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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也是刚来这家公司不久,负责人事,一天到晚的辖忙。这不,昨天刚刚处理完撞车的事,今天听说装卸队又出事了: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昨晚从车上摔下来,送进了医院;眼眶缝了十针,花了五千多元,眉毛无法保住。

    要说这个白脸装卸工的来历,老李心里明白。前一阵子,公司的装卸工又走的差不多了,没人装车,眼看公司的运转就要受到影响。老李急的什么似的,他一连跑了七八趟劳务市场,甚至跑到了大老远的虎坊桥和赵公口,可效果并不理想。

    印刷学院这边的劳务市场,每天人到是不少,占了整整一条街。可仔细观察,招聘的人比求职的人还要多;招聘的职位,以保安和装卸工最多,其次是保洁和保姆,再次则是房地产和餐饮;当然,其他的岗位也有,像保险、技工什么的;但是与装卸工的招聘阵势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市场到处是各样的广告,招聘者的招喊声和三三两两走过的求职者。

    老李在这里趴了三天;按照老板出的价:“月薪2600,包吃包住”根本没戏。人家出价8000的,日结180的招工都很困难。“8000,连老板都挣不到8000,骗谁呢,”一个装卸工模样的小伙子在一边唠叨着。再到其他的市场转转,情况也都差不多。出价低了吧,没人来;出价高了吧,又怕来的人干不出这价值的活。难,实在是难。老李下定决心:“把价格提到2800,并承诺干的好可以涨到3000。”终于开始有人寻问;可咨询者一听是物流公司的装卸工,扭脸就走,好像害怕什么是的。终于有三个河北的小伙子,也是刚从一家公司跑出来的,说是老板欠薪,不干了;仨人看着老李,觉得不像骗子,说话也很实在,答应明天过去看看。老李似乎看到一点希望。

    第二天,老李一早就来到了单位,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里急,打个电话问问;人家说不来了,理由很简单:每月20日发薪,害怕压工资。老李惊叹这招工的混乱和艰难,眼前出现一片的黑暗。

    还是负责装卸的三炮有办法,死说活说把湖南老家的表弟和两个老乡叫了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表弟有点傻,安排干点粗活,老乡一个老吴,一个老王,都是庄稼人,不怕吃苦,跟着三炮一起装车;每天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周六周日也没个休息。老李很担心,觉得这终归不是个办法。

    果然,还不到一个月,老王就与老板闹翻了。早晨一上班,公司就来货了,三炮的表弟卸货,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客户急,三炮的手机又没人接,只好找到老板。老板愤怒地把三炮从床上揪起来,说他不会安排工作,说他没有服务意识,说他就是农民,说他没有素质。三炮揉着双眼,迷迷糊糊地说:“累,实在干不动了。”他不敢多说。这个被年轻的妻子抛弃,独自赡养着老母和女儿的人,知道一切都要忍耐。

    消息传了出去,同乡的老王不干了:“我们干到早晨5点才收工,你怎么不说呀,干活说干活,农民怎么了,没有农民你们都得饿死。”跟老板吵了起来;中午,他向老李提出了辞职,他说他是人,他也希望挣钱;但他不愿被人歧视,他要的是尊严。老王走了,老吴跟着也走了。老板也因此安静了下来。

    话说到这,就跟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有了点关系。老王老张一走,装车又缺人了;总得商量个办法。三炮拖着疲惫的身子,没精打采地说:“只有找装卸队帮忙,”尽管他知道老板不愿意这样。老李倒觉得三炮的提议还算可行:一来招工困难,二来像这样今天来俩人明天走三人的,也不利于工作的质量;就公司眼前的状况,想拥有自己的装卸团队,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人家不是说买船不如租船吗,这兴许是一个途径。老板总算答应,并承诺亲自负责这个事情。

    第二天,老板果真带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装卸队的刘经理;一个是他的助理,一个留着黄头发的小伙子。说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交道。

    你还别说,这个穿着平淡,说话总是挂着笑的刘经理,还真是行道的里手。不论是服务的理念,还是实际的操作,从铁路到公路再到航空,如何提货,如何交运,如何处理货损货差,如何理赔,说的头头是道,还真叫老李有些佩服。

    经过一番的讨论,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签合同的时候,老李才知道对方没有执照,感觉有点悬。老板说:“没事。”

    次日一大早,黄头发的助理就带着两个装卸工来了。其中就有那个白脸的装卸工,看上去有四十岁出头,中等身材,体质瘦弱,头发稀松;一张老实的白脸没有一点的血色和表情,像张没有内容的纸。另外一个,是个面色黝黑的壮小伙子,据说是刚从山东的老家赶来。三个人的工作由三炮来安排;老李只是有时过来帮忙。

    老实说,老李第一眼看见那个黄头发的助理就不喜欢,感觉他简直就是个流氓。高大的身材,四方的大脸,黑黑的;小小的眼睛,厚厚的大嘴,头发是烫过的,特意染成黄色;走起路来光这个膀子,摇摇晃晃的,一幅自以为是的德行。听三炮一说,老李才确切地知道他叫康晓飞,28岁。

