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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奥尔兹毕业，将理想付诸实践，在巴尔的摩西边一个破败社区的托儿所找了份看护4岁儿童的工作。联合广场托儿所照顾3到5岁的贫困儿童，那里只有三个拥挤的房间和一间教堂地下室。满怀热情的奥尔兹试图扭转孩子的命运。他邀请家长们在孩子的午睡时间来托儿所讨论育儿方法。他引入了一项特别能激励孩子的课程，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然而，进展远比他期待的缓慢。前来参加讨论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托儿所表现良好；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他们的家长从来没有出现，而这些孩子正是奥尔兹想要尽全力支持的。很多孩子受过虐待，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食毒品。有些孩子承受着这些巨大问题带来的痛苦，以至于不懂该如何利用所得到的帮助。有一个讨人喜欢的4岁男孩，只会用号叫和咕噜与人交流，他的母亲是个瘾君子，怀孕期间也酗酒吸毒。还有波比，戴着厚厚大眼镜的4岁小男孩，午睡时总是焦躁不安，不愿睡觉。奥尔兹问波比出了什么事，孩子愤怒地对着他叫骂。后来，奥尔兹发现波比尿床，每次他一尿床，妈妈就会打他，所以他害怕睡觉。还有一个孤僻的小女孩，她的行为让奥尔兹担心她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奥尔兹感到，他没有治愈这些孩子，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创可贴而已。托儿所的老师会宣讲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但方圆几英里之内，都找不到售卖新鲜蔬菜的超市。就业岗位稀缺，家长们长时间承受压力，脾气暴躁，要应对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与此同时，整个社区受到高犯罪率的影响，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儿童专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贫困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抚养子女的风格比中产阶级更加专制，更容易打孩子，让孩子服从强制的命令。这种专制的风格会损害孩子的情绪发展，奥尔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活在危险环境中所造成的：“除非孩子们守规矩，否则他们就有被杀害的危险。”
看到孩子们迫切地需要帮助，自己却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改变，这种沮丧的心情令人难以想象。这不过就是被美化的保姆工作而已。虽然只有4岁，但这些孩子都难以接触。奥尔兹意识到，就算只是等到学前班再帮助处境危险的孩子，都是有悖于良心的拖延。他重返校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他在离学校不远的纽约州埃尔迈拉市从事评估儿童项目的工作[20]。埃尔迈拉是一个蓝领城市，因摇摇欲坠的制造业经济而陷入困境。这一儿童项目筛查面临风险的儿童，试图为他们提供额外帮助。项目主任询问奥尔兹的看法，他的回答直言不讳：
我认为这个项目不会带来改观，我们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数据。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可以创造改变、可以进行评估的干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它能否起作用。
所幸这位主任是个可以容忍异议的人。他请奥尔兹整理出一份方案。奥尔兹提出用随机对照实验来训练家长的育儿技巧。他的想法是，从孕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岁，聘请护士定期和贫困高危初为人母的女性见面。护士会前往这些妇女的家中，因为奥尔兹在巴尔的摩已经看到，家里才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而让高危母亲前往指定地点也比较困难。护士会就戒酒、戒烟、远离毒品为孕期妇女提供咨询，提出建议，帮助她们了解可能出现的状况，赢得孕妇的信任。孩子出生后，护士会继续家访，提醒母亲注意孩子可能遇到的生理危险——小心弹珠，孩子可能会把它们吞下去；注意含铅油漆的碎片！护士也会鼓励母亲们采用母乳喂养，在幼儿哭泣时，予以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温和地鼓励母性关怀（有些案例中是父亲关怀），培养孩子的情感依恋。奥尔兹从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实施这个计划，后来又赢得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支持。1978年，埃尔迈拉项目开始招募受试妇女，其中一半随机分入护士家访组，另一半则接受社会机构的筛查和建议——后者就是奥尔兹最初要评估的那种计划。
参加埃尔迈拉项目的大部分女性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未婚少女。护士们受到指导，要耐心、热心，让妈妈们建立信任感。他们不是去发号施令的，而是要引导，要鼓励。护士史黛西的家访对象是邦妮。这个17岁的怀孕少女住在一间爬满蟑螂的肮脏的地下室里。邦妮抽烟，喝酒，打架，经常触犯法律。当史黛西建议邦妮在怀孕期间停止吸烟时，后者威胁要给她一巴掌。“这个孩子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邦妮怒吼，“别想把我的烟也抢走。”
史黛西退让两步，但继续努力培养对方的信任。原来，邦妮小时候曾遭到肢体虐待，她做临时保姆时，也虐待过其他孩子。史黛西每周家访，终于有一次，邦妮崩溃大哭：“我害怕我会对自己的宝贝也做出那种事……更何况万一他是个爱哭的孩子。”史黛西温柔地提出几条应对的办法，并询问邦妮，如果孩子开始哭闹，她可以和谁联系。邦妮想不出来。在史黛西的鼓励下，邦妮终于提起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妇人。她按照史黛西的建议，在纸上写下老妇人的名字和电话，把它钉在墙上，以备危机时使用。在史黛西的说服下，这位年长的妇女真的向邦妮伸出了援手，邦妮的男朋友对养育孩子也渐渐有了兴趣。虽然困难重重，但邦妮和男友把婴儿照顾得非常好。多年之后，孩子从高中毕业了。
