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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长时间没进过电影院了。最近的一次，两年前的事。轰轰烈烈的英雄在北京上映，同学刘，简称为l，很是慷慨，一掷百金，夜半请我在双安影院，声声色色了一回，着着令长期缺乏刺激的感官仙死了一回。归来打的（注意，的字发音为dē），一路租借凛凛的冷风，瑟瑟之中，犹怀一腔悲慨——片中的英雄们个个着上了悲剧之色，而我则是从悲剧中全身而退的英雄。大概由于去电影院稀少的缘故，在对英雄冷嘲热讽的潮流中，我很康德地说：天之下，人为大。l看完我的评论之后，说：你丫说的啥，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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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习的那段时间，借地利之便，不时出入于北大世纪讲堂。世纪讲堂是个让人感觉奇妙的地方，它可看做舞台，从美国总统到香港戏子，都有机会站上去发言。不过名人们的讲话，以及名人们的扮猴相，我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了。在那里，我前前后后看过些些电影而已，些些比名人们的口沫横飞还要遥远的故事而已。关于世纪讲堂看的影片，我恍惚记得的，竟只有三部。
一部是两个人的车站。我头一天买好的票，从圆明园东门赶往讲堂的那天，下了一场不知情的雪，骤然间整个首都臃滞不堪（那场雪导致那天有人坐了九个小时公车，可谓历史罕见，空前绝后）。我一出门，看车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宽阔的道路上如蜗牛般爬行，立刻做了个英明的决定，踏着皑皑世界，一路飘雪纷飞，步行去看那两个人的世界——这是一部前苏联影片，片中冰天雪地的世界和故事，让我编出了一首一往深情的致l的诗。这没有用，半年之后，l飞得无影无踪。
另一部是美丽人生，和当时在北大结识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物理系博士一起看的。现在已不大记得，究竟是我请他看的，还是他请我看的。之所以认得他，是因为我叫他麦子，他叫我稻子，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我们沆瀣一气地声称，既然都是粮食，那就不如交个朋友。这样，我们好歹也美丽人生一回。
还有一部是哈里波特，它之所以让我记住了，则是由于同学l缺席的缘故。事先说好请他到北大看电影，买了两张票，结果他临时电话，声称有更要紧的事（所谓要紧，一直保密到如今）。我只好在开场前做了一回兜售一张电影票的票贩子。开始我还为那张电影票的命运担心，没想到，我在门口振臂一呼，刹那“哗”的一声，我就被祖国的优秀才俊们水泄不通地围住了。票只有一张，要的手不少，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开始了。票面价格仅五块，但周围马上响起了“十块给我”的声音，旋即慷慨激昂的“十五我要了”将之盖住，接着是更上层楼的“我出二十”说真的，这种当仁不让让我避免损失的声音，让我感动万分。不过我最后还是做出了一项很笨拙但也很崇高的盈亏平衡的决策，以票面价格将之卖给了一小对儿——他们手中原本只捏着一张票，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都对另一张，望穿秋水。或许，那一晚的童话色彩的哈里波特，也会给他们造就一个童话。
在北大看的另外一部片子，是诗歌节搞的影展，地点是在图书馆，片名是死亡诗社，属于很精神很灵魂的电影，免费的，看了海报之后就混了进去。影展做得很到位很郑重，请了一位艺术系的教授在播放前介绍这个片子。看完之后简直崇拜基廷死了，后来上讲台，一有机会就企图用基廷的那一套——站上桌子看世界——来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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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更早一些时候，在王府井那边东安影院也看了一个片子，侏罗纪公园ii。和一位有一面之缘的朋友l一起看的。片子恐怖指数不够，她没有惊吓到就扑入我的怀中，很是遗憾。在sars的鹤唳风声之中，我从北京逃回了l市，就再没有她的消息了——她的消失和史前的恐龙消失，仿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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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毕业时，单位里一群充满朝气而又不得不面临百无聊耐的周末的青年们住在一层楼上。他们常常模样高深为人师表地出入于楼下的录象厅，说是看电影，其实是看录象。日子长了，大伙和老板都混得很熟。有时不满意老板租来的碟子，就把自己租来的碟子请老板放。老板还是有文化眼光，居然相信这类影片也不会影响观众数量。果然，毕竟在学校，比之外面的那种喧哗的流行的大片，我们的要求并不影响他的收入。这些片子实际主要是一位籍贯四川绵阳的老师去借的。恰巧姓刘，索性也简称为l。她留的头发贼短，看上去像个男孩。现在只记得l会写对联，抽烟很凶猛。有个晚上大概两点，忽然噔噔噔敲我们的门，问我们有没有烟。当时抽的是一块八一盒的甲天下，刚好我的没了，同事摸出半盒递给她，她从里面取了四五支，连烟盒还给了我们。或许是她在这边的缘故，新片旧片，我能在荒芜的读书声中，接触到另一样的世界。其实平时很少和l交流，但看她租来的那些碟子（她租来的碟子，有时很费心机，因为在这里，这类碟子不易找到），私下以为和她算得上同一类——即便不因为电影的缘故，那么在夜晚两三点还要找烟抽这点上，也可确信我们算得上同类了。后来她考上研究生，走了，接着是听说去了北京某高校读中文博士。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只记得她那张忧郁的娃娃脸上，挂着一副很沉重的眼镜——她的样子让我感觉到，看电影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5
