入了令人迷惘的“流星时代”
这对文学而言，是一种悲哀呢，还是一种幸福？
注释：
1香港亚洲周刊1999。5。24-5。30
2南方周未1998。10。22
3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
4今日先锋1999年第七期
5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6覃里雯：啄木鸟、白痴、诗人——读余杰的，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