在埃尔迈拉，几乎从项目一开始，奥尔兹的方法就带来了出色的效果。[21]在生命的头两年，高危母亲（贫困、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孩子遭到查证属实的虐待和忽视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五分之一。出生第二年一直是幼儿面临的一个危险阶段，他们脚步蹒跚地四处晃悠，吞下不该吃的东西。这段时间内，接受护士家访的孩子被送进急诊室的概率比对照组低56%。
在孩子长到两岁，护士停止家访以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母亲及孩子继续接受评估。两组始终保持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参加项目时处于贫困和单身状态的母亲。接受护士家访的人，在家访终止后15年内，比随机分入对照组的同类型妇女，被捕人次低69%。[22]护士家访组的母亲，经查证遭受过虐待或忽视行为的，比对照组少79%。护士就避孕提供的咨询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家访组的妇女在之后15年内生育的孩子比对照组少32%，依靠福利救济的时间比对照组短30个月。就家访组的孩子而言，他们在15岁前被捕的概率比对照组的孩子少一半。
戴维·奥尔兹实验如今已发展成“护士家庭合作计划”（y ），大体仍按照在埃尔迈拉的方式运作。在创造机遇的早期干预案例中，它成为一项有力的证据。参加项目的每名母亲每年的花费是4500美元，在两年零几个月的完整项目时间内，每个母亲的花费约1万美元出头。兰德公司（Rand）分析了这些数字，发现它们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为针对低收入单亲母亲的护士家访每投入1美元，能够创造5.7美元的收益。潘君慧（）是“社会筹资组织”的创办者，这个组织通过“社会效益债券”为非营利组织筹措资金。潘君慧监测了这些组织，她认为，在实证依据和管理上，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非营利组织中无可匹敌”。
埃尔迈拉的居民是半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内城贫民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行得通吗？1988年，奥尔兹再次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地点选在田纳西孟菲斯市，那里人口众多，黑人居民占大部分。实验结果十分相似。[23]1994年，奥尔兹又在丹佛市重复了相同的实验，那里有大量墨西哥裔居民。结果振奋人心。
地方政府对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感兴趣，视之为消除贫困、降低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途径。俄克拉何马州引进这个项目后发现，在接受护士家访的家庭中，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现在，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全美四十多个州都有项目，并已扩展到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4]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它在美国所能服务的人数仍然只有需要帮助人口的2%～3%。这是本末倒置的鲜明例证。我们有美国最严谨的反贫困项目之一，一个自己负担支出，并且成本不断降低的项目，然而，它却只能为2%～3%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帮助。这令人愤怒。
从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和其他已取得明显成功的项目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首先，婴幼儿阶段正是大脑发育、为成年生活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早期干预至关重要。这指的是帮助妇女避免意外怀孕，如果已经怀孕，则帮助她们避开诸如毒品、酒精和烟草之类的危险。与消除贫困有关的公共政策辩论鲜少涉及怀孕和哺育婴幼儿的议题，但是，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回报最高的切入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an）说，把我们投在高中和大学的大量资金拿出来帮助5岁以内的危困儿童，社会将会好得多。当然，无论哪种教育预算被砍，我们都不愿看到，但如果一定要选，我们恐怕会赞同，在打破贫穷循环上，将10亿美元花在针对高危年轻母亲的家访上，比投入到为大学教育设立的佩尔助学金里效果更显著。然而现在，资源和创造的价值成反比——大学得到的资源最多，早期疗育得到的最少。
第二，只有对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工作——养育孩子——产生影响，儿童项目才是最成功的。赋予父母们教养婴幼儿的工具，假以时日，将会培养出一个更加自信、适应能力更强的人。训练父母支持孩子的成本，远比多年后看着孩子在监狱服刑的代价小得多。
这对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培养大学毕业生，成本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捐款给大学，而是给幼儿园或父母家访项目。我们希望更多的捐助者不光资助大学教授，也支援走访高危父母的护士；我们希望富豪们不仅寻求给音乐厅和博物馆展厅冠名的机会，也乐于把名字刻上幼儿园的大门。很多教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向托儿所和预幼班项目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如果一间教堂或一个民间组织希望更进一步，从长远的角度为社区投资，那么，几乎没有比协助困顿的母亲倾注更多爱心照顾孩子更好的方式了。如同私人赞助无法建立联邦高速路系统，私人捐款也不能解决早期儿童教育受到忽视的问题，这是真实情况。我们要倡议联邦、各州及本地政府，为孩子生命的头两年投资，为家访项目负担费用，为处在孕期和抚育婴幼儿的家长提供支持。如果我们在生命的发端失去机会，日后才弥补伤害，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也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