    事实证明,老李的判断确实有点跑偏。几次的接触,听的,看的,老李觉得小康并不简单,至少,他比三炮干活漂亮。卸货码拍,他只要瞟上一眼货,就知道多少件打底,如何的压缝,干的那叫一个麻利;码好货,横平竖直的,每拍一致;点数、量方全凭心算,比拿计算器的人还要快。单凭这一点,已是上等装卸工的水平。装车是他的专长,他懂得车载:17。5米的板车、13,5米的高栏、和大箱车,每车装载的吨、方,他全知道;他善于估货,货物的体积和重量,只要看一看摸一摸就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组织装车,他知道那个先装,那个后装,重货在下,轻货在上,有条不紊,紧张有序:装好的货,车车垂直压缝,紧密牢固,装载达标,看着叫人舒心。还有一点,老李没有想到,他会开叉车,尽管没有车本,可开起来比专业的还要棒,可他轻易不动这玩意,只是给人帮忙的时候,才临时的操作;他知道逃避安全人员的检查,避免无照驾驶的惩罚。为人呢,老李觉得小康挺讲义气,他是个急性子,恨活,不像三炮那样,磨磨唧唧,没章没法的;炎热的夏天,不干活也要出汗,可小康总是站在高高的车上,光着个身子,一拍一拍地卸,一车一车的装,没命的干;渴了、饿了自己买些饮料和食品,也从不忘记同来的两个伙计。

    一次,老李帮忙装完了车,和小康躲在小黑屋里抽烟;问起小康的经历。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无奈地说:“我们也很难:我18岁从河北的老家到北京,现在已经10年;我在施工队当过小工,推石子、扛水泥、砌墙,什么都干过。后来跟着人家倒卖服装,挣了一点钱,心也有点大了,看着服装加工赚的快,自己也跟朋友借钱开了个厂子;不知道是自己不会做生意,没有门路,还是经济危机闹的,不到半年厂子就办不下去了,欠了20万的债务;现在几十台缝纫机还在大红门扔着。出了这事以后,为了还钱,我四处找工作,有活就干,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物流公司我也干过,可是那家的老板太黑,明明是他自己的错,硬要把责任赖到装卸工的身上,扣人家的钱;我不过为人说了两句话,把我也给辞了。”

    稍微停顿了一会,老李和小康又相互递了一支烟。

    “后来,”小康接着说;“我遇见了小光,也就是我们装卸队的经理,他比我还惨,欠债100万。我觉得这人很和善,讲话也很有水平。他说让我跟他一块干,搞个装卸队,这行业门槛低,起步容易;他在山东的老家有一定的影响力,招工不是问题。我就答应了。现在已经干了两年,有十几个工人;有物流公司的活我负责;其它的活就由小光亲自带着干;他老婆负责财务,在网上招揽业务,有时也上大街撒小广告,赶上活多,还有到人才市场去招人。”

    听了小康的介绍,老李有些好奇,还想多知道一点;看看窗外,暂时还没有工作,又递给了小康一颗烟“你觉得这样干行吗?”老李问。

    “总的来说还算可以,收入要比其他的地方多点,就是业务没谱;有时一个月都没活,呆的心里害怕,有时活多的忙不过来,临时找人吧,很难;有一次好不容易找来了6个人,第二天就走了5个,我们只好连夜的干。这样的事经常的发生。我相信,您一定也去过劳务市场吧,那里的人,好像都有一种彼此不信任的感觉,您说是吧?”

    “对。是这样的”

    “这不,小光和我合计着,找几家像你们这样长期合作的客户,业务才能稳定。”

    “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怎么不爱言语?”老李不想接小康刚才的话题,心里想,能不能够长期的合作,自己还真说不清楚:这个一天三变的老板,谁知道他那天又改变了主意。

    “他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工人,打我们起摊的时候他就在;三十好几了还没取上媳妇;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一个,房子还没有盖上,妹妹还在上学;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父亲又得了重病,瘫痪在家里;全家都指着他在维持。”

    听完小康的话,老李又把这个白脸阅读了一遍:这个默默无语、未老先衰的人;这个总是坚守自己岗位的人;这个你叫他干啥他就认真做好的人;这个有点空闲就躺在货物上,望着货场的屋顶或什么也没有的天空的人。他在想什么?是家乡的小路和溪水,是父亲的药费和妹妹尚未穿过新衣,还是母亲期盼的目光和那个不知道什么模样的爱人,,。

    “那你结婚了吗?”老李的好奇仍然没有减退。

    “结婚,我不敢想,离家十年,回去娶媳妇,不可能,自己已经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在北京安家,想都别想,就我目前的状况,除了满头的黄发,我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等还了债,再说吧。”

    听了这话,老李似乎对“黄毛”有了一些的理解,甚至为他感到难过;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20点,该下班了,老李知道小康他们还要继续的干,就告辞了出来。