看电影，固然有以文明的方式，但从中学到大学，我擅长以厚颜的方式去看。之所以称为厚颜，倒并不说由于血气方刚，热中于美色，必要流着口水去看什么高潮迭起的片子，而是我和一些哥们，总合计着享受免费的午餐，企图以不付出银子的方式去看。
中学时，我垂涎于一些同学能够身手敏捷地翻过县城电影院的围墙而看到免费电影，而我，个子矮小，力气又不够，乏逾墙之术。幸亏个子矮小并不妨碍我能灵机一动。当我注意到电影院的剪票员在撕电影票时只撕其中一小部分，我有了个绝妙的想法。这个想法足以满足我看电影的欲望——我逐渐培养出了一种搜集废电影票的良好习惯，然后把两张颜色相同的过期电影废票，一张剪下一部分，拼成一张完整的电影票。只要注意到某场电影票的颜色，我从弄虚作假的票中找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基本上就可从影院门口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进去——只要进去，就万事大吉，永远不要担心找不到空位。蒙混过关，屡试不爽。到了后来，简直就令人发指地到了这种地步，即便学校发了电影票，我仍然使用假票，而把那张完整的票保存起来，以备下次作案之用。但也有不幸的时候。似乎是个什么武打片，很火暴，电影院门口的剪票员盯得非常紧，竟然每张票都翻过来看日期。这样，我的小小的诡计当场穿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羞赧万分，几乎是无地自容地从电影院恨恨地逃了出来。
这种羞愧证明我当时还多少有着少年的赤子之心，而这点赤子之心，等到了大学，我就连同理想一并毫无保留地捐弃了。当我将中学时的作案手法向哥们推广，并集体蒙电影看。由于大家的一致推崇，我们一个宿舍就都培养出了搜集废电影票的好习惯——学经济学的人，自然懂得什么叫以最少付出获得最大收益。那时，学校的电影是在学校礼堂放，大概门卫也从一般的意义上，相信大学生是很文化也很文明，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显然，我们一伙是狠狠利用了他们对大学生的一般信任了——大学几年，大概我熟悉学校礼堂的程度，要远甚于图书馆。不过，也还是有失手的时候。与中学不同的是，当礼堂的剪票员发现了我们的不轨时，大庭广众之下，我已锻炼出了面对露陷，能够浑然不当一回事，并神情自若，从容镇定地从人群中撤离——比起中学时那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我已具备了厚颜的本领。揭穿就揭穿，我照样嘻嘻哈哈，旁边任是谁的异样的眼光，也不会让我难堪——我倒是会觉得，旁边为我功败垂成而惋惜的，大有人在。那时，我和我的那伙哥们，都将这本领锻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过由于眼界不够开阔，我们没有将之作为一个普世的原理演绎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回想起这段电影消费的历史，在偶然阅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时，我从中找到了自己当初行为的一个合理而又叛逆的解释。那伙颓废而又精力无限的美国青年，由东到西横穿美国以偷车为乐，其所有的快乐也就建立在“偷”这一逾规越法的举动上。重要的是拥有越界的疯狂。一个不曾企图越界的人也许从来就未曾年轻过。再往后，著名的色情大师萨德更为我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据。为此，我为我的厚颜，心安理得。
如今我只能黯然于，我学会了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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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抵达县城之前，看电影，都是走村串寨。那时，村子里的人把看电影当成一件大事，有时扛个板凳走七八里路到别的村子去看电影。一般是公社电影队（有时是请县里请来的），组织轮流在各个村里放电影。那些从公社得到电影播映通知的社员，就会及时把这美好的消息通知到村里。然后整个村子便会沸腾起来，孩子们奔相转告，大人们也满脸喜悦。通常手头要做的事，也可以暂时搁下。在那天，大人们总是早早把晚饭做好，让孩子先吃，然后搬椅子凳子去占座。他们则要在电影播映那一刻，按时到场。如果是夏天，他们就会就摇着一把扇子，准时坐到孩子们占好的位置上。一簇簇的一家子，就在有时摇荡的银幕前，在一个个晃动的故事前，享受天伦。
那时看电影，不惟从正面看，也从反面看。正面的位置相对来说总容纳不了几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通常正面反面坐下的人群会各占一半。那时看的大多是革命战争片，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一目了然。正面反面的人群，面对面的，做的都是同样革命的道德判断。我敢相信在那个年代，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在那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前，决不会比在学校里得到的少。孩子感到困惑的常常是片中的地下工作者，以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叛徒，为此总要不断向大人询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谁好谁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人们基本众口一词地就给出了答案。