    之后的几天,小康没有来。说是刘经理把他叫走,干别的去了;换了一个叫胖子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这家伙可不像小康那样实在,仗着自己是个小头,尽耍滑头,别人在那里卸货,他却躲在货物的后面睡觉。

    还是这个夏天,还是那么炎热的天气。下午,司机小张拉货回来就往有空调的营业厅跑,大口大口的喝水;老李猫在屋里,一边吹着电扇,一边在网上浏览着求职者的信息。突然外面有人喊他,就急促放下了手中的活。货场上已经围了许多的人。

    原来,拉回来的货物没有装稳,叉车的震动,使车上的货物滚落下来,正好砸在准备卸货的那个山东小伙的肩上。好几百斤的东西砸的小伙子顿时就痛晕了过去。三炮找人把他抬到一个平整的货物上,就给刘经理打了电话。老李到的时候,小伙子已经睁开了眼前,但是不能讲话;看看肩膀已经肿了老大一片,手臂也抬不起来。

    约莫半个小时的光影,刘经理就赶到了;浑身的泥土,还骑着一辆破布垃圾的摩托。老李建议马上去医院,看看结果再说。众人帮忙把小伙子扶上了车,就让小光给带走了。

    次日,老李见到老板,说起昨天的事故,提议过去看看;尽管伤的是合作方的人,可事故毕竟在咱们的货场发生。老板也有些害怕,立马答应,并说自己还有急事,让老李带他问候。开着公司的小车,让那个叫胖子的装卸工带路,老李就出去了。

    说是距离很近,可拐了七八个弯,还是没到。老李一边开车,一边开始怀疑:这是哪呀?村子不像村子,镇子不像镇子,乱的睁不开眼睛;这难道是在北京吗?他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胖子说:“向前走,再向左拐就到了。”老李停车去买食品,一开车门,热气夹着烂菜叶子的味道就迎面而来,破烂不堪的马路上,尘土飞扬,看不清行人的脸;卖菜卖水果的、卖煎饼的、卖馒头卖面条的、卖鞋买袜子的,,,排的满街都是;但买者并不多。天空中时时传来各种方言的叫卖声。

    老李左右看看,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超市和商店,找了一个较大水果摊,门前是一片黑乎乎的泥水,老李只好迈着大步进去,挑了两个品种,又到边上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食品店拿了箱奶。“发票没有,可以给你写个字条,”那个像老板娘的女人说。老李无奈地走了出来。

    回到车里,老李感觉像个逃难的人,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快到达的时候,胖子叫老了把车停在路边,说里面的胡同太窄。

    老李出了车门,正赶上小康从那边晃晃悠悠的过来;穿这个拖鞋,光这个膀子,手里拎着一大包的馒头和几盒的咸菜;说是小光的媳妇到劳务市场去招人,现在还没有回来,叫他先把大伙的饭做了;这不,煮了一锅的冬瓜,怕不够吃,又买了二斤的咸菜。老李说明了来意。小康有些激动,急忙叫胖子接过老李手中的东西,引着老李向胡同的深处走去。

    胡同并不很长,可以看见尽头像小山似垃圾,两侧是几排红砖灰瓦的平房。脚下的洋灰路已露出片片的石子,路的两旁的排水沟散发着又臭又醒气味;成群的苍蝇肆在无忌惮的飞舞;排房与排房之间用砖墙封闭着,透过小门可以看见家家门前的杂物,过道只有人和自行车的宽度;几只见不到主人的狗旁若无人地遛着。老李的心里有些愕然,依稀在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庄见过这样场景;但又不十分的相像。

    装卸队的住处已经到了。刘经理在门口迎着老李,还是那身蓝色的工装,还是满身的灰土;“这里条件差点”刘经理说着把老李向里让。几个村妇模样的女人正在洗衣洗菜,两个半光着身子的小孩站在妈妈的背后。原来他们的住处,却是在这一片平房里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楼里。

    楼里没有灯,黑漆漆的;楼梯是用铁架做成的,又陡又窄,每次只能通过一人;老李一步一停地跟着刘经理上了二楼。

    “小伙子伤的怎么?”老李问。

    “昨天去了医院。重度的肌肉损伤,轻微骨折,大夫说住院观察;没有那么多钱,拿了点药,就回来了。”

    楼道一丝的风也没有,闷热的叫人心慌;尽头的窗子透进一些光,让老李隐约看清人的脸;两侧并排着几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像是一个消失了的工厂的宿舍;小屋没有窗,也是漆黑的一片,除了六张铁床,什么也没用。

    受伤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讲话还很困难,说是一点的动作就会引起身体的疼痛。老李安慰了几句,叮嘱小伙子好好养病,就告辞了出来。

    刘经理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向老李介绍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这是我老乡的孩子,在曲阜上大学;放暑假,勤工俭学,明天到您那里上班。”老李点点头,心里又是一阵的惋惜,一阵的酸楚。

    拉着胖子回来的路上,老李一句话也没言语。他感叹这些人的艰苦,感叹人间的差别,感叹这高速发展的社会还有那么多鞭长莫及的地方,,。