革命故事片看得多了，其实孩子们慢慢也摸出了一些门道，那些长得俊俏并满脸正气的即便穿着国民党的制服，一般也是同志；而那些神情猥琐虽然在革命的队伍里，那也肯定是奸诈狡猾的坏蛋，最终会露出狐狸的尾巴，最终要为正义的事业革掉命。孩子们每每看到我们的队伍在冲锋军号吹响时，一位连长或是营长什么的，跳上战壕，举起别着红丝巾或者红布的驳壳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就会油然而生满怀的凛然正义——那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激情：要消灭万恶的敌人，要消灭的万恶的旧世界，要解放全人类。那时，只要有电影存在，每个人都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机会。
有时放的一些电影，则是京剧、黄梅戏或者越剧之类的古装片，这样孩子们大多就只能哈欠连天，早早在大人的膝头上黑甜入梦了。这类片子，如今我能记得的一部是好象叫李彗娘的电影，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了。而记得的那部，大概也是投合了孩童的善恶分明之心，因为它也告诉了我，什么人应该去同情，是人应该去仇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种可谓涉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道德判断，一应在银幕面前，不论里面的人穿的是古装，还是革命年代的服装，银幕里里外外，都在善善恶恶。那是个美好的年代，虽然我已记不大清那些看过的电影的名字，但想起那种几个村子的人，围在一个草坪上看电影的情景，就会升涌无可言说的快乐和忧伤。
毕竟，年代久远，我能记住的那些从正反两面看过的片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老猫在说话”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那只当时人们异口同声批判的老猫，它的邪恶让我拥有美好的记忆。而一场骤然而至的大雨，冲刷了一位名叫傲兰•一蕾女英雄，那个片子没有看到结尾，而这是我能记住不多的几部片子中的一部——它时常让我想象，她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另一个星光璀璨的晚上，放映的影片名叫蝙蝠，屏幕上的惊怖的黑影重重，宛如就要从银幕走下直把我掐住，让我窒息——整个的观看过程，我都在母亲的怀里颤抖。时至今日，我仍然说不出，这种颤栗究竟是一个孩子的无知所导致，还是从根本上，这就是人的命运。但不管怎样，颤栗所让我拥有的记忆，依然归之于美好。
我想此后，再想看那正反两面都可看的银幕，很难了。那种正反两面都可观看的银幕，恐怕随着一个时代的激情的消退，而永远退出了我此后的电影消费史。作为一种记忆，它或许勾勒出我们许多人这样的一段电影消费史的轮廓：最初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我们关注人类的命运；到后来，我们看电影，更多的，只关注一个人的命运。 7
曾和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个人的电影消费史，一直要写到襁褓中。不过很遗憾，童年的大多记忆以及襁褓的全部记忆，我们都保存在父亲母亲以及父母辈那一代人那里（可能的话，也许能从相册中翻出一两张黑白照片，上面记载着那没有牙齿的笑容和哭声）。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叙说，我们将永远不拥有这份记忆。如果他们一个个走了的话，那也就等于把我们早年的记忆，全部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迟早会带走那本属于我们的童年的。也许，像我们这种而今居于异乡的人，应尽可能的回到故里，听他们唠叨，那如电影画面一样梦幻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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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电影，准确来说，叫看碟。各种影碟，生活爱情情色凶杀枪战悬疑侦破科幻动画，刺激不刺激，艺术不艺术，感动不感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独自面对。如果说以前看电影，更多的只是纯粹的愉悦的成分——它甚至不是为了审美，不是为了达到所谓的无功利目的愉悦，而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那么如今看碟，它只是一种处境：一种面向更为广阔的虚无的另一个世界的处境——它不象在电影院，一个人可以和屏幕拉开一定的空间；它直接就面对屏幕，近在咫尺，让一个个的遥远的故事，就发生在眼前，默默的，既不喝彩，也不叹息，仅仅为着另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有时象傻子一样发笑，有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它无须激情。它只是在越来越自由的时代里，去寻找或者模仿那种可能的激情，以让自己能在彻底的无力感中还能涌起丝丝抗拒无聊和束手无策的感觉。它企图表明，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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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停留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